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段彬 | 隋以前榆次故城研究

段彬：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山西地方史。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校级项目1项；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古典文献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其中2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参编专著10余部；获山西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优秀奖）。

榆次故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是今晋中市的城市之源。残存的故城城墙是晋中市城区最古老的地上文物遗存。目前，围绕榆次故城的始建年代、城址方位、城垣范围及遗址状况等问题，存在许多争议或失考之处。通过“三重证据法”的印证可知，榆次故城始建于战国中期以前，城址宽广，周长约8.5千米，在列国纷争时代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汉至北朝时期，榆次人口流散严重，政区屡有变迁，故城逐渐空虚。隋代缩小城垣范围后，故城大半被废弃，隋以后榆次县城仅为故城的东南隅。至2013年，故城城墙仅存8处地上可见的遗迹。依据地志与古地图、航片资料，明代以来故城城墙逐步损毁的历程亦可大致还原。

榆次故城；城墙遗址；战国；隋；洪武《太原志》

今山西省晋中市城区，1999年之前历为榆次县城、榆次市区。战国中期，榆次之名始见于史籍，秦汉以降皆置榆次县。隋初在原榆次县城的基础上改筑城墙，缩小范围，形成了后世榆次县城的规模。明清地志中，曾将隋代废弃的旧城称为“榆次古城”“故城”“古榆次城”“废榆次城”或“汉故城”。为了与隋以后榆次县城相区分，本文统一采用“榆次故城”的概念称呼这座早期城址。

榆次故城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始于20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期间曾组织“山西学术调查研究团”调查本省文物古迹，榆次故城即为该团队调查目标之一。1942年10月31日，调查团从太原出发，展开了为期一日的“榆次古城踏查”活动。他们实地寻访后了解到，自同蒲、正太铁路交叉点至榆次站（原榆次北站）原有故城的残存土垒，但已被铁路建设所破坏（图1）。在铁路交叉点至同蒲线旧站（今顺城街铁路材料厂内）附近，以及逼近县城东北角的台地西侧（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一带）都散布有陶器。对于东北角台地是否属于故城的一部分，调查团表示未能找到相关证据。

1954年，山西文管会对原砖窑街一带（今晋丰一品小区附近）的古城址展开初步调查，确认了城墙遗址。调查地点位于日本调查团踏查过的台地以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榆次故城的首次调查。1966年美国锁眼卫星拍摄的航片覆盖了榆次城区，客观上为我们复原60年代故城遗址状况提供了高清图像资料。80年代文物“二普”时，再次确认了砖窑街的部分城墙遗址，并将其列入县级文保单位。

榆次故城虽然很早就受到学界注意，但三次调查的过程十分简略，后续皆未展开专题性研究。榆次的新旧方志与地方文史资料对残存的城墙遗址始终缺乏足够的关注。甚至连1988年被评为文保单位的砖窑街城址，也因文物“三普”时误认为损毁不存而被撤销文保资格。目前各类资料对故城的介绍大多一笔带过，围绕榆次故城的表述存在不少遗漏与失误，故城城址的具体范围至今难详究竟，本无异议的城址方位、政区沿革等问题，也由于文献传抄讹误出现诸多舛误，有必要加以发覆，正本清源。

更为紧迫的是，在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榆次故城仅存的地上城墙遗迹处于濒临消亡的关头。2012—2014年，笔者在可能存在故城地上遗迹的范围内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重新寻找到被民房包围遮蔽的砖窑街城址，并发现多段未纳入文物普查范围的夯土墙体。2013—2014年，晋中市考古研究院也对砖窑街城址展开调查，获得了一批最新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结合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与考古发现，对隋以前榆次故城进行全景式的复原研究，以期厘清诸多疑问，填补晋中建城史的空白。

关于榆次故城的始建年代，旧志中有“汉代筑城说”与“战国筑城说”两种观点，明代以来地志多持前论。1942年日本调查团与1954年山西文管会对城址年代的判定，皆引用了方志中的汉代筑城说。清代乾隆、同治两部《榆次县志》则认为：“榆次之城筑，战国之际已有之。”“谓城自汉筑，盖未考耳。”笔者爬梳史料后认为，“战国说”的证据更为充分，“汉代说”的形成实为误解与讹传，主要理由有五点：

