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工业智能体:工业互联网平台自学习机制行动研究
撰文丨谢康 冉佳森 肖静华
谢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冉佳森(通讯作者),广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肖静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摘 要] 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既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也引发数据壁垒、系统自学习能力不足等管理挑战。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企业D为行动研究对象,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人与AI协同理论探索工业智能体的概念及构建过程机制。通过工业智能体基础搭建与功能升级两阶段行动研究,本文推进工业智能体的学术概念理解,认为工业智能体是指人类经验、设备数据、算法模型深度融合的三元自进化系统。工业智能体包含两个关键构建过程:一是建立人—设备—算法三元协作体系,推动数据互通、经验显性化与算法迭代,由此建立人机双向认知互动结构;二是基于动态角色分配机制和决策共创机制,强化智能体自学习与自主进化能力,由此形成核心自学习功能特征。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工业智能体 工业互联网平台 自学习机制 行动研究
一、引言
2025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工业智能体是深化人工智能(AI)工业应用的关键载体。[1] 工业智能体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不仅推动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其在治理体系构建中的应用也为技术规范发展与风险防控提供保障。然而,我国工业智能体建设面临数据处理效率低、运营成本攀升、数据安全隐患突出等挑战,亟需突破构建工业智能体的发展瓶颈。既有研究从技术功能视角分别对AI与工业互联网展开丰富探索,为理解二者的融合应用潜力奠定了重要基础,[2][3] 深入剖析了AI决策优势与工业互联网的要素互联价值。[4] 在此基础上,仍可从三方面进行深化研究。第一,现有成果多侧重单一技术主体的分析,对AI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形成的技术复合体如何系统性推动工业技术进步的问题探讨,尚未形成全面认知。第二,对“工业智能体”这一兼具技术特性与管理属性的耦合体,其本质特征仍有待以整合视角进行更深入的解析。第三,在复杂工业场景中,多元主体通过认知交互与行动协作实现系统自学习的过程机制,尚值得结合本土实践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释。
本文采用行动研究方法,以新能源汽车企业D智能化改造项目为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人与AI协同理论,解构AI与工业互联网融合驱动下的工业智能体构建机理。研究聚焦“工业智能体如何通过跨主体认知交互与行动者网络重构,实现自学习进化”这一核心问题,系统追踪企业从自动化改造到智能体构建的转型历程,剖析技术方、企业方、研究团队等多元行动者在工业智能体自学习机制形成过程中的协同作用,旨在突破单独分析技术功能的传统研究范式,为工业智能体理论建构提供基于中国情境的认知框架与过程解释。本研究形成三方面理论推进:在概念上,重塑了工业智能体的理论内涵与认知框架;在视角上,突破了传统将其作为辅助工具的定位,确立了其作为行动者的协同机制;在范式上,揭示了其驱动智能制造实现根本性转型的内在逻辑,为后续工业智能体的大规模开发与应用提供了理论框架。
二、理论基础
(一)AI环境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在AI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技术变革中,智能制造通过重塑生产范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5] 研究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智能化改造显著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尤其在成长行业和地区,其可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并催生人与AI协同创新模式,为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超越提供路径参考。跨学科技术融合及平台型供应链的持续演进,[6] 进一步拓展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在远程操作、工艺创新与价值共创等领域的应用边界。[7] 然而,现有研究多停留在技术功能的独立分析层面,侧重AI对生产效率的单向赋能或工业互联网的要素互联价值,尚未形成对工业智能体这一技术与管理耦合体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尤其缺乏对复杂工业场景中多元主体如何通过认知交互实现系统自学习过程的解释。
