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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城南阳遗址与东周燕国易城 文/张丽 配图/王会欣 一、南阳遗址的考古发现 南阳遗址位于容城县城东约14千米、雄县县城西北约11千米处，东距大清河3千米。1981年春季，文保所工作人员在晾马台乡进行考古调查时，在该乡南阳村附近发现几处较大的古代遗址并征集、清理出铜器、陶器等文物40多件，特别重要的是有的文物上有铭文和陶文。、1958年以来，南阳遗址附近经常发现东周时期文物，主要为铜器和陶器，为分析探讨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1981年前后发现铜鼎2件、“西宫”铜壶1件、“左征”铜壶盖1件。1988年秋，南阳遗址西南700米的“西河子”，又出土铜戈2件、“郾侯载之萃锯”铜戈1件、铜凿1件、铜带钩1件、燕刀币200余枚和玉柱形器5件等。铜器之外，还采集到一批较完整的陶器，主要有鬲、鼎、豆、尊、简瓦、碗、罐、纺轮等，另有骨锥、角器及动物遗骨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物如以下列举：“西宫”铜壶 通高50厘米，口径13厘米，底径17厘米。短颈，鼓腹，深圈足，肩部有对称的铺首衔环。壶身自上至下有明显的母范接口，壶口微敞，颈部饰对角蕉叶纹四组，腹部饰带纹四周，带纹之间的地纹饰蟠螭纹。在第二道带纹近左铺首处，有阴刻“西宫”。壶盖为凸形，小平顶，外缘饰圆环纹、重环纹，平顶下为带纹一周，带纹下饰蟠螭纹。盖上有对角的卷首夔龙立耳四个（残两个），夔龙头向外，盖下着子口。壶口与盖沿上均阴刻“右征尹”。右铺首处又有一“匽”字。“西宫”铜壶 铜鼎 高27.5厘米，口径24厘米，腹径27.5厘米。长方附耳，圆底鼓腹，蹄形三足。身着子口，腹饰一周凸弦纹。底饰带纹，带纹中心饰“十”字纹。盖肩部饰凸弦纹一周，凸弦纹上有对角半环形钮三个。钮身中间凸起脊带，脊带上饰重环纹，钮顶凸起乳钉，乳钉上用红铜丝镶嵌涡纹，盖中间设有活环提梁，环身饰重环纹、云雷纹。鼎身烟炱严重，厚达0.2厘米，重6.6公斤。铜鼎 “郾侯载之萃锯”铜戈 形体较大，援略上昂呈弧形，中脊隆起，援刃近前端较宽大，援近阑处有凸起倒“山”形纹。长胡，胡刃有波状纹孑刺。阑内有三个长方形穿。内稍向上举，内下缘有凹刃，内有两穿。内上铭文二行六字“郾侯载之萃锯”。全长27.8厘米、长18.5厘米、内长9.3厘米、援宽3.3厘米、内宽3.4厘米。“郾侯载之萃锯”铜戈 “左征” 铜壶盖 与“西宫”铜壶盖基本相同，只是略小些，盖上饰夔龙立耳三个（残一个），夔龙头向里。盖沿阴刻“左征”。根据器物形制特征，上述出土遗物的年代当在东周时期，属于东周燕国文化遗存。夯土台基址和简瓦是存在大型建筑的实物证据，“西宫”铜壶及“郾侯”铜戈等重器的存在，则反映了南阳遗址的等级及性质非一般普通类聚落遗址。南阳遗址的调查者即推测认为，该遗址的地理位置与燕国都城“临易”、汉时的“易京”相近，出土的这些“西宫”铜壶、铜鼎等器物，可能与燕国“易都”有关。二、易城与易都 南阳遗址面积广大，出土的“燕侯”铜戈、“西宫”铜壶等重要文物，显示着遗址性质的特殊性，即当非一般普通聚落遗址，至少应属于一座东周城邑遗址。《史记·燕世家》集解引《世本》曰:“桓侯徙临易。”又注“宋忠曰今河间易县是也”。宋忠所言的易县，属于东汉河间国，治所在今容城古贤村一带。易县，秦代初置，属广阳郡。西汉沿置，属涿郡。秦汉的易县，来自于东周燕国的易邑。据此，则临易即今雄县、容城交界处一带，与南阳遗址的位置基本相合。《水经注·易水》曰:“易水又东迳武阳城南……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易水又东迳易京南。汉末公孙瓒害刘虞于蓟下时，童谣云：'燕南垂，赵北际，惟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地当之，故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易水又东，径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据此，关于易之地，似乎存在易京与易县两个城池，易京在西，易县居东，两城相距仅四五里。