第一，榆次之名与榆次之城在战国时期已屡见于文献。公元前361年，魏国将其所属的榆次、阳邑转交给赵国。《古本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此次赵魏易地行动，是榆次最早明确见于文献之例，可知榆次在此前已存在。《史记·秦本纪》:秦庄襄王三年（前247）,蒙骜“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既言“三十七城”,说明榆次在当时并非一般聚邑，应筑有城墙。青铜铭文中的榆次之名亦见于战国。战国早期晚段，赵国开始铸造榆次尖足布，面文为“榆即”“榆即半”。战国中后期，赵国铸有“榆即”方足小布。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铸有“榆即令”戈。古文字学者已有共识“榆即”即榆次之同音异写。这批战国铭文与文献中榆次出现的时代恰好相同。县“令”铭文的存在更是证明榆次在战国已正式设县，建城年代自不待言。

第二，“汉代筑城说”的史料渊源可追溯至南朝与唐代正史地理志中的两条资料《宋书·州郡志》：“榆次令，汉旧名。”《旧唐书·地理志》：“榆次，汉县。”但这两条史料的记述对象是政区而非城址。记载城址为汉代的文献始见于明初方志，洪武《太原志》：“古榆次城……汉故城也。”《大明一统志》：“榆次古城……汉旧县城也。”不过按照史书地志的书法“汉故城”“汉旧县城”等用语依然不能表明城址的始建年代，只能说明该城址在汉代曾作过县城。到了明末的万历《榆次县志》中，对故城的表述由明前中期的“汉故城”“汉旧县城”变为“创于汉”,语义由此发生重大变化，“汉代筑城说”至此才算真正形成。清乾隆《榆次县志》在此基础上又写作：“旧志云……·汉时筑。”对比前后措辞的变化可知“汉代筑城说”的出现是由于明清方志作者对古代地志书法不明，以及方志传抄改写造成的语义讹变。

第三，战国是一个突破旧的“营国”制度的时代。到了汉代，新筑城墙的规模重新受到城市等级的限制。汉代县城城墙的普遍周长是1000—3000米，郡城为3000—5000米。然而根据方志记载，榆次故城“周二十一里”,远超一般县城乃至郡治的规模。据统计，西汉城市有80%的城址源于东周及秦以来的城市，其中城墙规模逾制者，多为东周时期遗留的古城址，榆次当不例外。

第四，墓葬区的情况可作为旁证。榆次城东猫儿岭墓群形成于战国时期，占地15万平方米，1984—2001年陆续发掘战国至明清墓葬3200余座。就目前已公布的简报来看，墓葬集中出现的年代为战国中期，这也与文献中榆次之名出现的时间吻合。在已发掘、探知的墓葬中，战国中晚期、秦汉之际及西汉时期的墓葬紧密相连、层层叠压，中间没有时间上的缺环，可见附近居民区自战国至秦汉并未发生迁移。

第五，20世纪40—50年代的两次调查未能获得汉代筑城的实物证据。1942年日本调查团听闻火车站附近土垒被铁路建设破坏后，并未向周边区域延伸调查，因此未能接触到城墙夯土实体，采集到的陶器年代则横跨战国至汉代。1954年山西文管会虽然在砖窑街明确发现城墙遗址，但并未对城墙夯土进行解剖，没有分析城墙内叠压的地层关系，仅依据县志的记载及表层遗物将城墙年代大致定为汉代。

综合以上五点，无论是从文献记载、城池规模还是周边环境来看，“汉代筑城说”均无可能，榆次故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

数百年来，榆次故城的城市范围始终扑朔迷离。在方志和各类文章中，多称故城“自汉以来，营立废徙，远不可考”。1942年日本调查团对城址的北界进行推测，认为火车站附近被毁坏的土垒为故城北墙，故城城址在今县城的基础上还要向西延伸。综合各方资料来看，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故城向西延伸至何处?调查团未予回答。这一关键疑问不解决，城圈四周便无法合围。1954年山西文管会的调查则局限于砖窑街一处，未对故城的整体范围加以讨论。

梳理相关资料，复原故城范围的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是方志中关于新旧二城方位关系的记载存在矛盾，二是旧志所载故城城垣周长的数据无法核实。笔者认为，通过史料辨析，结合现存遗址的位置，这两方面的困惑皆可迎刃而解。

（一）城址方位辨析

关于榆次故城与新城的方位关系，在明代前中期的文献中本无异议，皆称考古发现与区域研究新城为故城东南一隅，故城废弃之城墙在新城西北。洪武《太原志》：“古榆次城，在榆次县城外……今县在东南隅。”《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开皇十年……徙治汉榆次古城东南隅。”此后的《大明一统志》《（成化）山西通志》《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皆循此说。

