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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初期名家，当推康熙晚期和雍乾年间的陈鸣远为佼佼者，其余有葭轩、郑宁侯以至王南林、邵玉亭、邵旭茂、陈荫千等。至此，砂艺风格又有了很大转变。从各家传器观察，在明代形式下的简练朴雅已渐趋纤糜繁缛，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陈鸣远和邵玉亭。往往在一件作品的装饰纹样，所用手法，能纤细如毫发。陈鸣远的作品，更多的是蔬果树桩等形象化的文玩。其他如许龙文，专长花样图案造型，如菱花、菊花、葵式等几何形图案，其线条的处理，技法上的清脆利索，自成流派。

      嘉庆、道光年间，制壶名手有杨彭年、邵二泉、邵友兰、潘缄雄等。纵观这一时期的传器，当首推陈曼生和杨彭年二人合作的砂壶最负盛名，世称“曼生壶”：彭年制壶，曼生书刻。陈擅长金石书画，为一代名士，所以他俩合作就成为“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确非虚语。但就壶艺而论，友兰、缄雄的技艺，当位列彭年之右，惟彭年与曼生之优相契遇，相得益彰。

      道光、咸丰年间，有一位非常杰出的砂艺名手邵大亨。他虽不见记述，而在当时当地却赫赫有名。他殁于太平天国期间，流传作品较多，经我数十年的揣摩，觉得他的各式传器，堪称集砂艺之大成，刷一代纤巧糜繁之风。从他选泥的精炼，造型上审美之奥邃，创作形式上的完美，技艺的高超，博得一时传颂，盛誉之高，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概。因之,到了同治、光绪年间，都把他的式样作蓝本，竞相摩制，致赝伪充滥，即使是赝品，也有较佳者，但两相比较，却不能望其项背。

      光绪年间的制壶能手，首屈一指的要数黄玉麟。他善制掇球、鱼化龙、供春诸式。县志所载，称其作品“莹洁圆湛，精巧而不失古意”。黄氏曾受聘吴县吴大澂门下。大澂富于收藏，玉麟有机会看到彝鼎及古陶器，致艺日进，名气益高。这里要旁及一个问题，就是玉麟所制供春壶，大半个世纪以来，引起中外砂艺爱好者莫大的轩轾，弄得好事者穿凿附会，大做文章，至混淆视听，以讹传讹。关于此案，容后商榷之。

      当时其他作家，则有邵友廷、邵赦大、陈绶馥、邵湘甫、邵云甫、蒋万丰等。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时期，较好的作家有程寿珍、陈光明、俞国良、范大生等，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三、登上了新的高峰

      宜兴紫砂陶器从明代中期，上溯到北宋的一个长时期中，窑业中的日用陶器类族，逐渐分蘖成单独的行业体系。区域分布：蜀山、上袁、中袁、潜洛等地大量生产紫砂壶和紫砂花盆等产品。而在明代正德以后，始有几案文玩式的茶壶、花盆和瓶、鼎等艺术精品。历来紫砂行业的从业人员不下数千人，产品畅销全国以至远销海外。它的技艺也随着普遍地提高。从砂泥原料的开采，到生产工艺的设备和流程，窑座和工具的改良和改革，都从简单而逐步臻于完善；陶瓷的科研、釉彩、色料、装饰的创新也不断向前发展。当然，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紫砂陶也出现过一些波浪式的曲折，但它本身的工艺，还是向前发展的。历代一些紫砂壶名艺人的出现和技艺上的出色成就，它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同和人们的生活需求而反映出各个时期的风格和特色。至于一代作品的艺术素质和文化修养，以及当时社会交往中的客观影响而定。一个时期有没有出现高超的艺术作品，这也和书画等艺术一样，是无法言喻的。在某一代没有出现突出的艺术能手，不等于整个砂艺行业没有前进。这都有事实可证明。

      从十九世纪至本世纪的三十年代，紫砂陶器在国际市场上畅销，空前旺盛，它数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展出，也曾得到过很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紫砂陶也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经济贸易和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重要部门。国内、国际都有专门研究、学术会议和展览活动。这样促使紫砂陶艺更蓬勃地发展起来。砂艺队伍也欣欣向荣，近代名手有裴石民、朱可心、王寅春、吴云根、冯桂林、储铭、汪宝根、李宝珍、蒋蓉、顾景舟辈和陶刻艺人陈少亭、任淦庭等。1955年以后，又通过带徒传艺，专校培训，成长了的徐秀棠、高海庚、徐汉棠、汪寅仙、沈巨华、李碧芳、周桂珍、谢曼伦、吕尧臣、许承权等一代新秀。他们继承了紫砂陶艺的优秀传统，不难制造出具有世界先进科学艺术水平的紫砂陶器。这样既反映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也将攀登紫砂技艺的新高峰，为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