此与南阳与古贤的间距基本相合，因此则南阳遗址似乎包括双城。那么，桓侯与文公徙易之“易”，到底是易京还是易县呢？有学者推证，南阳一带为燕桓侯所迁的临易，而古贤村一带则为燕文公所徙的易。对于这个问题的深人探讨，目前的考古及文献资料似乎都难以得到满意明确的答案，但如果笼统言之，燕桓侯与文公所迁的易，即今广义的南阳遗址一带，当无多大问题。如此，出土遗物及相关文献互相印证，南阳遗址即秦汉之易县故城，亦即东周燕国之易城，曾经一度为燕都所在。但也存在有不同的意见。陈梦家认为，雄县临易，易县亦临易，故所谓“临易”亦可以指今易县。今雄县是否曾为燕都，尚待实物的证明。因此，燕都于易水之上的易县，此为下都。更有学者认为，桓侯与文公所迁徙的易，均是今易县境内的燕下都。《燕下都》的研究者论述更详：燕桓侯徙临易是燕国第一次迁都，也是燕下都首次见于文献记载，考证认为临易在雄县西北之说不符合历史背景，燕下都一带自商代时即为“有易”或“易”所在，因此桓侯所迁临易即今燕下都无疑。而燕文公徙易是燕国第三次迁都，也是燕下都第二次见之于文献记载，此次所迁之易，仍是今易县的燕下都，燕文公所建设的易乃燕下都的前身。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坚持临易乃易县故城之说，认为将燕下都视作燕桓侯所迁之临易及燕文公所迁之易的看法是不可信的，临易与易均在今南阳到古贤村一带，燕下都在战国时只称“武阳”而绝不称“临易”或“易”，该地称“易”乃是隋代改名“易州”之后。南阳遗址是否为易都，由于目前尚未确凿的考古发现证据，此问题可存疑以待今后的考古工作。但眼下的考古资料似乎已足够于易城的推证，即南阳遗址当为燕国之易城似无多大问题。首先，南阳遗址所处位置重要，面积广大，文化层堆积厚，出土遗物等级较高，这些因素均显示着该遗址非普通村镇类聚落遗址，应属于城镇以上规模的城邑聚落。其次，铜壶铭文“西宫”“右征尹”等，指向宫殿与衙署类性质的建筑或机构，而陶文“易市”则明确了易城邑的存在。《左传》昭公七年:“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上。”杜注：虢，燕境。濡水，至河间鄚县入易水。此二地均在今任丘西北一带。齐国伐燕国，燕国不敌而赂齐求和，故盟于濡水之畔地近易水一带。此可作为南阳遗址为燕国重要城邑的旁证。《括地志》:“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东南十五里，燕桓侯徙都临易是也。”唐代归义县，治所在今容城东王路村一带，易县故城即南阳遗址一带。因此，种种线索表明，南阳遗址应即东周燕国的易城所在。但是也应当看到，南阳遗址至今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迄今为止的考古线索均是调查采集或征集所得，故此难免存在不少的局限性，尚缺乏判定遗址属性的一些根本性实证，比如城垣遗迹、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等，另外还有遗址本身的结构布局及确切性质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考古方面的直接证据。三、小结 容城南阳遗址的考古线索非常重要和明确，遗址规模、夯土建筑遗迹及出土遗物等等，均表明遗址性质当属一大型城邑遗址，并且与相关古文献所记载的东周易城互相印证。因此，南阳遗址应即东周燕国的易城。至于其是否曾为燕都，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注：张丽，女，原容城县文物保管所所长。此文原载于《文化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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