(二)工业互联网平台自学习与工业智能体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自学习能力依托机器学习技术,实现系统性能的自动化优化,在生产流程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场景中表现出显著价值。例如,无监督学习算法通过数据筛选与分组策略,有效提升复杂工业过程的事件检测自主性。[8]作为平台核心组件的工业智能体,具备感知、决策与执行的综合能力,其设计常基于强化学习实现与工业环境的动态交互,而主动学习技术的应用则缓解了小样本场景下的检测效率难题。[9]尽管迁移学习、联邦学习等技术已显著提升平台的自适应能力,但现有研究仍局限于技术工具的孤立应用,未能从行动者网络视角揭示人类操作员、算法、设备等异质主体在智能体自学习过程中的协作机制,也未能运用人与AI协同理论对跨主体知识整合与决策优化进行深层解释。
(三)行动者网络和人与AI协同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突破了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将人类工作者、传感器设备、算法等视为平等的行动者,[10]强调通过异质主体的互动网络重构实现系统优化。[11]在工业智能场景中,自动化设备与智能监控系统作为技术中介,推动物理环境中数据采集、算法分析与人类决策的深度衔接,明确了“技术—人—组织”三者的共生关系。[12]人与AI协同理论则聚焦多元认知主体的协作增效机制,[13]从个体认知扩展至人机协作场景,[14]关注不同主体如何通过知识共享、决策互补实现问题解决能力的跃升。二者的理论融合为解析工业智能体自学习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具体而言,前者揭示技术与非技术要素的网络建构逻辑,后者阐释跨主体认知交互对系统进化的驱动作用,二者共同推进对“工业智能体如何通过异质主体协同实现自学习”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论突破。
(四)文献评述
现有研究从技术功能、自学习机制与理论工具等维度,为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工业智能体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可从三方面进行推进。其一,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技术组件层面,对工业智能体作为人类经验、设备数据与算法模型深度融合的三元自进化系统,缺乏本质特征的系统性阐释,尚未从技术与管理深度耦合视角构建统一的学术概念框架;其二,在工业智能体构建过程研究中,现有成果偏重机器学习等技术工具应用,对其如何通过行动者网络重构和人与AI协同认知升级,推动自学习能力进化的逻辑路径,实现从基础构建到自主进化,尤其是多元主体如何通过技术中介实现认知交互与行动的整合,缺乏基于本土实践的过程解释;其三,既有研究未能充分挖掘工业智能体构建的价值与意义,对其在推动离散制造业“人类经验—组织环境—技术”的协同进化、突破传统理论范式局限等方面的作用仍缺乏深入探讨。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选择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AR)作为联结理论与实践的迭代研究范式,[15][16]其“问题导向—干预反馈—理论建构”螺旋上升的知识探索逻辑,[17]与揭示工业智能体自学习机制的研究需求高度契合。该方法强调研究者与实践人员深度协作,[18][19]在解析复杂社会技术系统中的优势显著。尽管国内管理研究对其应用尚处探索阶段,但其情境嵌入性与理论生成性特质,[20]为破解工业智能体构建中的技术与人类行动者协同进化难题,提供了关键方法论支撑。
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规范框架(Canonical Action Research,CAR)(Davison等,2012),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该方法的行动指导理论(Instrumental theory),将人与AI协同理论作为该方法的焦点理论(Focal theory)。本研究结合嵌入式行动研究设计,[21]围绕异质行动者通过认知交互实现行动网络重构并驱动工业智能体自学习的核心命题,构建理论分析与实践干预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研究过程严格遵循CAR五阶段循环模型。其中,诊断阶段基于行动者网络和人与AI协同理论,识别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自学习能力构建的核心障碍;规划阶段制定认知匹配与网络构建推动机制迭代的干预方案,明确智能体模块开发与跨部门协作机制设计;行动实施阶段推动AI工程师、操作员、管理人员深度互动,形成技术调试与操作反馈再到规则优化的循环迭代;评估阶段则通过生产效能对比与过程分析验证行动干预效果;针对性学习阶段提炼理论线索并修正研究设计。上述将理论推演深度嵌入实践干预的研究设计,既保证了工业智能体自学习过程的情境敏感性,又通过严谨的阶段控制与多方验证,为理论创新提供指引。
(二)行动研究企业和项目概况
