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在一起战斗和工作了多年。定均是一位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他出生入死，英勇奋战;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这里，我只回忆几个小小的片断。
(一)
记得，一九四三年春天，定均和我奉命率领部队到河南林县、辉县、安阳、汤阴和获嘉等地开辟太行七分区，他任分区司令员，高扬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我任分区政治部主任。那时，这些地方都是刚从敌伪手里收复回来的'新区'，由于敌伪长期盘踞该地，对这里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敲榨勒索，搞得民不聊生。同时，又连年遇上了严重的早灾和蝗灾，特别是林县和东姚地区的蝗灾更为严重，一眼望去，赤地千里，成群飞舞的蝗虫遮天蔽日,庄稼颗粒无收，只有漫山遍野的乱石、坟岗和枯黄的杂草，村村破落萧条。林辉地区的许多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逃荒要饭......部队在这里进驻后，不仅周围的敌伪军天天骚扰抢劫，并且面临着严重的饥荒。那时，我们不但不能向群众伸手要粮，还要想方设法地救济群众，帮助群众度过灾荒。怎么办呢?
定均和我根据北方局、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开展生产节约的指示，决定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解决粮食和蔬菜问题。为此，我们给部队提出每个指战员开多少荒地、种多少粮食和蔬菜的具体要求。可是，任务下达后，有些同志缺乏信心，说这样困难，那样不行，甚至牢骚满腹，思想不通。看来，部队要完成生产任务，解决粮食蔬菜问题，在这个新区站住脚并不容易。我和定均都有些心急，反复思考，几宿没睡好觉。怎么办?干!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起床号就'滴滴嗒'地吹响了，分区机关和部队人员都集合去村外河滩边上出操。一到河畔，大家全愣了，那是谁?司令员?大家见定均带着他的参谋、警卫员、马夫几个人正在那里一锹一锹地开荒种地，一个个都汗流浃背。带队出操的值班参谋急忙跑去向他报告，他扔了手里的铁锹，抹干脸上的汗水，两脚沾着泥巴，急步走到队伍前面。他扫了大家一眼，说:'谁想不挨饿，谁就得拿起锄头来干。眼看这里老百姓日子这么苦，咱们开荒种地，减轻他们的负担，就是我们每个革命军人的职责，谁也不能例外，就从我当司令员的做起!'说着，他回头用手一指:'这块荒地，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的任务，我们保证秋后打出粮食来，不信，大家今后监督!'说完话，他就转身'蹬蹬'地下河边继续开荒挖地。当时，所有出操的同志都站在河滩上鸦雀无声，不知谁喊了声:'向司令员学习!'大家的情绪顿时活跃了起来。值班参谋一声口令，队伍立即解散，各人都飞快地跑回机关住地，有的扛锄头，有的拿铁镐、筐子，来到河滩上根据分配的任务，叮叮当当地干开了......从此，谁也不再发牢骚，说怪话了，而且大家开荒种地的劲头都很大。那时，我们就采取了实行包干制的办法，效果很好。由于定均对部队开荒生产不仅抓得紧，而且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感动和教育了广大指战员，部队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分区政治部还曾一度搬到辉县后山去一面开荒种地，一面就地办公。这年秋天，我们解决了粮食、蔬菜、食油的困难问题。生活改善了，同志们情绪也高了。我风趣地对定均说:'司令员，你的那块责任地作用大啦，不但生产了粮食，而且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啊。'他听了笑笑说:'若要人下水，自己先脱鞋嘛!'是啊，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不论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还是执行纪律，定均要求部队做到的，自己总是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生活再苦，伙食再差，他从不吃小灶，总是和机关干部战士一样吃山芋、野菜;常常和身边的警卫员、饲养员一起睡地铺;和战士们穿一样的粗布军服和布鞋。他从来也没有一点特殊啊!
