〔内容提要〕 铁营子墓地M23和M33出土铜器的年代都在战国早期晚段或稍晚，M33出土的柱脊短内戈拓展了此类器物的分布范围，根据现有材料可建立此类戈的演变序列。文化因素分析表明，两座墓葬包含燕文化、玉皇庙文化、辽西本地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文化面貌复杂。两座大墓的年代、地理位置、文化面貌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最为符合，墓主人可能是东胡的上层贵族。
2013年，赤峰博物馆和喀喇沁旗文物局对喀喇沁旗西桥镇铁营子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59座战国时期墓葬。该墓地位于燕长城以南的老哈河支流的坤头河流域，墓地资料尚未完全发表，发掘者仅介绍了两座被盗的高等级墓葬M23和M33的情况。其中，M23为赤峰地区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随葬中原式青铜礼器的战国墓葬，M33发现了同时期在辽西地区罕见的殉人葬俗。墓葬的地理位置、时代和文化特征与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的东胡有密切联系，是赤峰地区战国时期考古的重要发现。但是，发掘简报对两座墓葬的年代、文化性质没有提出明确的认识，只说明是战国时期墓葬，墓主人应担任重要官职。鉴于这两座墓葬在辽西战国考古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本文尝试在这方面进一步探索。
一、M23和M33概况
M23为带二层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因多次被盗，墓口尺寸并不清楚，仅知墓底长2.6、宽1.4 、墓残深5.75 米。墓葬填土及墓底均经夯打。殉牲种类包括鹿、马、牛、狗，均为用头蹄代替全牲。墓葬被严重盗掘，仅棺木下椭圆形腰坑内的随葬品幸免于难，腰坑内的随葬品均为中原式及燕式的青铜器，包括鼎、盖壶、提梁壶、盘、匜、勺、匕、敦各1件，素面觚形杯2件，耳杯10件（图一）。此外，在墓内扰土中也清理出青铜器、骨器、石珠、金箔等随葬品。简报只发表了部分随葬品的照片。
M33为带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6.9～7.1、宽4.2～4.5、墓深3.66～3.7米。殉牲种类包括鹿、马、牛、猪、狗，均为用头蹄代替全牲。墓葬被盗扰严重，只在扰土中发现一些残存的随葬品，包括柱脊短内戈1件、铃形器2件、环形器4件、车具1件、饰件5件、环4件、镞2件，均为青铜器。还包括黑色和白色石串珠31颗、角质马镳6件（残）、环形骨器2件、骨镞9件、陶纺轮1件。在主棺西侧的殉人墓中发现有海贝8颗、环首刀1件、青铜腰带具1套、骨弓弭1件、青铜锥1件。简报只发表了部分随葬品的图片（图二）。
二、墓葬年代
M23出土铜鼎的形制与通县中赵甫墓（图三，3）所出相似，均为兽首蹄足，且腹部施回龙纹。差别在于M23下腹部施纹且上下腹纹饰之间以凸棱间隔，这些特征与东大杖子M32∶27（图三，2）相同。在原发掘简报中，通县中赵甫墓和东大杖子M32分别断代为战国中期晚段、战国中期前后。由于东周时期燕墓材料零散，以往学界对燕文化铜器墓的年代判定存在诸多分歧。随着东周燕墓材料的逐渐增多，以及对部分仿古形态器物的正确识别，东周燕墓的编年序列逐渐完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裵炫俊、王腾飞两人的成果，他们先后探讨了东周燕墓的编年序列，所得结论基本相同，本文对燕墓的断代均依二人观点。裵文及王文均将通县中赵甫墓和东大杖子M32的年代定为战国早期晚段。因此，铁营子M23所出铜鼎年代也应相同。M23的铜敦为典型的燕式敦，形制和纹饰与上述战国早期晚段的通县中赵甫墓所出（图三，4、5）。铁营子M23的提梁壶腹部施散螭纹，形制和纹饰与洛阳中州路M2717∶88及陕县后川M2040∶29相似（图三，6—8），洛阳中州路M2717为战国早期晚段，后川M2040的年代也在战国早期，该壶的年代应在此区间内。铁营子M23随葬的铜耳杯数量颇多，实为罕见。其形制与春秋末年的太原晋国赵卿墓（金胜村M251）出土耳杯相似（图三，10），均为椭圆形耳、平底，两者年代也应当接近。综上所述，铁营子M23出土的大部分青铜礼器的年代都为战国早期晚段或稍晚，该墓的年代大致在这一范围内。
