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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步摇”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插簪类首饰。当下学界对步摇的研究，或从历史源流方面梳理，或作考古学进行分型，或从美术学角度进行分析，并在上述分支领域均已取得丰富的成果。本文不揣简陋，试在前人基础上，结合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再作分析。笔者认为，发源于西亚的黄金制作工艺，经过欧亚草原丝绸之路被沿途各民族吸收，由此制成的各类物品传递着各民族的文化和审美意趣；该工艺在传入中国北方游牧地区和中原地区后，也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北方游牧地区的步摇和汉晋时期中原地区的步摇在体系、源流上均有差别。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对舆服制度进行了重构，除创造出女性能戴的冠以外，还进行了多次舆服改制。直到隋统一中国后，北族步摇和汉晋步摇的不同传统才最终合流。

黄金制作工艺沿着草原东传，影响了位于中国北方匈奴、东胡、鲜卑等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普遍喜欢使用摇叶就是黄金制作工艺东传的反映。摇叶的使用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如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耳饰，其下部缀有尖形摇叶（图1）；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保安寺墓出土的匈奴金耳饰，下部是呈牌形的摇叶（图2）。这些不同形状的摇叶制作——将黄金锤揲成薄片，再剪成各种形状的扁片——体现了中亚的黄金工艺特征。摇叶往往跟其他装饰配合使用，如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毛力吐鲜卑墓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金冠饰，该冠下部为一圆盘形底座，上立一只鸟（有学者认为此鸟与“燕”有关），在鸟的双翅和尾翼边缘上有4个小孔，上缀可以摇曳的圆形叶片（图3）。张玉安认为这件金冠就是较早出现的步摇冠的一种。

学界认为，以上这些黄金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是慕容鲜卑步摇冠的来源。倪润安认为，鲜卑在早期檀石槐（137—181）时的金器，如马形牌饰、鹿形牌饰、漩涡纹耳饰等，主要出土于其统治区域的东部和西部，这应与檀石槐鲜卑王庭、制作部落的位置和金矿资源的分布有关，而且这些金饰也借鉴了欧亚草原西部的图像造型。此时期的一些制作部落后来成为段氏鲜卑的一部分，“段氏”之名正是由锤击、锻打的技艺引申而来，这也表明段氏掌握了金器制作的技艺。步摇冠在慕容鲜卑中十分风行，《晋书》有载：

东北部族喜欢用鸡（雉）羽、摇叶等光彩夺目之物装饰冠的习俗由来已久。《汉书》记载西汉江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步摇冠，飞翮之缨”，江充身着后垂“交输”（垂于后部的三角形布幅），曲裾深衣，头戴“禅步摇冠”。漆纱冠为中原男子所戴，但两侧插戴羽毛则是借鉴北方民族的做法，江充是赵地邯郸人，而邯郸邻近代北，可见北方民族以夺目饰物点缀冠之法对邯郸地区有所影响。江充的冠插了羽毛，若插的是金摇叶，便与慕容鲜卑的步摇冠非常近似。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步摇冠，有六树金丝制成的摇叶枝，在每支金枝的下端各弯出3个小环，各环里挂摇叶，该冠今存摇叶13枚，冠上还镶嵌有蝉纹金珰，则是受中原舆服制度影响的产物。至北周，王褒在《日出东南隅行》中这样描述显贵少年之风貌：“银烛附蝉映鸡羽，黄金步摇动襜褕。”也就是说，少年戴着装饰有鸡羽的黄金步摇冠，冠上有附蝉（即沿袭汉晋朝服而来的冠上的蝉纹金珰）。这说明直至北周，舆服体系中仍然部分保存着着源于东胡诸部以雉鸡羽或金摇叶这样醒目艳丽的物品装饰冠的传统。

