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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明元帝拓跋嗣作为北魏第二代帝王，对儒学尤为推崇。《魏书・太宗纪》记载：“帝礼待儒生，喜好阅览史传，因刘向所撰《新序》《说苑》在经典正义方面多有缺失，于是撰写《新集》三十篇，采选诸经史，博通古义，兼具文武之能。”《魏书・燕凤传》亦载，在明元帝朝，“博通经史，通晓阴阳谶纬” 的燕凤与 “崔玄伯、封懿、梁越等人入朝讲解经传，出朝商议朝政”。
明元帝 “向来服用寒食散，频繁发病”，英年早逝。在 423 年去世前几个月，还南下洛阳观看汉魏 “石经”。
孝文帝元宏在迁洛前的 493 年，也曾到洛阳 “观石经”，其汉化程度极深。《魏书・高祖纪》记载，孝文帝 “素来喜好读书，手不释卷。对于五经之义，阅览后便能讲解，学习不师从他人，能探究其中精妙深奥之处。对于史传百家，无不涉猎。
善于谈论庄、老，尤其精通释义。才思文采丰富，喜好撰写文章，诗赋铭颂，随性而作。有大手笔。在马上口授，写成后一字不改。自太和十年（486）以后的诏册，皆出自孝文帝之手”。任城王元澄曾向孝文帝次子元恪谈及孝文帝读书的情形：“臣每每在侍奉陪坐时，先帝未曾不将书典怀揣在心，以礼经之事为务，周旋其间，不曾间断。”
孝文帝对汉族文化的热衷，使其汉化程度远超先辈，完全是一副效仿南朝名士才子的姿态，“遂使衣冠之士敬仰，皆仰慕新风”。这股新风，便是汉化之风，也是南朝的文风。
从《魏书》的诸多记载可见，皇室和鲜卑贵族子弟的汉化程度在太和前后差异显著。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以弓马骑射为能事。
太和以来，尤其是迁都洛阳之后，鲜卑人的尚武之风大为衰减，王公贵族子弟转而崇尚儒学，涌现出不少富有文才之士。例如，元澄之子元顺，十六岁 “通晓杜氏《春秋》，时常召集门生，讨论异同”；“家中徒有四壁”，“仅有书籍数千卷而已”，著有 “《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临淮王元昌之子元彧，“年少时与安丰王（元）延明、中山王（元）熙以宗室身份凭借博古文学齐名”。拓跋宗室宴集，也如同汉族士人一般以赋诗为乐。
皇族宗室的文化教育在迁都洛阳后发生了变化。孝文帝效仿南朝在东宫设立 “侍书”，令擅长书法的兖州人沈法会担任，辅导太子学习书法。此时，北魏学童识字、习字的字书也与以往不同。迁都前，盛行的字书是汉晋相传的《急就篇》，北人 “裁剪拼接以为楷模” 者，多是北方书家崔浩的写本。迁都后，任城王元澄之子元顺，“九岁师从乐安陈丰，起初书写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王羲之《小学篇》是北魏后期出现的新字书，颜之推《颜氏家训》也提及此字书。《小学篇》既然冠以 “王羲之” 之名，估计和南朝的《千字文》一样，也是 “王书” 的模样。
《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三希堂本》尚存。鲜卑贵族子弟采用 “王羲之《小学篇》” 作为启蒙课本，表明北方在书法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向南朝看齐的新风气。
北魏帝王贵族的汉化，从起初迫不得已的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自觉，这一过程与部落贵族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趋势相伴，与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同步。孝文帝亲政后，意识到巩固皇权必须推行汉化，迁都洛阳便是加快汉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北魏进入中原腹地，也成为南朝书风在北方由隐而显的时代背景。
三、北魏书家主体的转移
北魏前期任用的 “文人”，主要是晋室南迁后留居北方的汉族士人与儒生。其中，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北方士族，尤以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最为突出。崔、卢两家皆是凭借儒业传承的文化高门，同时也是声名远扬的书法世家。因此，《魏书》称：“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魏初重崔、卢之书” 。