然而，到了明后期的嘉靖《山西通志》与万历《榆次县志》中，忽然改称新城在故城的“东北隅”，新旧二城关系由此出现异说。自此之后，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及乾隆、同治、民国《榆次县志》皆未加考订而照录“东北隅”之说。

分析史源后不难得出结论，晚出的“东北隅”说实为传抄讹误所致，梳理文本形成的过程即可证明。首创“东北隅”观点的嘉靖《山西通志》之初稿，由榆次籍阎朴和宁化籍潘高二人撰成，而万历《榆次县志》同样是以阎朴编纂的嘉靖《榆次县志》为底稿增添而成的。因此“东北隅”之说，应出自阎朴一人之疏漏。更为明显的破绽是，嘉靖通志与万历县志在沿革一章称新城在故城“东北隅”,而在古迹一章，却仍沿袭“东南隅”旧说，称故城遗迹在县西北。前后自相矛盾，足证沿革章中的“东北隅”确为误写。由于县志是地方史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时代晚出的“东北隅”之错误观点在地方文史资料中反而流布甚广，对后来的学者考订故城范围造成了干扰。

残存的故城城墙遗迹可进一步证实“东南隅”说。1954年山西文管会调查过的砖窑街城址，城墙走向为“┐”形，可判定其为故城东北城角。在其南侧，东顺城街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以东，曾有部分天然土崖与人工夯土的结合物，附近居民称其亦为城墙遗迹。继续向南延伸，即隋以后榆次县城东城墙。我们将砖窑街城址、东顺城街遗址和隋以后东城墙标注在地图上即可发现，三者确在同一条线上。另外，笔者在原大同桥东侧，砖窑街城址的西延线上发现一段夯土墙体，应为古北城墙中段的遗迹，这里已在隋以后新城的西北方位。因此新城为故城的东南隅部分无疑（图2）。

（二）故城城垣周长与城址范围考订

据洪武《太原志》及历代县志，故城“周二十一里”,今人常怀疑这一数据有夸大之嫌。事实上，周长二十里左右的城址在当时山西中北部并非孤例。春秋末年的大陵县“城甚宽大，约三十里，百姓于城中种水田”；先秦时的阳曲故城周长达“二十五里二百步”；据考古文物资料，战国时所筑的广武故城周长约10千米；虑质故城周长约5.22千米。这些古城都比后世相应的文水、定襄、代县、五台县城大得多，不应以明清县城的规模去揣度早期城址。

考订榆次故城城垣周长与城址范围，关键在于西城墙位置的确定。前已论证，隋以后新城为故城“东南隅”,那么新城东、南城墙即故城旧基。北城墙截至2014年年初，仍有近300米长的夯土遗址。所以故城东、南、北三面的位置都已明确，唯有西城墙既无地上遗迹存留，县志中又无直接记载。

通读相关文献后笔者发现，在洪武《太原志》中有一条可以确定西城墙位置的关键史料，因该志久佚，文本散见于《永乐大典》,历代县志皆未收录，前人未曾措意：“龙门庙，在县西三里故城上，今废。”据此可知，明代以前曾有一座龙门庙位于故城西城墙上，其地在明代县城以西3里。明制1里约合今576米，那么故城西城墙的位置即可确定在明代西城墙以西约1.7千米处。以此为准，结合其他三面城墙的位置，在地图上测得故城周长约合今8.5千米。

回头来看所谓“周二十一里”的记载。东周秦汉之制，1里折今415.8米，“周二十一里”相当于今8.7千米，这与龙门庙位置推算出的8.5千米非常相近，仅相差0.2千米。考虑到古人所记里数多为约数，存在上下半里的浮动值，且城墙走向未必完全为直线，所以方志记载故城“周二十一里”的数据是可信的。

由此，困扰前人数百年的榆次故城的空间范围即可得以复原。如图3所示，故城北城墙在今石太铁路南侧一线；东、南两面即隋以后榆次县城的东、南城墙；西城墙大致在今郭家堡乡政府到榆次液压件厂旧址之间。按照许宏先生对先秦城邑面积的分类，榆次故城属第2类的大型城邑。这使我们不得不改变榆次自古以来皆为普通小县的固有认知，重新思考榆次城在当时的历史地位。

