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群】三次回延安

文/徐永群 

三次回延安

车子在塬上颠簸着，窗外是望不断的黄土，沟沟壑壑，一如四十多年前那个秋天，我们一路唱着歌，懵懂而又热烈地扑进这片苍莽的怀抱里来。身旁的老伴，也是当年的知青，她的鬓角也白了，此刻正默然望着窗外，手指微微蜷着，我知道，她心里也翻腾着同样的旧波涛。开车的镇干部笑着说，如今路好了许多，但我们记忆里那能把人骨头摇散架的土路，却似乎更真切些。

这已是我第三次回来了。

第一次，是2001年。那时我是北京某集团的营销总监，去西安考察市场，心里那点关于延安的念想便再也按捺不住，索性抽空儿北上。那时的延安城，已像个初具规模的小城市，脚手架林立，但宝塔山依旧在那里，是魂儿。接待我的是宝塔区的周书记，一位精干的当地干部。他领着我登上宝塔山，秋风飒飒，吹着我的西装，也吹着他浓黑的头发。我们凭栏远眺，延河水不如记忆中丰沛，但那道川，那座座山峁，格局未变。周书记指着山下说，哪里起了新楼，哪里通了大道。我听着，点着头，眼睛却总往更远的、我们田塔村的方向望。那时心里装的，多是事业有成的轻快，以及一种被岁月柔化了的、略带伤感的怀旧。那次的归来，像是一杯温吞的水，暖了肠胃，却还未烫到心尖。

第二次，是2008年十月。奥运会的食品供应任务刚圆满结束，绷紧的弦一下子松了，巨大的疲惫和更大的空虚袭来。领导特批我休假，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又选择了延安。周书记还是那个周书记，热情不减当年，他亲自驾着车，带我回田塔村。路依然不好走，他说，老胡，胡正国，病得重了。

老胡，我们当年的大队书记。那个能吼着信天游带我们进山砍柴、分粮时总想给我们这些京城娃多匀半勺的硬扎汉子，竟也倒在了岁月面前。土炕上，他瘦得脱了形，眼睛却还亮着，颤巍巍抓住我的手，喉咙里咯咯作响，喊着我当年的小名：“小徐，你回、回来了……”那双手，枯瘦，却仍有刨黄土的力气，攥得我生疼。旁边围着几位乡亲，都是当年一同在山上“战天斗地”的，皱纹深了，腰弯了，拉着的手再没有松开。那一刻，什么奥运盛事，什么营销总监，都像远处的尘烟，轻飘飘地散了。只有这炕头，这混着黄土与旱烟味的气息，这人世间最朴素的牵挂与即将到来的死别，沉甸甸地压在心口。那次离开时，夕阳把黄土高原染得一片血红，我心里知道，我是来送别的，送别一段血肉相连的岁月。

而这第三次，竟是相隔了十六年，并且是从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归来。我和老伴都已移民海外十余年，孙儿绕膝，生活安逸，本以为那份乡愁已被太平洋的风吹淡了。可当发小索祥云在越洋电话里提议“咱们再回一趟延安吧”，心底那点火苗“轰”地一下便复燃了。

这次的场面，出乎意料地隆重。镇里的领导，还有延安侨联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回到田塔村，全村的老少几乎都聚在了重新修葺过的村部大院，长长的条桌摆开，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午饭。油馍馍、羊肉饸饹、大烩菜……熟悉的味道冲进口腔，瞬间把记忆拉回到那个饥肠辘辘却又精神充实的年代。乡亲们笑着，说着，那些我们早已忘却的琐事，他们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看着那一张张淳朴的笑脸，心里蓦地涌起一阵复杂的酸楚。我们这些“候鸟”终究是飞走了，而他们，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生根的、不朽的守望者。

饭后，我们去了新建的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玻璃展柜里，泛黄的照片、破旧的军挎包、掉了瓷的茶缸……那些被我们亲手遗弃的岁月，此刻被郑重地收藏在这里，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老伴在一个还原知青宿舍的场景前站了许久，里面有一架纺车，她当年就曾摇着它，度过无数个陕北的漫漫长夜。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

最后去了枣园。参观老一辈革命家居住过的旧址，那些简陋的窑洞、朴素的桌椅，仿佛还残留着当年的呼吸与决断。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与更早一代人的奋斗，在这片黄土地上，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连接了起来。他们的理想主义光芒，曾照进我们迷茫的青春；而我们付出的汗水与泪水，或许，也只是这片土地所承载的漫长叙事中的一个微小注脚。

离开延安时，又是一个黄昏。宝塔山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我紧紧握着老朋友郭大赢的手，他也回握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车子平稳地驶向崭新的延安北站。我们再次出发，还是驶向我们如今在海外那个秩序井然的家。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永远留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了。它不是乡愁，乡愁是对一个模糊概念的眷恋；而它，是血肉，是呼吸，是生命里被黄土深深浸染过、再也无法剥离的一部分。三次回延安，次次心境不同，从浅尝辄止的怀旧，到刻骨铭心的告别，再到如今这沉淀后的了悟与安宁。这片黄土地，它不言不语，却收容了我们所有的青春、泪水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