新能源汽车企业D(简称D公司)成立于2003年,为中外合资乘用车制造企业。经过20多年发展,该企业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智能制造体系,具备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制造能力。自成立起,D公司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引入先进制造技术,建立高效生产体系,关键生产环节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从2017年起,D公司联合工业互联网技术企业DT(简称DT公司)推进车间物联网建设,打造区域智能标杆工厂,并在5G 工业互联网领域不断探索,在供应链协同、无人驾驶等场景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D公司成为汽车行业数字化与绿色制造的标杆企业。其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中形成的技术应用与组织适配,推动了系统进化实践经验,为工业智能体的构建研究提供了案例典范。
本文选择D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有三方面考虑。其一,该企业拥有从零部件加工到整车装配的完整产业链,且深度融合AI算法、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制造流程,形成多维度技术应用场景,具备解析工业智能体自学习机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二,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军企业,D公司在数智化转型中面临的技术整合难题与管理协同挑战,对本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三,在复杂市场环境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压力下,企业亟待需要数字技术实现生产系统的自适应进化。D公司对工业智能体自学习能力的迫切需求,与本研究聚焦的异质行动者和人与AI协同的理论视角高度契合。研究聚焦D公司智能制造提升项目的实施过程,重点考察企业管理团队、业务部门与DT公司技术团队在工业智能体构建中的协作过程,解析三方主体如何通过人与AI认知交互与行动者网络重构,推动AI技术从场景适配到系统自学习能力的跃迁,为揭示工业智能体自学习的微观机制提供证据支撑。
(三)数据采集和分析策略
研究遵循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方法论逻辑,将数据采集聚焦于多元行动者(如企业高管、车间员工、技术团队)在工业智能体构建中的互动轨迹,通过多源数据三角验证确保研究信效度。具体而言,研究团队深度参与D公司和DT公司的项目研讨会,系统收集经高管审定的会议纪要(包括部分公开的新闻稿)、技术方案文档等文本资料,同步记录现场观察日志,捕捉智能体开发过程中技术调试与组织适配的冲突与协同细节事例。团队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关键用户(如生产部门负责人、一线操作员)及外包技术人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基于人与AI协同理论预设数据感知与理解、人机协作机制、情境意识与预测能力、跨部门沟通协调的核心主题,引导受访者围绕智能体自学习过程中的人与AI认知交互障碍、知识共享模式及决策修正机制展开深度对话。所有访谈录音经专业转录后,通过Nvivo软件进行编码分析,提炼高频出现的概念与范畴,并与核心用户反复核对访谈文本,确保理论建构与实践情境的一致性。上述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异质主体互动分析和人与AI协同理论的认知要素流动视角相结合的数据分析策略,为解析工业智能体自学习过程中技术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的协同进化路径提供了扎实的例证基础。
四、行动过程与发现
本研究基于肖静华等(2013)与冉佳森等(2025)[22]的行动研究框架,构建两周期循环研究过程并解析工业智能体自学习机制。工业智能体构建需经历基础能力建构与工业智能进化的两个演化阶段,本研究据此设计对应的差异化行动路径。第一阶段聚焦工业互联网平台基础环境建设,通过技术架构重构与组织流程适配,解决数据标准化与交互界面优化问题;第二阶段推进AI大模型深度应用,突破多源数据融合决策与自学习规则生成等核心机制。严格遵循行动研究步骤的递进逻辑,在两阶段循环中持续嵌入行动者网络和人与AI协同理论视角,系统剖析多元主体互动机制,为揭示工业智能体从工具属性向自适应系统的演化规律提供支撑。
(一)企业进入
研究团队依托与技术合作伙伴DT公司的学术联系,经其引荐与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军企业D公司建立合作。D公司长期重视产学研协同创新,其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生产系统自学习能力的需求,与行动研究兼具实践问题观察和技术研发促进的双重特性高度契合,研究团队、D公司、DT公司达成三方协作。研究团队向企业高层及项目核心成员系统阐释行动研究方法论框架,明确以解析工业智能体自学习机制为核心目标,强调团队通过深度参与企业技术研发过程,在识别实践痛点的同时提供理论反馈。这既保障了研究团队的学术独立性,又为企业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提供人与AI协同分析工具,奠定了团队采集数据与实施干预的信任基础和协作规范。