（一）故城的选址与地缘区位

先秦城市多选址于两种地貌的接合部，在靠近黄土台地、岗丘或河流的平原地区筑城，水陆交通条件则是重要考量因素。榆次故城的选址也遵循这一规律，城址位于太原盆地东北端的潇、涂二河谷口处。城东的猫儿岭丘陵作为一道天然防洪屏障，迫使潇河河道折向西南。城市选址于岭西之平原，南距潇河约2千米，地势高亢而平坦，水源丰沛而少水患之虞（见图4）。正是基于这些优越的条件，榆次成为太原盆地内选址最稳定的城市，在此后的两千年中，榆次城虽有范围之盈缩，几无城址之迁移。

从交通区位来看，榆次的位置尤为重要。战国时期，故城向西约20千米即赵国前期的都城晋阳，向东正对井陉道，可通中山、蓟；东南越八赋岭至上党高原，经滏口道可通邯郸。因此榆次故城是晋阳沟通太行山东侧广大地域的必经之路。立足于此，便可理解榆次故城为何能拥有“周二十一里”的巨大规模。

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的地缘政治中，榆次城的战略地位应远高于后世。春秋末年，榆次附近的涂水县为智氏领地。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中，战败的智伯瑶沿水路东逃，在榆次城南的凿台被赵、魏、韩联军擒杀，史称“榆次之祸”。三家分晋之初，三晋领地犬牙交错，榆次和阳邑二城紧邻赵都晋阳，却是魏国之飞地。赵国迁都邯郸后，二城仍然横亘在邯郸与晋阳之间。这一态势对赵国而言无疑如芒在背。如此看来，规模巨大的榆次城很可能是魏国有意修筑于赵国腹地的前沿军事据点。公元前361年，赵魏两国发生前文引述的易地行为，至此榆次、阳邑二城才划属赵国。此外又有学者根据青铜戈铭文认为，榆次在公元前293年前后一度归属过韩国。可见当时的榆次实属多方博弈的军事重镇。

秦统一的进程中，榆次又一次发挥出重要的战略价值。公元前247年，秦军占领太原，司马迁对战争过程虽未详述，但在不同篇章记述此事时，一致将榆次作为此战之中枢《秦本纪》：“使蒙骜攻赵，定太原。……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燕召公世家》：“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原郡。”《赵世家》：“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可见秦赵决战太原之地应是榆次而非晋阳。榆次之战获胜后，秦国才得以“定太原”,“初置大原郡”。从猫儿岭墓群出土的器物组合来看，战国晚期秦文化的陶器组合迅速取代了当地原有的葬制，这一变迁的背后显示出人群与文化的流动，正与当时榆次的政治变动相呼应。

秦统一后，山西内部再未出现如此分裂的形势，加之郡治晋阳的“虹吸效应”,榆次的战略地位随之下降。作为普通县城，故城巨大的城垣规模也就显得大而无用了。

（二）故城的空间布局

榆次故城城墙的外形轮廓近似长方形，并非正北正南，整体略有倾斜。据现存遗址及1966年航片，东城墙偏向西北约3.5毅南、北城墙平行，偏向东北约8.5毅这一角度偏向与城南潇河的流向基本一致，可见是受河道方向的影响。已确定的城墙走向基本为直线，只有东北角和东南角为抹角。据2014年晋中市考古研究所的调查发现，故城东北角某段城墙的夯土层位于土崖以上约5—6米；另据1937年的老照片（图5）,东南角城墙也位于土坡之上，可见两处城墙抹角是受自然地势影响的结果。

由于缺乏资料，我们对故城城墙形制的探讨难以深入，城门与城壕的情况皆无从判断。清末修建正太铁路，榆次城北段铁轨紧邻故城北墙，与南北两侧土地存在较大高差，或许正是利用了旧城壕以降低坡度。1954年时，砖窑街的故城东北角遗址最高处约5米，最宽处25米，这一宽度或许包括了城墙依托的土崖。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砖窑街城址的北城墙段有一处向外突出的部分，不排除是马面的可能。

因故城东南隅叠压在隋以后榆次县城之下，西北部又是近代以来城市建设的核心区，因此城市内部格局难以准确复原，不过近年来一些零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比如，2020年6—7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晋中市考古研究所在恒宾房地产考古发掘项目中发现战国晚期磉墩1个、水井3口、灰坑若干，发现战国晚期至汉代早期日用陶器、铸铁工具范残块、建筑材料、磨刀石等。可知在战汉时期有手工业区分布于此。出土的战国磉墩为圆形，直径超过1.5米（图6）,说明此地在战国晚期曾有一座体量较大的建筑物存在，不排除是官署建筑的可能。综合这两点来看，这一片区或即官方设置的“市亭”机构。若是如此，猫儿岭墓群出土的戳印有“次市”“次亭”陶文的陶器就有可能生产于此（图7）。该区域位于原晋中铁路医院以北，恰好处于榆次故城中部偏北、隋以后新城城外的地带。

