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一生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深孚“全党楷模”盛誉。与周总理的不朽勋业相比，其书法只能算是“余事”，但同样形成了独特的面貌。孙洵先生所著《民国书法史》，提到擅长书法的中共政治家便有周恩来，该书的“大事年表”中还记载了周恩来为马寅初先生书联贺寿。
书如其人。周恩来书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凝重朴茂、洒脱奔放，如苏轼所言：“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是“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精神在书写过程中的流露，也是“面壁十年图破壁”抱负在艺术领域的呈现。
家学渊源深厚，又能转益多师，这是周恩来书法足以名世的前提之一。其外祖父万青选酷爱诗词歌赋和书画，尽管周恩来无缘亲炙，但入读万氏家塾耳濡目染，自然受到熏陶。继母陈氏爱好诗词戏曲、小说和书画，督促“大鸾”（周恩来乳名）三四岁就读书写字，五岁后又以唐诗宋词“开蒙”。少年恩来曾到表舅龚荫荪家塾“借读”，塾师周先生教以临摹，始入传统堂奥。12岁赴东北读书更为“奋勉”，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进入南开中学后，其抄写教学材料或刻蜡版，既可补贴日用，又锤炼功夫，“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200多人习字比赛，周恩来行书名列“优胜”。
周恩来青少年时以“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勿负是期也”（引自周恩来中学作文《或多难以固邦国论》）自励，成为职业革命家，无暇畅游翰海，但意之所到，笔亦随之，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丰厚素养、壮阔际遇和高远抱负寓之笔端，新理异态、高韵深情和坚质浩气溢于纸外。
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
进入清季，“二王”帖学盛极而衰、渐趋萎靡，随着地下文物的重现，雄强碑学遂开风气。周恩来早期作文及为同学所书赠言颇见“二王”、唐楷功夫，亦深得碑风沾溉，尤具《郑文公碑》意趣。碑帖互融、刚柔相济，成为毕其一生的探索。据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得知流落香港的唐柳公权《神策军碑》珍本将易手日本人士，周恩来迅即拨付专款购回。从中可见，只有深受传统文化浸淫，才有超越经济短视的手笔。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途经洛阳，坊间《龙门二十品》碑拓令他爱不释手，可其带钱不多，更不愿接受馈赠，只得作罢。还有记载，哪怕政务繁忙，访问途中、住院期间，周恩来都会借碑帖以遣兴，用手指作比画，从而对笔墨语言的颖悟与日俱增。
周恩来自称“一个文艺界的朋友”，与郭沫若、何香凝、马叙伦、齐白石、徐悲鸿、沈尹默等书画家经常盘桓，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帮助。据白石老人弟子钟灵讲述，总理对动迁白石老人到陌生环境不满：“他也需要享受天伦之乐嘛！”当即用自己的车子把老人送与儿女团聚。他与徐悲鸿早年在法国即已相识，曾为悲鸿《奔马图》题字。故人猝逝，他不但亲慰遗孀，亲览遗作，还为筹建的纪念馆亲题“悲鸿故居”。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在接见沈尹默时，书家高度近视，以为面前的总理是服务人员，脱下外套随手递上，他欣然接了过来……本就天资超迈，修养深湛，与艺术家时相“过从”，更让周恩来见识迥拔，蕴藉深致，笔下自然爽爽有神。正如清人杨守敬所言：“（书家）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周恩来重书十九岁时东渡日本言志诗
于细微处见精神。青年时代就善诗、习武、演戏的周恩来，尽管多年为国事奔波，但渴爱文艺的“初心”终生不渝。就像海棠花与“西花厅”主人心迹双清一样，周总理用书写之际的一点一画同样组合成各具个性的“生命”，丰富而高贵。比如，书录19岁东渡扶桑的七绝“大江歌罢掉头东”，通篇正侧仰偃、大小错落、浓淡相间，透露着短暂的惆怅，更洋溢着持久的奋发。再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系出其半百之龄，却毫厘不爽、笔笔不懈，神完气足，浑然一体，仿佛精心端出的盛馔，敬祭于英雄灵前。另如写给邓颖超的很多手札，随性所至，或长或短，或工或写，劲健中多了缕缕清秀、微微陶醉。那是只有伴侣间才坦露的天真与率性、执着与挚爱，就像从日内瓦忙碌的会议期间会捎给妻子的一片红枫，薄薄一叶，却在对方心中如蝶翩舞……
周恩来书《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品读周恩来的手迹，特别是投身壮丽事业后那些行草佳作，曲折有致的笔意、苍劲有力的线条、纵横有态的体势，让人如同欣赏美丽的画卷和美好的诗歌那般心旷神怡。如果再能领悟文字传递出的“人间的万象真理”，就不仅是感受艺术的欣悦、体会历史的恢宏，更会折服于一代伟人精神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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