铁营子M33出土器物中仅柱脊短内青铜戈和环首铜刀这2件器物具有明确的断代意义。环首刀环首较方，环首与刀柄弧度较小，年代大致在战国早中期。在铁营子M33资料发表以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柱脊短内戈除宽甸双山子和丹东望江出土的2件位于辽东以外，其余7件都发现在大凌河流域，即辽西地区东部。包括建昌于道沟墓地收集1件，建昌东大杖子出土3件，梁家营子采集1件，伞金沟采集2件。辽西的柱脊短内戈除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3件外，其余4件均系收集。M33这件柱脊短内戈的发现，将柱脊短内戈的分布范围扩展到了辽西西部的老哈河流域。关于柱脊短内戈的形制演变，学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但在细节方面，还有可明确之处。
以往学界多将建昌于道沟墓地、葫芦岛伞金沟墓地及东大杖子M20所出的柱脊短内戈视为同一类型（图四，1、4、5），但细观其形制，这3件戈双翼的形状有明显的差异。于道沟90M1∶4翼缘呈弧状，伞金沟所出同类器翼缘平直，东大杖子M20∶6翼缘亦平直。双山宽甸子及燕下都辛庄头M30所出戈已经是同类器最晚的形态，年代定为战国晚期（图四，7、9），这两件戈双翼虽退化严重但仍可看出翼缘平直，翼部形态与伞金沟及东大杖子M20所出更为接近。东大杖子M11所出双胡戈则显示了柱脊短内戈翼缘从圆弧向平直过渡的中间形态（图四，3），翼部弧度变小、翼缘弧折。井中伟根据铜戈形态将建昌于道沟90M1的年代定为战国早期，裵炫俊将东大杖子M11的年代定为战国中期早段，将东大杖子M20的年代定为战国中期晚段，王腾飞对东大杖子M11的断代与裵文相同。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建昌于道沟→东大杖子M11→东大杖子M20→辛庄头M30这4座墓葬从早到晚的年代序列。根据4座墓葬所随葬的柱脊短内戈的翼部形态，可将柱脊短内戈演变规律归纳如下：翼缘由弧状变为弧折继而变平直，胡部逐渐变窄，双翼变短趋于消失。
仅从形态方面的差异就推断器物的年代早晚略有证据不足之嫌疑，还需要有更加明确的同出器物组合加以旁证。幸运的是，东大杖子M20经过科学发掘，建昌于道沟90M1的遗物虽系收集而来，但共存关系明确。于道沟90M1出土有燕式陶盖豆及中原式戈，均具有明确的断代意义。于道沟90M1的陶盖豆盖纽为喇叭形，豆盘和盖的外壁施多组折线纹（图五，1）。在燕文化核心区，带喇叭形盖纽的盖豆多流行于战国早期，如西贯城村M18∶4等（图五，2），于道沟90M1随葬的中原式戈（图五，3），井中伟就其年代做过详细考证，认为该戈与太原金胜村M251∶649-1戈形制基本一致（图五，4）,其时代不会早到春秋中晚期,但下限也不会晚于战国中期。根据两件器物的分析，可将于道沟90M1的年代定为战国早期。
东大杖子M20随葬的圈足罐与盖罐少见于东北地区，可能是对燕式陶器的仿造，难以作为断代依据。目前，简报所发表的该墓出土器物中仅1件曲刃青铜短剑可进行明确断代。该曲刃剑通体细长，节尖位置靠近剑柄，剑锋较长，无脊突（图六，3）。吕军系统探讨了曲刃短剑的形态演变，该剑属于吕军所定的Aa型V式剑（图六，1、2），她将该式剑的年代定为战国早中期。裵炫俊也将出土这种形制曲刃剑的喀左南洞沟墓葬的年代下限定为战国早期。东大杖子M20曲刃剑的剑柄盘的盘底两头下垂，这属于较晚时期的特征，该剑年代应晚于喀左南洞沟所出短剑，年代应在战国中期。值得注意的是，东大杖子M45发现了与M20∶6相同形制的柱脊短内戈（图六，4、5），M45随葬有年代明确的中原及燕式青铜器。裵炫俊和王腾飞先后讨论了这座墓的年代，虽然两人对该墓的年代判断存在分歧，但均认为该墓属战国中期，该墓的年代也可作为判断M20年代的一个旁证。综合上述分析，东大杖子M20的年代应定在战国中期为宜。因此，于道沟90M1的年代早于东大杖子M20。根据对辽西地区出土柱脊短内戈墓葬年代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柱脊短内戈演变的过程进一步细化。即翼缘由弧状变为弧折继而变平直，胡部逐渐变窄，双翼变短趋于消失。总体来看，Ⅰ式戈的年代在战国早期，Ⅱ式戈年代大致在战国中期早段，Ⅲ式戈年代在战国中期晚段，Ⅳ式戈和Ⅴ式戈属战国晚期。铁营子M33所出双胡戈，翼缘呈弧状，双翼较宽，这些特征与于道沟90M1∶4形状相同，两者均为Ⅰ式，年代在战国早期。