(二)问题初探
作为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的领先企业,D公司通过部署多样化智能设备,在智能制造降本增效方面取得阶段性进展。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产品迭代加速,D公司在打造全流程自学习的系统升级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其一,多源异构数据因技术标准差异形成数据孤岛,部分生产环节存在设备协同精度问题,导致大量人工校准工作量的增加;其二,数控操作的工艺知识过度依赖经验传承,新产品制造研发的关键参数调整耗时较长,影响良品率;其三,传统机器学习模型难以动态适配并兼容快速多变的生产节奏,设备监测系统因缺乏有效数据关联分析,频发无效预警,造成设备非计划停机。上述问题表明,传统技术累加与经验驱动模式,已难以响应工业互联网平台向自学习系统进化的需求。
在智能制造升级进程中,D公司凭借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工业智能体探索经验,在设备数字化、局部流程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然而,上述实践经验分散于各部门及业务场景,缺乏统一理论框架的整合与提炼,导致技术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认知分歧显著,难以形成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企业尽管意识到工业智能体在打破数据壁垒、优化决策流程中的价值,但因缺乏体系化的理论指引,在实践中常面临重复投入、经验难以快速复用等困境,始终无法实现从局部改进到全局突破的转型跨越。
研究团队介入后,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人与AI协同及工业互联网自学习的知识体系,为企业搭建起整合性行动指导框架。团队提出,将分散的人类经验、设备数据与算法模型纳入统一的三元协作网络,以人与AI协同互动认知的机制打破决策壁垒,构建数据感知与经验融合并推动决策优化的动态循环体系。同时,团队设计了两阶段实施路径。一是基础搭建,通过组建跨部门小组推动工艺知识数字化与认知共识;二是功能升级,借助智能体决策评估机制实现自主进化,最终形成构建工业智能体的行动研究过程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该理论框架不仅系统性梳理和继承了企业既有实践经验,更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将碎片化的经验转化为可复用、可推广的方法论,有效解决了企业长期存在的技术整合与管理协同难题,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性指导方案。
(三)行动研究过程
1.第一阶段:工业智能体基础搭建(2023年5月—2024年2月)。
在第一阶段行动研究中,研究团队以强化工业智能体自学习基础为目标,基于行动者网络和人与AI协同理论,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车间研讨会等途径展开现场调研。团队深度挖掘焊接、冲压等环节的智能化诉求,提炼数据集成与模型迁移等核心需求后,联动D公司与DT技术团队构建“设备数据互通与人类经验显性化”的算法模型迭代思路。在实践中,三方协同团队不仅通过统一通信协议制定数据语义规范并打破设备数据壁垒,还将操作员经验转化为算法参数并搭建可视化监控体系,实现人机决策快速匹配;开发多任务模型迁移框架,整合车型工艺知识库,建立从采集到验证并部署的完整体系。管理层面审核确定合作机制,设立协作指标保障行动执行,借助周会议与双周评审的嵌入式行动研究设计,形成“理论—实践—知识”的有效循环。最后,成效评估以数据集成效率、模型迁移精度为标准,验证在行动者网络理论驱动下的设备通信协同成效,同时基于人与AI协同理论识别新旧设备兼容、跨部门认知差距等问题,团队提出技术接口优化与知识反馈机制等改进方向(详见表1)。
综上,第一阶段行动研究成功构建了工业智能体自学习体系,实现工业设备数据的高效互通与多车型工艺参数的跨场景复用。通过数据可视化平台和人与AI协同机制,焊点缺陷识别效率提升40%,新车型首件调试时间缩短42%,充分验证了人机协同决策与异质主体协作在多品种混线生产中的显著优势。为推动工业智能体从能运行向高效进化升级,第二阶段将围绕理论深化、技术突破与组织升级展开研究。具体而言,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优化跨主体协作的数据接口,引入区块链实现数据确权;依托人与AI协同理论开发AR辅助决策系统,构建可视化知识结构库;采用联邦学习解决小样本难题,并建立三维评估体系。上述举措旨在形成可复制的工业智能体培育基础,助力D公司巩固技术优势,为离散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2.第二阶段:工业智能体功能升级(2024年3月—2025年1月)。