再如，2022年10—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晋中饭店旧址配合基建调查，发现水井18口，分别为土井12口、陶井1口、砖井5口。土井、陶井的时代为战国至汉代，砖井的时代为明清至民国。早期水井中有大量战汉绳纹瓦残片，板瓦居多，筒瓦较少，J9中有云纹瓦当1件，可见这些水井上可能覆盖有井亭建筑。此外还有少量陶器残片，器型包括豆、钵、甑、罐、鬲等。如此密集分布的水井出现在城内，说明此处可能是战汉时期榆次故城重要的生活水源地。另外这一考古信息可与旧志中一条记载加以联系：“黄龙港，在县东北半里许。本汉唐故道，岁久霖潦，毕会疏为港。”这一“汉唐故道”正好流经发掘地南侧。从空间位置上看，此地位于新旧两道北城墙之间，该片区在隋代被划为城外或许正与地下水位较高，“岁久霖潦”,易于积水有关。

（三）东汉至北朝时期的人口流动、政区变迁与故城的废弃

东汉时期，伴随北境防线的收缩与南匈奴内附，晋中地区形成汉匈混居的局面。相比西汉，朝廷在太原所能掌控的户籍人口大幅下降。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140）太原全郡仅30902户，每县平均不足两千户，为西汉盛时户数的四分之一。具体到榆次来看，中平二年（185）《刘宽碑》碑阴题名有“榆次长京兆长安董凤子产”。秦汉制度，万户以上或重要之县设“县令”，万户以下或次要之县设“县长”。“榆次长”的职官设置印证了东汉榆次户籍人口之稀少。

西晋至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汉魏旧民进一步四散流播，榆次故城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榆次的人口外迁风潮以西晋永嘉之乱和北魏太平真君年间最为剧烈。

西晋末年“太原、西河尽徙三魏。（刘）琨受任并州……,到官之日，遗户无几”。据胡阿祥先生的研究，外迁者占到当时并州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东晋在扬州的旧晋陵郡界曾侨置有榆次县，即为安置榆次旧民之所。

永嘉元年（307）“并州诸郡为刘元海所陷”。此后数年，匈奴汉国与西晋并州刺史刘琨长期拉锯于晋阳外围，曾在榆次附近的洞涡水、武观城一带作战。据洪武《太原志》中“晋治涂水古城”的记载可知，榆次县治一度迁出榆次故城，迁至原涂水县城。至于县治何时迁回故城，目前仍无法确定。阚驷《十三州志》称榆次为“涂阳县”，县名不见于正史地理志，前人对此颇有疑惑，结合洪武《太原志》的记载推测，这一非正式的地名应当便是榆次迁治涂水后的产物。

西晋末年汉民外迁后，晋中胡汉人口比例发生了逆转，这从北魏太武帝时期的一次政区调整亦可发现端倪。据《魏书·地形志》，太平真君九年（448）撤销榆次县，将其并入晋阳。在太原一带，同时撤并的还有阳邑、寿阳、辽阳、乐平、上艾、长安等县，《后魏风土记》记载了其中寿阳废县的原因：“晋末有山戎内侵，太原之户来向山东，戎即居之。至后魏太平真君九年，迁山戎外出，徙寿阳之民三千户，于大陵城西南十里，置寿阳县，属太原，谓之西寿阳”。所谓“山戎”即以匈奴后裔为主体的山胡。榆次等县的情况可能与之类似，城内在西晋末年为“山戎”占据，“山戎”外徙后，县级建置随之取消长达52年，直至景明元年（500）才予以恢复。

除了城内的变迁，十六国北朝时榆次县境内的人口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方面于县境东部迁置中都县，侨置信都县，另一方面大量人口聚集到大小坞壁中。榆次境内见于方志记载的坞壁有三处：十六国时，冉闵在县东南五十里“置台壁以御秦寇”；北魏时，县东南有长宁壁和巨当壁。另外，榆次至今仍以“壁”为名的村落有：高壁、小壁、杨壁、峪壁、焦壁（桥北）等，均在城东丘陵地带，有的至今仍有堡寨遗存，这些村落可能也是十六国北朝时的坞壁所在地。上述城、壁的地域分布，反映了当时大量人口聚居到地势险要、便于防守的城东丘陵地区。

