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沂孙 篆书《朱子治家格言》四屏
立轴 水墨纸本
1880年作
146×37 cm，约4.8平尺（每幅）
杨沂孙（1812-1881），字子舆，号咏春、濠叟，江苏常熟人，晚清书法史中篆书复兴的关键人物。其书法生涯由邓石如启悟，却终能融铸两周金文与秦代小篆于一炉，在晚清书坛独树一帜。当同时代书家多在帖学窠臼中徘徊时，杨沂孙以其对金石文字的深刻理解，为篆书注入了一股雄浑苍茫的生命力。
观此《朱子治家格言》四屏，作于光绪庚辰（1880年），乃其晚年力作。通篇章法严谨而气脉贯通，146厘米的修长尺幅更显篆书纵向延伸之美。其笔法已臻化境——线条圆润中蕴藏筋力，起收含蓄如绵里裹铁；结体则打破了小篆的绝对对称，参以金文的欹侧之姿，字形错落而有天趣。尤为可贵者，是在工整的篆书面目下暗涌着书写性笔意，使金石铭文的静穆与文人翰墨的灵动浑然一体。
杨沂孙的突破，在于将学术考据的严谨与艺术创作的灵性巧妙结合。他深研《石鼓文》、钟鼎款识，却不为古法所囿，而是“以篆籀之意，行楷隶之势”，创造出一种既古雅醇厚又舒展自如的新篆书风。此幅作品中既有鼎彝的沉雄厚重，又可见毛笔提拔的韵律节奏，恰如其分地承载了《治家格言》这一儒家伦理文本的庄重内涵。
在碑学大兴的晚清，杨沂孙的篆书实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他上承邓石如、吴让之的篆法革新，下启吴昌硕、黄士陵的金石探索，以学者之博识、书家之匠心和文人之情怀，将篆书从摹古的技艺提升为抒写性灵的艺术。这四屏墨迹不仅是一部家训的书法呈现，更是一代学人在金石与翰墨之间寻求文化精神归宿的生动见证。其笔墨间流淌的，既是古文字的形质之美，亦是儒家士人修身齐家的精神气象。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装。祖宗虽远，
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辞严法肃。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无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
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
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馀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馀，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光绪庚辰五月十三日，濠叟杨沂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