在第二阶段行动研究中,研究团队以强化工业智能体自学习与自主进化能力为目标,基于行动者网络和人与AI协同理论,针对新车生产线切换过程耗时长、模型大样本测试精度不足等生产痛点,联合企业与技术团队展开攻坚。通过深度访谈,团队识别出小样本学习有效性不足、人机决策透明度低等核心需求,明确用自学习框架驱动小样本能力强化并推进人机共融升级的实施思路。具体在技术层面,团队融合自监督学习与元强化学习,构建动态适应框架,借助零样本学习、迁移学习技术突破数据稀缺的瓶颈,同时开发决策可解释性框架与贝叶斯优化模型,形成算法自主探索与人类经验校准的双向认知互动增强机制。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导下,团队将设备制造商、行业标准化管理组织纳入协作网络,通过区块链技术优化数据采集、算法调优、人工校准的流程,实现跨系统知识共享。同时,基于人与AI协同理论,团队部署可视化工艺导航系统替代传统信号警示,推动人机协同从结果验证升级为过程交互。最后,成效评估显示,自学习技术可助力企业显著提升新任务适应效率,构建行动者网络驱动决策进化和人与AI协同深化的人机共融实践指导理论。这不仅实现了智能体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探索的转变,更形成了可复用的工业智能体自学习能力培育模式(详见表2)。
随着第二阶段行动研究完成,研究团队将工业智能体自学习核心成果移交至D公司与DT公司技术团队联合创新中心,由多方技术骨干共同推进成果转化。本阶段不仅实现智能体自主决策精度与小样本模型泛化能力的显著提升,更通过行动者网络和人与AI协同理论的深度融合,构建“人—设备—算法”的协同思路,为离散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复制的理论与实践范式。项目交付后,各方通过季度复盘会、年度AI应用创新论坛等机制构建长效协作网络,同步建立能力成熟度评估体系与知识共享平台,推动自学习机制在新车型导入等场景的持续应用。上述以项目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既验证了行动干预对企业降本增效的实际价值,也标志着工业智能体从试点验证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为后续智能工厂建设积累了跨学科协作经验。
(四)行动结果
在实践上,两阶段的行动干预推动工业智能体从技术工具功能进化到系统性综合学习能力,构建人类经验、设备数据与算法模型的三元动态协作体系,提升智能决策与跨系统协作效率。开发的AR(增强现实技术)工艺导航系统深化人与AI认知交互,元学习技术突破了对大样本数据的依赖,实现模型的快速部署与自主优化并助力企业深层次地降本增效。在理论上,行动研究围绕三类理论实现了突破。首先,证实行动者网络理论中非人类行动者(智能体)可获有限自主决策权,并完善决策权限演化机制;其次,以人与AI协同理论构建的人机双向互动认知路径揭示了知识互动螺旋上升的规律;最后,基于工业互联网自学习理论建立小样本数据适应框架并推动理论动态演化。上述行动结果验证了既有理论解释力、凸显了行动研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相关行动研究的干预问题与结果汇总如表3所示。
(五)行动有效性评价
本文参照肖静华等(2013)、Wong & Davison(2018)的评价框架,从实践与理论双维度评估行动有效性。其中,实践有效性聚焦行动研究对实际问题的解决程度,包括干预方案的实践采纳情况及预期目标的达成效果,理论有效性则关注研究对现有理论的拓展、丰富及其创新价值。
在实践层面,依托行动研究过程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本研究助力D公司建成人机共融的工业智能体应用体系,通过跨学科团队运作,将相关理论转化为可落地的协作机制,解决平衡数据规模与决策效率的难题,推动人与AI协同的角色转型及企业管理优化,同时突破有限数据样本的技术瓶颈以适配复杂多变的生产需求。D公司管理层对研究提出的两阶段行动研究过程分析框架予以认可,认为其有效缩短智能化改造周期,形成可复制的场景应用方案,达成既定实践目标。在理论层面,研究通过工业场景干预实现理论价值提升,不仅增强既有理论的解释力,更推动工业智能体的理论创新,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新框架与命题。基于此,本文系统整合行动研究的全流程关键要素,涵盖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的识别、分析及解决回应过程,总结形成基于工业互联网自学习的工业智能体构建过程模型(如图2所示)。
本文在行动研究的基础上,将所关注的工业智能体概念与现有研究中的AI智能体、工业智能体进行概念辨析(如表4所示)。现有研究中的AI智能体(AI agents)以辅助人类工作、提升人类工作效率为核心定位,通过与人类的协同交互学习理解通用工作场景需求。例如,在消费决策中干预时间感知、[23]在客户服务中模拟积极情感以适配人类需求,[24]其本质是作为人类在通用场景下的辅助工具,以响应人类需求为导向。工业智能体(Industrial agents)则聚焦工业场景下的资源协同,以智能化管理工业资产、推动设备间数据共享为核心,通过构建分布式控制架构(如低层实时控制与高层智能控制的混合体系)提升生产制造效率,[25]其定位是工业资源的协同管控载体,侧重优化资源配置而非承担决策职能。