崔、卢两家在归附北魏之前，就已是北方赫赫有名的书法名门。追溯其书法传承渊源，崔氏师从西晋的卫瓘，专长于古文与篆书；卢氏则效法曹魏的钟繇，擅长隶书、行书与楷书。此外，崔、卢两家都研习索靖的草书。在平城时期，崔、卢二门所传承的书法体势已悄然发生变化：原本卢氏擅长的行押书，在魏初崔玄伯已 “特尽精巧”；楷书方面，崔浩也颇具专长；而草书，北魏初年卢氏已难以兼顾；篆书一直是崔氏的专长领域，卢氏的优势大概仅存隶书。
清河崔氏出仕北魏的时间比范阳卢氏早了三十余年，相较之下，崔氏书法的影响力不仅出现得更早，而且更为深远。
北魏初年，崔玄伯、崔浩父子位高权重，常参与机要事务，当时天子诏令、朝廷文告多出自崔氏父子之手。从《魏书》中，我们能看到诸多世人珍视崔氏父子书法，并以其为楷模的明确记载。崔浩官至司徒，450 年遭诛杀，虽牵连一些北方大族，但学习崔浩书法的崔衡仍获献文帝重用，被擢升为内秘书中散，负责书写诏命。在平城时期，出自卢氏的著名书家仅有卢渊。
大体来说，孝文帝太和之前，北魏书家主体是以崔、卢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北魏崔猷墓志铭初拓》、《北魏崔頠墓志故宫藏初拓》均为崔氏作品，中锋为主，提按分明；结体端庄严整，横竖平直而内含筋骨；虽杂篆隶意趣，却无险怪之习，几近南朝秀逸而具北碑骨力。通篇气息清峻朗润，风神散逸而具法度，显示南北书风之融会，可见时代风骨不同，书法技艺之高却是代代传承。
同时我们发现，自 5 世纪起，一些东晋、刘宋的宗室及名门士族为躲避灾祸投奔北方。5 世纪 60 年代，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攻占刘宋的三齐之地后，将大量人口迁徙至代京，这批 “平齐民” 中，崔光、崔亮、刘芳、蒋少游等皆是深受南朝书风熏陶的书法家，部分人还以抄书为业。他们初将南朝书风带入北方时，其书法可能仅在自身生活圈子或其活动区域内流传，短期内难以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更无法取代北方书家的主导地位。
孝文帝亲政后的太和年间，因孝文帝对江左文风极为倾慕，上流社会 “皆慕新风”。此时，北方的南方士人获得施展才华的契机。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方的南方士人得到重用，他们带来的南朝书风也随之占据主导地位。于是，“斜划紧结” 的今体楷书成为铭石书的正体并迅速普及，江南盛行的 “草隶” 书法也在北方广泛流行，这些南方士人成为北魏新书风的引领者。
自 4 世纪起，南北书风逐渐形成差异，北魏时期与南朝新书风的接轨，堪称北方效仿南朝书法的首个高潮。
到了北朝后期，北方分裂为东西对峙的北齐和北周。当时，洛阳的汉魏石经被迁至北齐的邺都（今河北磁县），这些石经成为北齐复兴古体书法的重要资源。受此影响，北齐的铭石书再度以隶书为流行风尚，南朝书风的传播一时受阻。
北周的书法则延续了北魏洛阳时期的风格。梁朝书法名家王褒入关，引起极大轰动，“贵游等纷纷一同学习王褒的书法”，这便是北方效仿南朝书法的第二个高潮。从梁朝书风以及王褒的师承渊源来看，王褒的书法与宋、齐时代的南朝书风略有差异，所以北周兴起的这股南朝书风，与北魏洛阳时期流行的江南书风，应当存在一定区别。北周灭掉北齐之后，王褒所传承的南朝书风，也随之影响到北齐旧地。
不过，自北魏洛阳时期兴起新书风之后，北方始终未能涌现出可与南朝著名书家比肩的人物。
隋文帝取代北周 8 年后，即 589 年，隋朝灭掉陈朝，结束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江南的书法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皆北上在隋朝为官，江南建康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就此消失。而全国统一之后，主流书风依旧是南朝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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