墓葬的分布亦可印证这一状况。民国以来，榆次先后发现3方重要的东魏、北齐北族人物墓志——杜何拔墓志、买奴墓志与太妃好墓志，分别出土于六台村与什贴墓群，皆在城东丘陵地带。与之相比，战国秦汉时期榆次故城最大的墓区猫儿岭墓群，东汉以后的墓葬数量则出现断崖式下跌。

北齐天保七年（556），榆次县并入中都县。二县合并后，北魏时位于榆次“县东十里”的中都县治迁入榆次故城内，榆次故城由此成为北齐中都县城。隋开皇二年（582），以故城东南隅重筑新城，故城西北部被废弃。开皇十年（590），中都复名榆次。至此，汉晋以来榆次人口播迁、建置反复、城址变更、坞壁林立的混乱阶段终告结束，新一轮的历史周期徐徐展开。

不难想象，历经三百多年的动乱，榆次城内几度空虚，城池范围又过大，地势平坦低洼的城西与城北恐怕会出现如前引大陵城一样农田遍布的场景。人口少，地势低，不利于防守，应是隋代废弃故城西北部的主要原因。

榆次故城的西北部废弃至今已有1400余年。因史料缺失，自隋代至明初故城遗迹的状况无从得知。综合方志、口述资料、地图、航片及田野调查成果，我们可以勾勒出明代以来遗址的变迁概况。

（一）明、清、民国时期的史料线索

明洪武《太原志》所附《榆次县图》（图8）是现存最早的榆次县境图。图中县城的北侧，以虚线标出了古城遗址的大致位置。据此可知，明初故城的北部尚有大量城墙遗迹可以识别，北城墙基本完整连贯，西城墙和东城墙的北段也还有遗迹存留。

明清以来，随着县城周边人口的聚集与耕地的平整，故城城墙遗址屡遭蚕食，地表遗迹不断减少。明清县志都有“余址犹存”一类的笼统叙述，却并未记载遗址的具体状况。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以故城为参照物的庙宇、墓葬等地物的方位寻找相关线索。

表1所列史料中，龙门庙、桑槐墓、桑桐墓在城西，桑槐、桑桐为同族同辈，两墓相距应不远；张行墓、齐伯旺墓、阎瓒墓、毕氏墓、阎大伦墓、阎朴墓、桑维高墓、古城堰在城北。根据这些参照物的位置可知：明初至清初，尚有寺庙、墓葬以西城墙作为地标，说明此时西城墙还有地上遗迹存留；清中期后，西城墙遗迹或已损毁殆尽，方志中再未出现相关信息。北城墙为榆次两条官道所经，遗址较为人所关注，保存状况也较好，自明代至民国皆有记载。东城墙虽未留下记载，但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遗址状况来看，直至民国时期东城墙的地上遗迹仍大体连贯。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资料

根据1954年山西文管会对故城东北城角的初步调查，当时北城墙东段尚存320米，东城墙北段尚存约400米，遗址最高处约5米，最宽处25米。“城的东部一段已挖有极大的豁口与窑洞。有的地方已辟作耕田与街道等。城墙内外，经常有铜、铁、陶瓷器发现。”事实上，这一调查是不全面的，就笔者2013年考察所见，前文提及的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旁的东顺城街城址，便未纳入此次调查。据附近居民口述，这段城墙在50年代时比现在长得多，其北端与砖窑街城址的南端几乎隔街相望。

判读1966年的航片（图9）发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东北城角之北城墙段变化不大，仅出现一个30—40米的豁口，而东城墙段已大多被毁，仅存北段约40米；东顺城街城址的情况与笔者2013年所见基本相同；粮店街（今中都路）西侧，尚存北城墙约40米；榆次北站附近有疑似北城墙遗址的痕迹，应是1942年日本调查团声称被铁路建设破坏的残基；大同桥东、西两侧残存的北城墙总长近250米，多处被铁路与公路切断，较为完整的墙体不足100米。此外，沿用故城东、南城墙的隋以后榆次县城东、南城墙在50年代已被扒去明代包砖，内部夯土仍基本完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古城墙所在的区域迎来了城市建设高峰期，城墙夯土逐渐被居民区和各单位的建筑所破坏或包围。粮店街至大同桥的北城墙遗址大多损毁殆尽，隋以后榆次县城墙的夯土也基本被推平。