（二）
我和定均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开辟太行七分区和在豫西区并肩作战，到后来中原突围时分手，前后一起战斗了四个年头。这些年里，我俩率领太行七分区部队和中原一旅、三旅等部队转战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同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打了许多仗。定均指挥作战，善于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沉着果断，战术机智灵活。一九四三年夏天，我们在'水林战役'中围困林县城。当时，盘踞在城内的有伪县长李同秀的千余伪军，还有少数日军。林县，不仅是我们七分区的腹地，又是太行地区重要的产粮区，不拔掉这个'钉子'，对开辟七分区工作非常不利。我们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当部队紧紧围困林县城后，敌人慌了阵脚，急急忙忙从东面的安阳、汤阴纠集了一伙日伪军，沿水林公路由东向西--次又一次地赶来增援，妄图解救被围的林县之敌。在狭小的公路上，前面是一群挤挤攘攘的穿便衣、佩短枪、骑自行车的汉奸;后面跟着的是一队队打着'太阳旗'，扛着日本'三八式'大盖枪和'汉阳'枪的日伪军。敌人倚仗人多武器好，耀武扬威、杀气腾腾，气焰非常嚣张。当时，我们主力不足两个团，既要围城，又要迎击城外这些增援之敌。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城外敌人已距林县城不远了，城内敌人也很嚣张，情况十分危急。是撤，还是打?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在定均那张冷峻而坚毅的脸上。他站在前沿指挥所的山包上沉思了片刻，即转过身来对身边的人员坚定地说了声'打!'接着，他就沉着、果断地亲自组织指挥部队进行出击，狠狠地'敲'了城东那股增援之敌，打得敌军兵慌车乱，死的死，伤的伤，狼狈而逃。城内的敌人也被我军在运动中大部歼灭，我们胜利地结束了解放林县城的战斗。
定均打仗时，非常注意细致周密地分析研究敌情、地形等，做到知己知彼，从不打莽撞仗。好几次，他还亲自带着侦察人员摸到敌人前沿几米处去观察敌情。为这事，我劝阻过他，要他注意，但他常常不顾自己的安危。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在伏牛山战役中，上级决定组织临时前线指挥所，他是前线指挥员，我为政治委员，方升普同志任副指挥。我们决心歼灭长期盘踞在背子街之敌。背子街是个大土围子，当时，驻有敌人一个加强营，包括杂七杂八的土顽近千人。这里，四周都是明碉暗堡，前沿有战壕、鹿砦等障碍设置，工事筑得坚固。战斗开始了，定均不仅亲自带着侦察、作战参谋接近到敌人的工事前沿侦察情况，选好突破口，而且还和突击队一起爬城。战斗打得激烈时，他和我们冒着密集的炮火，紧紧地跟随突击队猛打猛冲。结果，这次战斗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全歼了敌人。活捉了敌军营长，俘虏了官兵数百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而我军却无伤亡，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仗。
定均指挥战斗，不仅沉着冷静，而且一旦战机成熟，却又非常坚强果断、有胆有识。记得一九四五年，为打击破坏抗战的国民党叛顽军，我们组织了伏牛山战役。当时，有人主张先打外围，后打腹地，而定均却坚定地说:'这一仗要打，就要先挖敌人的心脏，再砍敌人的手脚!'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详尽地分析了敌情我情，然后，提出部队绕过敌前沿阵地，直插伏牛山西段九道梁，首先拿下傅店，尔后回师东进，横扫车村等地残敌，最后歼灭背子街的敌人的战斗方案。后来，我们按照定均的方案，先打傅店，后打车村，再打背子街。果然，我们不仅一举全歼了傅店之敌，捣毁了敌人的许多仓库、兵站，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而且杀了一个回马枪，把龟缩在车村、背子街的敌人一扫而光，取得了三战三捷的战果。许多同志赞叹道:'皮总'真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将才啊!'