综合以上对铁营子M33出土的环首刀及柱脊短内戈的断代分析，可将该墓年代定为战国早期。
三、文化因素分析
（一）燕文化或中原文化因素
铁营子M23的腰坑内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只缺少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鼎、豆、壶、盘、匜组合中的豆，从组合看，与同时期的燕及三晋文化墓葬并无差异。表面上看，M23的墓主似乎已经认同了中原的礼制。但随葬器物的摆放位置、摆放方式，以及数量方面又与中原礼制有明显的差异。该墓所有的青铜礼器均埋藏在棺底的腰坑中，觚形杯及耳杯置于盖壶内，铜匕则置于提梁壶中，耳杯有10件之多。这些特征与燕及中原墓葬将随葬青铜礼器依照组合放置在二层台或椁上的方式完全不同，这说明两座墓葬并非燕文化墓葬。
（二）玉皇庙文化因素
铁营子M33出土的腰带由带钩与带饰组成，类似的组合仅见于延庆玉皇庙M209等墓，相似的衣着装饰表明两者间有密切联系。此外，玉皇庙文化末期的高等级墓葬多随葬大量中原式及燕式礼器，仅随葬少量北方文化因素器物，这一现象与铁营子M23相似。金器和石珠串饰是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人群的流行装饰，该墓所出土的金箔与石珠应属于北方文化因素。M33及其主棺西侧二层台上殉人墓的随葬器物多为装饰品、车马器和武器工具，这种随葬器物组合与冀北地区玉皇庙文化部分墓葬类似，北辛堡M2即是如此。另外，我们注意到，铁营子M23所出铜鼎有明显的使用和补铸痕迹，表明铜鼎是作为实用器使用。这一现象与中原诸国将铜鼎作为礼器习俗不同，却与冀北地区玉皇庙文化人群将青铜礼器作为实用器的习俗相似。
M33二层台上有殉人，这种墓葬形制也不见于同时期的辽西地区，只可能与其南部的玉皇庙文化或燕文化有关。属燕文化的涿鹿古城M2和玉皇庙文化末期的墓葬怀来北辛堡M1发现有殉人。涿鹿古城M2的殉人无棺椁，无随葬品，地位较低。北辛堡M1的殉人有棺椁随葬短剑、带钩，表明殉人可能有一定地位，与墓主关系密切。铁营子M33与北辛堡M1的情况相似，殉人有棺椁及随葬品，地位较高。加之两者地理距离较近、年代相同、文化面貌相似，两者殉人葬俗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玉皇庙文化的殉人习俗并不普遍，仅见于晚期的少量墓葬，来源有待进一步探究。
铁营子墓地M23、M33中的殉牲均为头、蹄搭配殉牲，殉牲放置在填土及墓底。以动物的头蹄部位殉葬，殉牲位置位于填土或墓底的习俗是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特有的葬俗，两墓所处的辽西地区距离冀北的玉皇庙文化最近，殉牲葬俗可能渊源于此。M23因经盗扰殉牲已经不在原位，M33的殉牲均位于墓室南部二层台上。殉牲种类有马、牛、狗、鹿、猪，不见羊。具体数量未知。殉牲的种类与冀北玉皇庙文化的相同，即均以马、牛、狗、猪为主，不见有羊。
以往在东北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遗存中也曾发现过一些属于玉皇庙因素的器物。如西拉木伦河流域林西井沟子墓地中所见的涡纹泡饰、变体鸟形饰及马牌饰等，这些装饰品流行于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此外，在大凌河流域的凌源三官甸墓地、五道河子墓地也发现有大量玉皇庙文化因素的器物，甚至远在嫩江流域的泰来平洋墓葬也发现了玉皇庙文化因素的装饰品。从上述遗存所反映的信息看，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玉皇庙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向北传播。而这一阶段也是燕文化向玉皇庙文化势力范围大举扩张的主要时期，由此导致了玉皇庙文化的北传。