本文聚焦的“工业智能体”,突破了前两类智能体的辅助性、管控性定位,其本身即是工业场景中的协同与决策主体。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可控场景条件下,通过授权该智能体承担部分自主决策权限,不仅能使较传统的智能体辅助、人类决策模式进一步提升协同效率,更能在决策过程中推动智能体实现自主学习与知识自主进化,持续增强智能体对工业环境的感知以提升后续决策准确性,形成“人类经验—设备数据—算法模型”三元动态协作架构。其中,人类经验为智能体的自主决策提供隐性知识支撑与合理性约束,避免决策脱离实际工业场景;设备数据为智能体感知实时工业状态、理解环境变化提供客观依据;算法模型则作为知识整合与进化的载体,将前两者动态融合以实现自主学习,最终形成适配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新型工业智能系统。本文在上述概念辨析基础上,认为工业智能体是以行动者网络和人与AI协同理论为基础,具备自学习和知识自我进化能力的人机共融智能系统,可突破传统智能体对大规模数据训练的依赖,并归纳出工业智能体概念框架(如图3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贡献
本文通过行动研究发现,以自学习和自主决策为核心特色的工业智能体,为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与AI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关键支撑。其人类经验、设备数据、算法模型三元动态协作网络,能够解决传统制造系统的数据孤岛与决策滞后问题。在小样本条件下,智能体通过自主决策与知识自我进化,推动生产流程从经验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型,可适配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同时,智能体依托人机双向互动认知增强的作用机制,促进人机深度知识共创,助力制造系统实现系统性能力进化。该智能体内嵌的工业级数据安全规范、算法透明化机制、区块链决策共识机制,可将AI应用全流程纳入可监管和可追溯框架。工业智能体推动治理体系向技术、组织、伦理协同治理转型。此外,工业智能体可通过数据互通、组织流程改革与治理机制创新,为破除创新资源错配、数据壁垒、治理滞后等体制机制障碍提供实践路径,从而增强智能制造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本研究形成三方面理论贡献。一是明确了在工业互联网环境下的工业智能体学术概念。将其定义为以行动者网络和人与AI协同理论为基础,具备自学习和知识自我进化能力的人机共融智能系统。揭示工业智能体三元动态协作构造和人机双向互动认知增强的两大核心特征,推动了现有智能体研究在工业场景下自主决策与知识进化维度的理论认识。二是将智能体作为行动者纳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形成人机双向认知互动的协同机制。突破了既有研究将智能体作为辅助工具或资源管控工具的功能定位,拓展了工业场景下智能体理论的解释边界。三是系统揭示了工业智能体对智能制造的驱动从数据经验向数据智能转型的内在逻辑,为后续工业智能体、工业大模型的相关研究提供分析框架。
本研究可对企业管理及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对企业而言,可依托人类经验、设备数据、算法模型三元架构部署工业智能体。具体可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跨系统数据互通与决策共识,借助AR工艺导航等工具深化人机认知交互的过程追溯。在可控场景中授权智能体承担部分自主决策权限,以进一步提升协同效率。同时,以智能体的自学习需求倒逼组织架构与业务流程优化,有助于破除企业内部创新壁垒。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可在工业智能体的治理实践基础上,将其内嵌的工业级安全规范、算法透明化机制转化为行业标准。完善工业AI伦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同时,以智能体推动工业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为抓手,制定破除数据壁垒、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政策措施,构建安全可控且富有创新活力的智能制造生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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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乐成主持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两化融合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https://www.miit.gov.cn/xwfb/bldhd/art/2025/art_b153e64bd53c48e194464804a9d99fe0.html,2025年6月6日。
[2]谢康、卢鹏、夏正豪:《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产品开发人智融合机制》,《财经问题研究》2025年第5期。
[3] Henk Akkermans, Rob Basten, Quan Zhu, Luk Van Wassenhove, “Transition Paths for Condition-Based Maintenance-Driven Smart Services”,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70, no.4, 2024, pp.548-567.
