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爱乐担任首席的日子（4）

格里高利·皮亚蒂戈尔斯基（Gregory Piatigorsky，1903—1976）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大提琴家之一。少年成名，辗转流亡欧洲与美国，既是顶级独奏家，也是重要的室内乐演奏者与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大提琴。

本系列选译自他的自传《CELLIST》。书中以生动而坦率的笔触，记录了动荡年代里音乐家的生活、艺术与精神世界。《在柏林爱乐担任首席的日子》正是其中最精彩的段落，既展现了柏林音乐界的真实氛围，也呈现了一位年轻演奏家如何在困顿与机缘中走向舞台中心。

我与卡尔·穆克的友谊，开端其实并不美好。我曾满怀期待，想要结识这样一位在乐坛举足轻重多年的人物。排练时，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音乐厅里，看着他指挥棒那极其简约、几近吝啬的动作。他年事已高，身形瘦削而干枯，那天早晨，他指挥下的舒伯特C大调交响曲，听起来也同样清瘦、干涩。然而，在他的人格与音乐之中，却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一种只有极其成熟的艺术家才能达到的确定性。

我原以为交响曲之后会有中场休息，才轮到协奏曲。可交响曲一结束，我就听见穆克喊道：“那个拉琴的搔痒鬼在哪儿？”他又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我连忙冲进后台休息室，很快抱着大提琴走上舞台。他并没有向我致意。

“你怎么知道我'搔’琴？”我问。

“很快就会知道的。坐下。”他命令道，随即不再多言，直接开始。心里又气又恼，我一次也没有看他一眼。直到柔板乐章结束，我们之间一句话都没说。正当我准备继续时，忽然感觉到穆克的手放在了我的头上。

“我得感谢那个老巫婆，”穆克说道，“把你送到这里来。要说不'搔’琴的大提琴手，你要是第二，世上就没人敢称第一。”乐手们哄堂大笑。

熟悉他之后，我渐渐觉得，只要能扛得住他粗鲁的幽默，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可爱的人——但并非人人都做得到。有一次，乐团里的一位小提琴手找到穆克博士，抱怨自己手臂疼得受不了。

“那我该怎么办？”他问。

“切掉。”穆克博士建议道，说完便转身走开。那位小提琴手随即辞去了工作。

穆克作为指挥家的视野，很少超出冷静的知识、克制的手段以及对最基本要素的牢牢掌控。他那种严峻而节制的艺术，多少带着一种“早餐前”的气质——清醒、简朴、不加修饰。然而，正因为（或恰恰由于）他缺乏温度，与他进行音乐上的接触，反而像炎炎夏日里洗了个冷水澡，令人神清气爽。

当伟大的大提琴家让·热拉尔迪（Jean Gerardy）结束其演奏生涯后，雨果·贝克尔（Hugo Becker）接替他，加入了施纳贝尔—弗莱施—热拉尔迪三重奏。这个组合在经历了多年成功的合作之后，逐渐停止了作为一个固定乐团的活动——直到后来，我接替了贝克尔的位置。

我比那两位同事年轻得多，他们多少带着一点“教化”的热情，想把他们那位略显俄罗斯气质的搭档熏陶成德意志文化的信徒。出于对这两位前辈的尊敬与喜爱，我很快便适应了这种局面。不过，即便我们的排练大多气氛融洽，也时常会演变成激烈的讨论，而正是这些争论，反倒令人精神振奋、受益匪浅。

卡尔·弗莱施对他那分量十足的名字，始终保持着庄严与自持。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就像阿图尔·施纳贝尔一样——都带着某种特殊的意味。但与施纳贝尔不同的是，我很快发现，弗莱施内心其实是个爱恶作剧的人，心态也足够年轻，完全可以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我们渴望在节目中加入当代作品，于是向克雷内克（ Krenek ）委约了一首三重奏，并计划再向欣德米特等人约稿。我真希望所有年轻的音乐家都能亲眼见到：当施纳贝尔和弗莱施第一次接触拉威尔三重奏（对他们而言还是新作）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热情。

“阿图尔，停一下，让我们把这一句再拉一遍。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东西，甚至能'比法国人还法国’——把雅克·蒂博都比下去。”

“朋友们，听听这里这个踏板怎么样？”施纳贝尔问道，“既朦胧，又清澈。”

我倾听着他那种抚触般、如天鹅绒一般柔润的音色。

我们的巡演安排得井井有条，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大家夸我守时，却也不断数落我一个毛病——老是忘记把谱子带到音乐会现场。“幸亏我们还带着你的分谱。”在后台他们一边嘟囔一边抱怨。我照忘不误，朋友们的火气也越来越大。

有一天晚上，在荷兰的某个地方，弗莱施一反常态，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演出前慢慢热身，而是匆匆给小提琴调了音。在施纳贝尔的催促下，我们直接走上了舞台。就在那儿，毫无预兆地、甚至在我还没在椅子上坐稳之前，他们就开始了舒伯特的降B大调三重奏。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上。