（三）战国时期辽西文化因素
目前所见，正式发掘出土的柱脊短内戈多见于战国时期分布于大小凌河流域的辽西本地遗存，如建昌于道沟90M1，东大杖子M11、M20、M45。这些遗存最有可能属于战国时期貊人的遗存，华玉冰近年将其命名为东大杖子类型。可暂将铁营子M33出土的同类器归为辽西本地的文化因素。
（四）来源待考的因素
铁营子M23为有腰坑且带二层台的大型墓葬，这种墓葬形制不见于同时期的辽西地区，也不见于同时期的燕及中原地区，却与战国早期属于鲜虞及中山遗存的河北行唐县故郡墓地的部分墓葬相似，两者都存在腰坑放置随葬品的葬俗。
东北地区也曾发现过仅见于鲜虞及中山遗存的器物。如属井沟子类型的敖汉铁匠沟墓地所出土的野猪交媾形牌饰，这类形制牌饰不见于玉皇庙文化，却见于属于鲜虞及中山遗存的满城采石场石椁墓。玉皇庙文化和鲜虞及中山遗存都属于杨建华所划分的中国北方东周时期的第一类遗存，鲜虞及中山遗存的年代上限晚于玉皇庙文化，主要分布区域位于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域以南。早期鲜虞及中山遗存的文化面貌与玉皇庙文化有相似之处，积石墓、花格剑、虎形饰、盘卷金丝式耳环都表现出了和玉皇庙文化的联系。如何看待M23所见的这种葬俗？是因为玉皇庙文化人群在北迁过程中，伴随着少量鲜虞及中山人群的北迁？抑或是腰坑放置随葬品的现象可能也见于玉皇庙文化墓葬，只是目前尚未发现？解决这一问题尚需更多的材料。
综上所述，铁营子M23、M33所含的文化因素十分复杂，随葬品和葬俗至少包含了上述四种文化因素，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交织的特点。这也体现了战国早中期辽西地区遗存的总体特征。
四、与东胡遗存的关系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有关北方诸侯国和东胡实质性接触的记载，只有关于燕修长城的原因这一段，即“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据陈平考证，秦开破胡的年代应在燕昭王晚期即战国晚期早段。综上而言，东胡是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古代族群，在燕修长城之前的战国中期或更早，东胡的分布范围曾越过后来的燕长城，控制了燕长城以南大部分区域。战国晚期早段燕长城修建以后，东胡的分布范围收缩至燕长城以北，与燕国隔长城对峙。
铁营子墓地距燕北长城仅16千米，位于燕北内长城南侧，与东胡战国早中期的活动范围相符。赤峰地区目前所见的燕文化墓葬和城址墓均属战国晚期，此时，本地原有的北方文化遗存基本消失，与战国晚期早段秦开修长城、却东胡的记载相符合。
林沄曾指出，在战国早期中原强国逐渐向北扩张之时，部分戎狄可能选择了退向长城以北，融入胡人的游牧人大联盟。可以想见，战国早期的胡人游牧联盟才刚刚形成，在接纳了北迁的部分戎狄系统因素之后，文化面貌应相当复杂。东胡属于胡人集团的一支，其文化面貌亦应如此，铁营子M23、M33所反映的多种文化因素交织的情况便与之相符。
上述分析表明，铁营子M23、M33的地理位置、遗存年代、文化面貌等特征均可与文献中的东胡对应。这两座大墓的墓主人能使用精美的青铜礼器和车器，说明他们可能是东胡的上层贵族。但至于该处墓地的具体文化归属，还有待墓地陶器材料的公布，成璟瑭认为该墓地的性质可能与东大杖子墓地相似。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其一，铁营子墓地M23与M33的年代应在战国早期，随葬器物、葬俗包含了燕及中原文化因素、玉皇庙文化因素、辽西本地文化因素等多类文化因素，文化面貌复杂。
其二，两座大墓的年代、地理位置、文化面貌与文献记载的东胡相符合，墓主人可能是东胡的上层贵族。
本文作者：张振腾，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潘玲，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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