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电影行业工作，最初担任制片助理，后来进入摄影部门工作。那时正是纽约独立电影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群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拍摄低成本电影。我们总在不同的片场相遇，互相打探谁在参与什么项目，从这个剧组辗转到下一个剧组。

我有个朋友当时在拍《梦幻强尼》(Johnny Suede，1991)，她迷上了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演员布拉德·皮特。

剧组人员会和导演一起喝酒，制片人与录音师约会，完全没有等级之分。每个场务、灯光师、助理都怀揣着自己的剧本，或梦想成为导演。片场里总有人半开玩笑地抱怨“要是让我们来拍，刚才那场戏肯定会更好”。

我当时就是那种浮躁的剧组人员，渴望拥有自己的原创作品。后来，我厌倦了凌晨四点开着摄影车穿梭在曼哈顿的日子。于是，我重返校园，攻读创意写作（MFA）硕士学位。

毕竟曾经身为一个浮躁的剧组成员，我多多少少也动过当导演的念头。但自从亲眼目睹拍摄电影需要付出的艰辛努力，我意识到，导演这条路我走不通，我这一身懒骨头当不了导演。但直到我开始提笔写小说，我才明白，作家的本质也是导演——不过，是穿着睡衣上班，还能按时睡觉的导演。

我们既能掌控美术设计、妆发造型，也能决定角色的行为举止。镜头完全听从我们的调度：既能换上长焦拍特写，也能用广角囊括全景。至于那些快速摇摄、变焦推进、交叉剪辑？一切尽在掌握。

我写小说时，眼前会浮现整个场景布置：门窗的位置、墙面的颜色、光线的方向。我本以为所有作家都是如此，直到某次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谈起这事，他脱口而出：“怪了，我只能听见声音。”但我即便不详细描摹屋内陈设，我的脑子里也会浮现出所有细节。

这让我不禁好奇：我是否也能想象出室外风景的每一个细节？但我随即意识到——我笔下的人物几乎不会踏出房门半步。我把他们困在室内，是不是因为，我无法描述出那片乡村田园的绿色美景呢？

书里的角色总能辨认出每种树木的名字。可现实生活中，我周围能准确说出每一种树名的人屈指可数——大家能说出的，无非桦树、柳树、橡树之类的常见品种罢了。

在我最新创作的小说里，有两个角色叫出了一棵树的名字。其中一个人自诩无所不知，对树木也想必十分了解；另一个人则管这棵树叫豆梨。连我这种植物盲都能认出这是豆梨，想必多数人也能认得。

电影导演有一项巨大优势：电影本质上是集体创作的艺术。某些时刻，导演或许不以为意，但大多数情况下，多元视角总能带来建设性影响。

作家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努力克制着不上网的人。当你纵容故事的主人翁当众崩溃时，不会有制片人向你投来白眼。第三十页在你笔下剃光了头的女人，到第一百页突然编起了辫子，也不会有场记过来提醒你穿帮。

或许会有朋友答应读你的草稿。你也可以随时联系心理医生。还有你的伴侣，你大可以把一天的糟糕情绪伪装成“指导”他们怎么装那天杀的洗碗机，一股脑全发泄在他们身上。然而归根结底，写作是你孤身一人的战斗。这就是当了作家可以白天睡大觉、晚上当夜猫子的代价。

当我创作小说《博物馆之友》时，愈发深切体会到，写小说或许是在用一种更舒适的方法当导演。在动笔写一本书前，我会先琢磨自己想在读者心中引发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说，精心设计整个阅读过程的体验感。

我总说自己在以导演思维写作，但创作《博物馆之友》时才真正试图营造观影般的沉浸体验——仿佛置身于一个运转中的完整世界，而你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匆匆过客。

我摈弃了章节的写法，也不交代任何故事背景，而是径直将读者抛入场景中央，恭请他们自行游向岸边。我希望能捕捉到罗伯特·奥尔特曼电影里那种收放自如的混乱感——满屏干扰性插叙与意想不到的闲笔。一部小说真能承载这样的密度吗？

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1975年的小说《JR》做到了这点。这部作品蕴藏着令人艳羡的躁动感——如激流般的叙事速度裹挟着读者卷入事物漩涡。放眼类型小说之外，我想不到还有哪部小说能像《JR》一般彻底地摈弃心理描写。加迪斯没有直接呈现角色的所思所想，而是通过动作和沉默，间接展现他们的情感。

如今，我依然记得，仅凭角色穿鞋的方式便能展现出多么强烈的怨怼。我读《JR》时，全然沉浸其中，仿佛步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本书让我惊觉：叙述的疆域本无边界。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感到文字带来的可能性是如此有限。

若小说能够如闻天籁、如坠画境般被感知，越过大脑直抵感官深处，岂非至臻之境？然而，阅读偏偏需要动脑思考，着实是一大憾事。

我曾竭力使阅读如观影般酣畅，却终于明白：尽管作为小说家可以享受万般自由，但到头来，你却免不了要扛着一柄大号写作（指的是写作终有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