可当我低头一看谱架——那里放的根本不是舒伯特，而是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的大提琴声部。我愣愣地盯着那份谱子，只好凭记忆继续拉下去。等我完全确定这首曲子根本用不着看谱时，伙伴们脸上那种“得逞”的得意神情依然清清楚楚。“这是个圈套——他们是要给我个教训。”我心里立刻明白了。

这个念头反倒给了我一个主意。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谱子，故意又快又响地翻了一页，然后一本正经地继续演奏。结果造成的效果，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两位先生笑得前仰后合，弗莱施的小提琴甚至从下巴底下滑了下来。这场演出，竟成了有史以来最欢乐的一次舒伯特。回到后台，他们还在笑个不停，并主动提出：以后不仅替我拿谱子，必要的话，连我的大提琴也一并代劳。

施纳贝尔很享受“有人旁听”，偶尔会邀请客人来听我们的排练。弗莱施却不喜欢这样。“可他又不是音乐家。”施纳贝尔总会解释，仿佛只有音乐家才是不受欢迎的那一类。来过的人五花八门：珠宝商、乐评人、艺术家、出版商，还有阿尔道斯·赫胥黎、布鲁诺·弗兰克、詹姆斯·乔伊斯，以及施纳贝尔过去或未来的学生，等等。他们通常单独来，很少有第二次。

1906年，Artur Schnabel与Jean Gérardy（左）、Carl Flesch（右）合影（柏林）

我常常好奇，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及类似下面这样的对话的——

“阿图尔，”弗莱施会说，“在C字母标记前那几小节，当主题在我这里时，能不能请你稍微配合一下……”

“主题？”施纳贝尔立刻打断，“亲爱的卡尔，我们在这里做的，只有音乐。”

“好吧，好吧。”卡尔点头同意，“我的意思是，当我拉那段——呃，呃——旋律的时候……”

“哈，旋律！”施纳贝尔吓了一跳，“你是说像鲁宾斯坦那首《F大调旋律》那样的'旋律’吗？”

弗莱施不耐烦地说道：“谁在乎这个？那就叫它一个动机吧。”

他们俩为卡尔那一段到底该叫什么，反复琢磨、寻找合适的定义时，我往往会等他们折腾够了，才出来打圆场：“我觉得你们俩说得都对。”我对着两人说道，“从B字母标记开始吧。”排练便继续进行。

我们一路旅行、一路合奏，始终充满乐趣，令人振奋。阿图尔和卡尔都乐于接受新观念，对音乐、哲学或政治上的争议问题都保持着敏锐的兴趣。施纳贝尔爱说话，讽刺感极强，既好玩，又时常带着几分刻薄。

“你在聚会上把那个可怜的家伙逼到角落里，”我对施纳贝尔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他受的折磨，听你说话。你难道没意识到，你讲的东西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几乎是用尽全力在'跟上’，快要抽筋了。”

施纳贝尔回答说：“哦，我只是想恭维他一下。”

伦敦的一次经历之后，弗莱施和我在让施纳贝尔负责社交安排这件事上，变得格外谨慎——那次的代价可不小。“伦敦音乐会之后，那些排场十足的邀请我们就别接了吧，”施纳贝尔说道：“我建议我们各自请自己的朋友去餐馆吃个夜宵，账单大家平摊。你们不觉得这样更实际吗？”

晚餐时，我和弗莱施的胃口一下子全没了——我们数着施纳贝尔带来的22位客人，而我们自己这边却只有3位。

从独奏和三重奏的舞台回到乐团，并不总是让人失落。至少，当奥西普·加布里洛维奇（Ossip Gabrilowitsch，1878—1936，钢琴家、指挥家，曾任底特律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从底特律来到柏林时，就完全不是那样。他的妹妹宝琳（Pauline）把我介绍给他，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在他短暂逗留柏林的日子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很享受与他合作奏鸣曲，也爱听他讲自己的音乐经历，以及关于他岳父——马克·吐温——的种种趣事。

“别犯我当年的错误，改个名字吧。”他说，“我娶了他女儿之后，我那位岳父突然'失踪’了。大家都很担心。后来他出现了，有人问他这段时间去哪儿了，他回答说：'我在拼命记我女婿的名字呢。’”

后来，加布里洛维奇当上了指挥，却并没有像许多指挥那样，放弃自己最初的乐器。幸运的是，尽管他在底特律的乐团事务繁重，却一直以钢琴家身份登台演出，直到其富有成果的一生结束，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水准。

正是在他的一场音乐会上，我的人生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转折。指挥埃弗雷姆·库尔茨（Efrem Kurtz）把一位女士介绍给我。那时我很年轻，她很美。我羞涩，她健谈、老练，经历过一次婚姻。她的娘家姓是莉达·安蒂克（Lyda Antik）。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她极富音乐感，也很敏锐，有雄心，魅力十足。我的单身生活就此转为一段风暴般的婚姻——9年间没有孩子，最终以一次平静的离婚收场。后来，她依然忠于大提琴，又嫁给了杰出的法国大提琴家皮埃尔·富尼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