20世纪80年代的文物“二普”中，故城东北城角重新引起文物部门的关注：“1980年5月，文物工作者在今晋中地区艺术馆西侧发现了一段长24米，高4米，宽3米的古城墙。”所谓此次“发现”的古城墙，其实就是1954年调查过的东北城角之东城墙段的残存部分。1988年，该段遗址以“砖窑街城址”之名被列为第二批榆次市文保单位（县级）。但由于民宅的遮挡，附近尚存大量遗迹的北城墙被普查者遗漏，未纳入保护范围。

除砖窑街城址外，地方文史资料还提到，80年代尚有邮电街、南马道、南寺街3处城址，都已“仅剩一小截”,这几处城址都是隋以后一直沿用的故城东南城墙之孑遗。

（三）2013年以来的状况

自2012年开始，笔者对榆次故城展开了持续的实地踏查，掌握了一些新的情况。在2013—2014年呼吁保护古城墙的舆论契机之下，晋中市考古研究院对砖窑街城址进行了调查。综合两种调查结果来看，故城遗址又有不少新的变化。截至2013年夏，榆次故城遗址在地表之上尚存8处遗迹。

1.砖窑街二巷与羊毫街北巷城址。即1954年山西文管会调查过，并于1988年列为文保单位的故城东北角。位于北纬37毅123头37毅120.3义东经112毅445.4头112毅4'58.6义北城墙遗址紧邻羊毫街北巷，东西残长约324米，残高约4米，残宽约22.4米，夯层厚0.1—0.3米；东城墙遗址紧邻砖窑街二巷，南北残长约22.2米，残高2—3.2米，残宽2.6—3.2米，夯层厚0.1—0.2米。与1966年相比，北城墙西侧约50米被包砌在市委宿舍的围墙内，水利局宿舍后又新增了一处约30米的豁口，东城墙残存部分大多砌入晋中群众艺术馆的院墙中（图10）。

2.东顺城街城址。即1942年日本调查团曾经调查过但未能确认性质的台地。位于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东侧，北纬37毅106义东经112毅9'59义从位置上判断，结合附近居民口述，确定为东城墙遗存。由于城墙夯土与天然土崖相连，居民们又常年在城墙上取土、搭建房屋，残存遗址形状很不规则，底长约6米，高约3米，宽约10米。遗址被附近民宅包围，难窥全貌（图11）。

3.大同桥城址。位于大同桥中段路东，北纬37毅117.90义东经112毅359.66头112毅400.70义为北城墙中段仅存的城址。土墙被附近居民削薄后，与民宅连为一体。长约40米，其中西部20米仅存根基，上为民房；东部20米则仅存上部，根基被居民砌入砖内。这段墙体此前未被调查过，墙体夯层迹象与砖窑街城址相同，且二者位于同一直线上，可知为故城遗迹无疑（图12）。

以上3处遗址，属隋代废弃的故城东城墙北段及北城墙的遗迹。

4.东关路城址。位于东关路5号至7号，北纬37毅1’02.40义东经112毅500.55义为东城墙遗存。地表现存夯土一段，南北长约5米，高约3米，与民宅相连，宽度不详。

5.新集街城址。位于新集街东段以南，地下游乐城东南方，北纬37毅0’54.40义37毅0’53.53义东经112毅5’00.10—112毅5’01.70义为东城墙遗存。现分为相距约30米的东西两个独立的土堆。西段夯土东西约8米，南北约3米，高约3米。东段夯土东西约5米，南北约3米，高约3米，土层中夹杂有较多的砖瓦残片。

6.泰山庙街城址。位于泰山庙街南段东侧，北纬37毅048.55义东经112毅4600.45义为东城墙遗存。因东侧紧临民宅，墙体被打薄后，与民宅的土坯砖相靠，得以保留。现存夯土南北长约3米，宽约1米，高约2米。

7.南顺城街城址。位于原南顺城街中段，北纬约37毅0’31.60义东经约112毅4’39头112毅440.10义为南城墙遗存，即80年代《榆次文物简介》中提到的南马道城址。遗址仅存不足1米高的残基，被掩埋于建筑废墟之中，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

8.南门城址。位于南大街南段东侧，北纬37毅0’31.25义东经112毅4’37.60义为隋以后榆次县南门遗迹，隋以前亦属南城墙的一部分。现存高约4米的夯土堆，2003年时底部筑砖台保护，近年在城墙上部加盖玻璃罩。