在三燕时期的步摇中，花树步摇是出土数量最多、最为主流的形式，它由矩形牌座和花树状缀叶枝干组成。男性步摇冠顶部的花树较小，在佩戴时，将穿有摇叶的金枝固定在圆形皮帽或布帽上，以免因骑马等剧烈活动而跌落；花树枝繁叶茂者为女子所戴，用以衬托容貌。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中除出土了花蔓状金步摇外，还出土了耳环、指环、金钏等，由此可推测墓主为女性。田立坤认为这种花树步摇的佩戴方式，是将“花树顶金步摇冠饰”罩在软质冠帽之上加以固定，而笔者认为佩戴方式可能是把矩形的山题部位固定在帽子正面额部上方，使花树步摇位于前额上方的正面。此类冠如何佩戴需配合发型来理解，详见下文。

北方游牧民族或髡发，或披发，或辫发，其中拓跋鲜卑辫发即“索头”；乌丸和东部鲜卑则以“髡头”（髡发）著称，《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云“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髠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曰“唯婚姻先髡头”，均指男子髡头。无论辫发还是髡发，男性的头顶都不会出现汉族因盘发而隆起的发髻，因此他们戴冠的时候直接将布质或皮质半球形冠或帽套头顶上即可。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金冠上立着一只雄鹰，金冠与毛制品或棉麻制品等共同连缀成一只完整的冠帽（图4），显然是配合披发使用的。慕容鲜卑的习俗与乌丸同，即为髡发，《晋书·慕容皝载记》载慕容皝上书晋自称“臣被发殊俗，位为上将”，此“被发”可能是髡去一部分后将其余部分结辫披下。有学者根据上述慕容皝的记载，参考北燕考古资料，推测慕容鲜卑的“被发”是剃去头顶以外的全部头发，并将顶发蓄长，向下披散。此外还可参考吐谷浑的发型。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氏的一支，游牧于辽河西昌黎棘城以北，《晋书·吐谷浑传》记当地妇女“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可以推想慕容鲜卑与此差异不大。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M1的墓主头颈部有数挂珠饰，考古报告认为是颈饰，不确，因为珠饰并未垂弯成整串，而是散于两侧，很可能是披发结辫时缀于发中的珠饰（图5）。

披发结辫，头顶上戴帽，在帽顶上再妆饰花树、鹰或鸟等金饰物，或在帽前额上方装饰花树步摇，这就是慕容鲜卑的步摇冠。后来，这种步摇冠流传到拓跋鲜卑区域，以内蒙古乌兰察布达茂旗西河子北朝墓出土的马首鹿角金步摇、牛首鹿角金步摇为例（图6），此二步摇为纯金制作，镶嵌宝石和极为细小的金珠，其形制和工艺来自对慕容鲜卑花树步摇的模仿。北燕的文化对北魏早期的文化和制度多有影响，《魏书·序纪》记载：在什翼犍建国二至二十五年（339—362）之间，慕容部建立的前燕与拓跋部就频繁联姻，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发现的步摇冠可能就是在联姻背景下产生的。此时的拓跋鲜卑仍然是披发，被南齐称为“索头”，北齐时期出现胡化风潮，从北齐徐显秀墓葬俑的发型可窥见拓跋鲜卑最初的“索头”样子：留全发不髡剃，脑后结许多辫子，步摇冠就是直接戴在这种发型上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大同沙岭北魏7号墓，墓主夫妇都戴步摇冠。拓跋鲜卑男女均可戴帽，这一点与汉晋制度下男子戴冠、女子露髻有本质差别。大同沙岭北魏7号墓中墓主夫妇均戴冠，而且女主人颈后披发，说明此时尚未要求女子都梳汉式盘髻。从出土的北魏墓中的男、女俑看，鲜卑人无论男女、贵贱均可戴帽，若将花树步摇固定在帽前，就成为步摇冠。

北方诸民族习俗多样，徐秉坤认为慕容鲜卑与夫余、高句丽等北方诸民族均借鉴了“摇叶”这一形式，且均结合本民族已有的文化传统加以创造性利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步摇饰品。总之，慕容燕、北朝步摇冠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与中原汉晋不一样，随着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并在衣冠方面汉化，首服礼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在北齐、北周的不断重构中，才形成以北朝女性能戴冠的习俗为基础、吸收汉晋南朝的“副笄六珈”制度，发展出新式女性头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