（三）
定均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小时候，他给地主放过牛，做过小雇工，不仅挨饿受冻，还受东家的打骂。他十四岁那年，红军来到了金家寨，他就参加了革命，当红军去了。他来自于人民，饱受旧社会穷苦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所以，他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战争年代，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激烈，他心坎里总牵挂着群众的疾苦。有时，他带上身边的人员一起到群众家里走访，看到谁家断了粮、缺了衣，就回来动员机关部队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粮食、衣服救济难民，有时连自己穿的衣服和鞋子也省下一些叫人送去。有一回，大部队行军，他骑马踩了路边的一点麦苗，就立即跳下马把踩倒的麦苗扶好，战士们见了非常感动。当遇上了敌人向根据地窜扰时，他不仅忙着指挥部队进行战斗，还时时关心群众的安危，亲自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和掩护群众转移，使群众不受损失，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尤其是太行七分区和豫西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对皮司令的感情特别深。
定均不仅自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里，而且经常严格要求部队关心群众疾苦，爱护群众利益，谁要是违反了群众纪律，损害了群众利益，他都不讲情面，严肃处理。记得，一九四三年春天，部队驻在林县上庄河西时，我们派去侦察林县敌情的两个侦察员，在途中遇上了一个挑着饼干、油条和香烟等杂货从林县城出来到根据地做生意的小贩，他们饿了，就从小贩的担子里拿了油条吃，还拿了鞋底子，都没有付钱。这个小贩就一直跟到上庄军分区司令部。当时，定均和我正在屋里开会，听到大院外面吵吵闹闹，就走出去看看，小贩一见定均就'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边哭边说:'八路长官'，你的士兵抢了我的东西。'定均吃了一惊，急问:'是谁?'小贩摇摇头，说不出名字，定均立即扶起小贩，二话没说，先请小贩进屋休息，以礼相待，并立即叫管理科的人去取钱来付给小贩，还向他赔礼道歉。然后，又转过头来，严肃地对我说:'张主任，政治部立即把这个事查清楚!'后来，查出了这两个侦察员，定均在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亲自给了这两个侦察员非常严厉的处分。我有些惋惜，劝他说:'司令员，这两个侦察员都是你平时最喜爱的，任务完成又好，这回，就从轻一点处理吧。'他听了沉默了好久，摇摇头，沉重地说:'不行，这种事情不下狠心严肃处理，就会失民心，莫说开展新区工作，我们连脚跟也站不稳啊!'当时，我听了定均这么一说，心里对他十分敬佩。
(四)
我们自从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在纵队研究中原突围问题的泼陂河会议后，就要各奔东西了。他向东突，我向西进。我们在泼陂河临别时，留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情景:快要握手告别了，我俩站在门前，彼此掏出了自己的小本子和钢笔，在对方的本子上写下了'谁死了，就给谁送个花圈'，以示在突围中随时准备为党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决心。后来,我们在淮海战役中又见面了，谈起了小本子上的留言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现在，有时回想起来，也蛮有意思哩。全国解放后，我在云南，他在福建，我们又分别了二十多年。一九七五年夏，有一天，我和定均相遇了(他在北京开会)，他惊讶地喊了声:'老张!'我回过头去愣愣地望着皮司令员，顿时，悲喜交集，激动得落了泪。回到房间，我把自己这些年在云南蒙受的不白之冤一一告诉了他。他听后，愤愤不平，并宽慰我说:'你放心，党不会冤一个好同志!'接着，又问起我的工作定了没有，我摇摇头说:'难啊，象我这样的人，现在谁还敢要?'他一听，马上诚恳地对我说:'怕什么?我敢要!'顿时，我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天晚上，他就急着亲自给总政打了电话，把我要到福州军区去工作。第三天中午，他又高高兴兴地把我找去，告诉我说:'总政答复了，同意你去福州军区工作。'他又亲切地询问我是到江西还是去福建好，我说在哪里工作都行.在那个时候，尽管我没有任何问题，但定均为我这样做，还是要担些风险的啊!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定均不幸殉职的噩耗传来，我顿时悲痛得几乎晕了过去，我泪水盈眶，一时难于表诉自己为失去这么一位好首长、好战友而万分悲痛的心情。我又想起了中原突围时和定均在泼陂河分手的情景，想起了我们临别时的赠言。虽然，那时因下暴雨，南昌到福州的铁路被洪水冲垮了，但我还是乘一辆小车走了一天两夜赶到福州参加了定均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我含着泪水悲痛地在定均的灵前，奉献了花圈。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们用生命和鲜血凝结的战斗情谊;在那'四害'横行的年月里，我们用真挚的革命情谊彼此鼓励、关怀和信任的动人情景，是怎么也表诉不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