[4]冉佳森、肖静华:《逆向创新突破设计技术瓶颈的实现机制——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案例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5年第2期。
[5]肖静华、吴小龙、谢康、吴瑶:《信息技术驱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美的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
[6]裴军、周娅、彭张林、杨善林:《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创新运作:从平台型企业到平台型供应链》,《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
[7] Christian Rammer, Gastón P. Fernández, Dirk Czarnitzk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 Firm-Level Data”, Research Policy, vol.51, no.7, 2022, p.104555.
[8]崔博文、卢北辰、金涛、王建民:《基于无监督学习的工业互联网时序数据事件检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24年第8期。
[9] Stefano De Blasi, Maryam Bahrami, Elmar Engels, Alexander Gepperth, “Safe Contextual Bayesian Optimization Integrated in Industrial Control for Self-Learning Machines”,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vol.35, no.2, 2024, pp.885-903.
[10] Suprateek Sarker, Saonee Sarker, Anna Sidorova, “Understanding Business Process Change Failure: An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vol.23, no.1, 2006, pp.51-86.
[11] Andrea Whittle, André Spicer, “Is Actor Network Theory Critique?”,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29, no.4, 2008, pp.611-629.
[12] Michael J. Matthews, Runkun Su, Lindsey Yonish, Shawn McClean, Joel Koopman, Kai Chi Yam, “A Review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and Robots Through the Lens of Stakeholder Theory”,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51, no.6, 2025, pp.2627-2676.
[13] Nan Jia, Xueming Luo, Zheng Fang, Chengcheng Liao, “When and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gments Employee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67, no.1, 2024, pp.5-32.
[14] Sarah Lebovitz, Hila Lifshitz-Assaf, Natalia Levina, “To Engage or Not to Engage with AI for Critical Judgments: How Professionals Deal with Opacity When Using AI for Medical Diagnosi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33, no.1, 2022, pp.126-148.
[15] Gerald I. Susman, Roger D. Evered, “An Assessment of the Scientific Merits of Action Research”,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23, no.4, 1978, pp.582-603.
[16] Richard Baskerville, Michael D. Myers, “Special Issue on Action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aking IS Research Relevant to Practice-Foreword”, MIS Quarterly, vol.28, no.3, 2004, pp.329-336.
[17] Louie H. M. Wong, Robert M. Davison, “Knowledge Sharing in a Global Logistics Provider: An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vol.55, no.5, 2018, pp.547-557.
[18] William Pasmore, Frank Friedlander, “An Action-Research Program for Increasing Employee Involvement in Problem Solvin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27, no.3, 1982, pp.343-362.
[19] Wolfgang Ketter, Karsten Schroer, Konstantina Valogianni,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for Smart Sustainable Mobility: A Framework and Call for Ac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vol.34, no.3, 2023, pp.1045-1065.
[20] Robert M. Davison, Maris G. Martinsons, Carol X. J. Ou, “The Roles of Theory in Canonical Action Research”, MIS Quarterly, vol.36, no.3, 2012, pp.763-786.
[21]肖静华、谢康、冉佳森:《缺乏IT认知情境下企业如何进行IT规划——通过嵌入式行动研究实现战略匹配的过程和方法》,《管理世界》2013年第6期。
[22]冉佳森、肖静华:《基于数字生态系统的企业跨界服务创新:一项行动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23] Yuanyuan Li, Shan Lin, Han Gong, Xiang Wang, Chris Janiszewski, “Time is Shrinking in the Eye of AI: AI Agents Influence Intertemporal Choice”,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10.1002/jcpy.1455, 08 Apri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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