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斋的出离与固守
—— 张謇行书说诗纵酒联
■杨奕婷
张謇行书说诗纵酒联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当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张謇上书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要求朝廷予以罢免。不久后，张謇因父亲病逝归家奔丧，此后接受了张之洞的派遣，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并创办纱厂，开启实业救国之路。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还于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他在开学典礼上说：“欲雪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张謇终其一生都在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局下，毅然放弃传统仕宦之途，大兴实业与教育，是旧式文人群体中走出书斋的引领者。
与在经济和教育上的大胆革新不同，张謇在政治与文化主张上表现出了保守的一面。他属于君主立宪派，支持袁世凯，曾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的立宪派人士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自任副会长，此外还曾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謇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起义。在文化上，张謇提倡尊孔读经，抵制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在某种意义上，他依然是一位固守传统书斋的“状元郎”。
张謇身上的这种矛盾性，在其书法中亦有所流露。一方面，张謇的书法带有馆阁体气息。馆阁体是科考的通用字体，对于经历过科举考试且高中状元的张謇而言，势必对其相当熟稔，《张謇全集》中便有大量关于张氏早年将读书写字作为日常的记载。张謇早年学书自颜鲁公始，后延及欧阳询、褚遂良，有“同光书法第一”之誉，其师翁同龢称其书法“字亦雅，非常手也”。晚清民初，颜书再度兴盛，作为学颜妙手翁同龢之弟子，张謇书作中也显露出颜氏踪迹，如“说诗纵酒”联（如图）上联中“劳”字的钩画便带有典型的颜书特征。谭延闿（1880—1930）、谭泽闿（1889—1948）昆仲亦以翁氏为师，其楷书汲取翁师精髓，上溯颜真卿，是近代学颜而不泥于颜的典范。相较张謇而言，谭氏兄弟书法气势更显雄强，具有庙堂气。另一方面，张謇的书法又不全然等同于馆阁体，他在科举高中之后，又以孙过庭、怀素、褚遂良、黄庭坚等古代名家为师，有意识地摆脱馆阁体的窠臼，作品中出现了舒缓的用笔和灵动的结字，如联中的“劳”“前”“酒”“署”等字。
实际上，张謇的书写活动与其创办实业、兴办教育的举措密不可分。在新旧制度交替、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张謇并未视书写为纯粹的艺术实践，而是将其作为实干救国的辅助手段。他常通过鬻字的方式筹款，以此解决因筹办学校、运营工厂、开展慈善而导致的资金短缺问题。1907年，为救助淮海饥民，张謇第一次登报鬻字。翌年，他在《时报》刊登《张謇鬻字字婴启》，为通州新育婴堂筹集资金。自1916年至1924年，仅在《申报》《时报》《通海日报》，张謇所登鬻字广告便达十余次之多。为了筹措资金，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通州各地，谒见官绅富户，备极辛劳，《屡出》一诗中的“屡出真成惯，孤怀亦自遥。小车犹择路，独木已当桥”可谓是其内心写照。然而即便艰辛如此，张氏依然说：“鬻字一月，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事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鬻字背后，潜藏着张謇兼济天下的抱负与理想。在传统书斋的出离与固守之间，不变的是文人以苍生为念的永恒情怀。(2024年《书法报》第44期 )
张謇书法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