以上5处遗址，为隋代缩小城池范围后，沿用故城城墙的部分。

上述8处遗址除南门城址外，均缺乏有效保护。近年来，残存的故城遗址仍在不断消失。2014年3月底至4月初，在羊毫街片区的城市改造中，保存最好的故城东北角遭到大规模破坏，残存少量夯土被罩在地产项目修建的“文昌阁”内。2016年，东顺城街城址改造为绿地，地表夯土已被摊平，仅存残基。2019年，新建路南段（大同桥）项目改造，大同桥城址不复存在。

综上，明清以来故城遗址的变迁状况大致如表2所示。

今日中国保存较好的古城，大多延续了明清时期的位置与布局。因史料阙如，对明代以前城市的全景式复原往往存在一定困难。事实上，据文物“三普”资料，东周以来历代修筑的城址尚有不少遗迹存留至今，这是我们研究早期城市史与区域史的重要实物参照。然而这些零星的地表遗迹大多未能引起文物工作者与史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不少城址又被现代城市叠压，中小型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则尤为滞后。

历史地理学的先行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宿白先生曾撰文强调在现代城市中系统追查古代城市范围、布局的重要意义。即使已经具备考古勘探条件的城址，也需要充分的历史地理研究作为前期准备，以便考古工作者从宏观上把握遗址的历史信息与空间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从2012年开始对文献记载存在偏差、残存遗迹较为明显、保护前景十分紧迫的隋以前榆次故城展开系统调查与研究，并且十分幸运地赶在故城遗址遭到大规模破坏前获取了最后的实地调查资料。通过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榆次最晚于战国中期已经建城、置县，青铜铭文作“榆即”。故城规模巨大，文献记载“周二十一里”,实际周长约合今8.5千米。因紧邻晋阳，榆次成为魏、赵、韩、秦多国博弈的重要城池，政治形势与地缘关系错综复杂。秦赵榆次之战后，秦国得以正式设置太原郡。

东汉至北朝时期，榆次人口流散严重，政区屡有变迁，城内逐渐空虚。隋开皇二年（582）缩小城垣后，故城大半被废弃，隋以后榆次县城仅为故城的“东南隅”。自明嘉靖《山西通志》以来，方志多将新城记为故城的“东北隅”,实属传抄之讹。

根据多种线索复原，榆次故城的范围北至石太铁路南侧，东、南两面即隋以后榆次县城的东、南城墙，西至今郭家堡乡政府以东。故城的城市结构与功能分区虽已无法全面复原，不过近年来零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发现了战国至汉代城内的手工业区与重要的水源地。

依据地志与古地图、航片资料，明以来故城城墙逐步损毁的历程可大体还原。明初，废弃的故城城垣北半部仍较完整。20世纪40—50年代，北城墙与东城墙仍有大量遗迹留存。80年代以来，伴随城市建设的开展，残存的城墙夯土逐渐被毁，至2013年仅存8处地上遗迹，2014年后已所剩无几。

就区域研究而言，本文力图填补晋中两千年建城史前半段的空白，是对晋中早期城市史的一次系统性研究；就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学科关怀来说，本文也是对中小城市复原的一次尝试。名都大邑固然是古代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但中小城市个案的积累也将为宏观研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样本，甚至足以在某些方面引发“质变”,比如榆次故城在战国时期的规模与战略地位，便足以改变我们对太原盆地早期城市体系的既有认知。

面对古今重叠型城市，在现代高楼大厦的缝隙中寻找零星的城垣、街道、建筑遗址，追溯城市的历史变迁，虽有事倍功半的“碎片化”之嫌，却也是地方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基础性课题。对于这类资料较为稀缺零散的研究对象，单纯的文献记载或局部的考古发掘往往难窥全豹，需要我们以“竭泽而渔”的态度，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利用跨学科材料。榆次故城的个案提醒我们，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当下，田野资料的获取尤为紧迫。期待类似的早期城址调查与研究能够与时间赛跑，在各地早日展开。

编者注：原文刊载于《中国区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出于排版需要，本文在编辑时省略了注释，如有需求，请下载原文查看。

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同地区碑铭所见民族融合历史研究”（21@ZH030）的阶段性成果。

文字：张卓珠 赵颖美

网编：贺竹慧 徐开欣

责编：任倩倩 周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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