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永乐2025年秋季拍卖会将于12月15日正式举槌,预展自12月11日开启。本次拍卖特别呈现“古籍善本·金石碑帖·名人信札”专场,汇集300余件珍品;中国书画夜场尤以5件稀见抄经、碑帖引人瞩目。
中国书画夜场
1022
华克勤楷书《佛说观无量寿经》
[南朝]宋畺良耶舍译
明洪武五年(1372年)华克勤写本
江马天江旧藏
钤印:天江
1册 纸本 经折装
36.6厘米×540厘米
提要:
此《佛说观无量寿经》卷尾载华克勤发愿题记,题记所涉,恰与明初中日外交史上一次关键出使事件相关,为考辨经卷创作语境提供了核心文献依据。此经文本底本源自曹魏时期康僧铠译本,该版本为《佛说观无量寿经》现存最早译本之一,为历代高僧大德研习传播的主流版本,位列“佛教净土正依三经”,是净土宗思想传承的核心典籍。
该经卷形制规整,尽显明初佛教典籍的庄重气象。经卷开本尺度大方,采用经折装样式。封面以明黄织锦合包,织锦之上折枝花纹错落排布,封面正中贴镶边经签,经签题名以颜体书写,字体端庄雄浑,与经卷整体的庄严格调相得益彰;版面以铅画界栏划分,疏行密字,单折五行、每行十七字,体现出写经文本“程式化”与“规范化”的典型特征。华克勤此册写经,在字体选择、章法布局、愿文题写格式及装潢样式上,均严格遵循古代写经传统,整体气象庄严,堪称明初手书佛经中恪守古法的典范之作。
1023
雍正帝御书《楞严经》
[清]雍正时期
1盒3册 纸本 线装
24厘米×15厘米
提要:
清世宗雍正帝(1678—1735年)兼具深厚佛学素养与高超书法造诣,曾编纂《御录经海一滴》收录《楞严经》,足见其对这部经典的高度重视。
清朝以“孝”为治国核心,雍正尊亲法祖,明确提出“朕以孝治天下”,并以身作则,对母亲极尽孝敬。其御书《楞严经》,源于为母后祈福的初衷,这恰是儒家孝道文化与佛教功德观念的有机契合,为研究清代皇室伦理与宗教实践的互动提供了典型史料,该经日后成为汉传佛教核心经典。
清初多位高僧为《楞严经》作注,雍正亲编典籍收录该经,可见其在当时宫廷与佛教界的重要地位。
抄本采用黄绫书衣、包角完好的三册装帧,用纸考究,尽显宫廷制作的至高标准。无落款的特征,既符合宫廷祈福抄经惯例,也暗合佛教“三轮体空”“无我”的修行理念。
1024
[唐]武则天御书《升仙太子碑》
孟宪章收藏
启功、陶北溟题签并跋
宋拓本 1册 纸本 经折装
40厘米×24厘米
提要:
《升仙太子碑》立于唐武周圣历二年(699年),碑址位于今河南省偃师市东南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庙。此碑由武则天亲撰碑文并书丹,是武周时期金石文献与书法艺术的核心遗存。碑文以太子晋升仙故事为载体,实则借升仙意象自比,彰显天命归属,同时颂赞武周盛世的治世气象。
《升仙太子碑》拓本流传稀见,宋拓本尤为珍罕。此本经金石学著录考证,第8行“升仙太子”之“仙”字完好无损,属早期拓本的核心考据,且内收启功题签1枚、陶北溟题签2枚,均明确署为“宋拓”,版本断代依据确凿。该本堪称《升仙太子碑》拓本体系中的顶级藏品,存世凤毛麟角。卷尾附启功先生题跋160余字,书法潇洒飘逸,字大如钱,为启功先生传世题跋中稀见之作,更添藏品厚重底蕴。
1025
[唐]玄宗御书《石台孝经》
明初拓本
1函5册 纸本 经折装
29厘米×14厘米
提要:
《石台孝经》刊刻于唐天宝四年(745年),为唐玄宗李隆基亲撰序、作注并以八分隶书书写,太子李亨(即唐肃宗)篆额,堪称“盛唐书法与礼制的双重典范”。原石高590厘米、宽120厘米,由黑色细石围合中心石柱而成,碑顶以灵芝云纹簇拥双层花冠,碑座设三层石台,故此得名。
作为儒家孝道思想的核心典籍,《孝经》是孔子与弟子曾参的孝悌问答录,唐玄宗有感于前代注本“多纰漏谬误,理昧精研”,遂召集群儒校勘,采撷诸家菁华撰成新注,天宝二年(743年)定稿后颁布天下,两年后勒石立碑,以垂范后世。碑文恪守避讳规制,为避唐高宗李治名讳,凡“治”字皆缺笔不封口,成为判定碑刻与拓本真伪的重要标识。
结合历代金石著录考证与拓本实物勘校,传世所见《石台孝经》拓本,以民国拓本存量最丰,清代早期拓本已属稀少,至明代初期拓本则更趋凤毛麟角,存世极为罕见。此明初拓本的珍贵性,既在于其版本稀缺,更在于其文献与艺术双重价值。从艺术角度看,唐玄宗的八分隶书在拓本中尽显“庄严恢宏”的特质,为研究唐隶演变与帝王书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
相较于世间多见的清代拓本,此明初拓本因捶拓次数少,碑石风化程度轻,字口清晰度、笔画完整性均远超后者,纸墨的厚重古朴更非清代拓本可比。
1026
[唐]颜真卿书《争座位帖》
宋拓本
1盒1册 纸本
31厘米×15厘米
提要:
《争座位帖》书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又名《论座帖》《与郭仆射书》,是颜真卿写给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的书信手稿。颜鲁公出于对朝廷纪纲的维护、对功臣秉义的尊重、对奸佞宵小的痛恨,弹劾郭英乂在两次隆重的集会上谄媚宦官鱼朝恩,抬高其座次,使其礼遇高于六部尚书,故称“争座位”。
米芾《书史》云:“《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苏轼得见《争座位帖》墨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
此帖以关中本为最,其书如熔金泻地而时露忠义之气,非鲁公莫能。真迹北宋时在长安安师文家,曾摹刻上石,即关中本是也,然未署安氏名姓。原石今在西安碑林,摹刻并妙,下真迹一等。此帖辗转刻本甚多,与关中本相较何啻霄壤,故除关中本外,他刻皆不为世所重。
时至今日,此帖宋拓已极难得。传世较著名者有国家图书馆藏,翁方纲、吴云等题跋,吴荣光、潘仕成、梁启超等递藏《争座位帖》;上海图书馆藏,何绍基题跋,崇恩、李国松递藏《争座位帖》;故宫博物院藏,翁方纲、崇恩题跋,海源阁旧藏《争座位帖》。
此帖经吴荣光、叶梦龙、孔广陶等递藏,翁方纲、崇恩、程瑶田、汤金钊、祁寯藻等宿儒均题为宋拓,洵是佳物。
古籍善本·金石碑帖·名人信札
5162
吴湖帆、叶潞渊、赵叔孺等题跋《新莽嘉量》全形拓
清拓本 1轴 纸本
109厘米×57.5厘米
提要:
《新莽嘉量》全形端氏旧拓本,经吴湖帆、叶潞渊(叶丰)等题跋考订,流传脉络严谨可溯:旧藏浭阳端方端匋斋,后递传刘体智善斋、张珩只斋,终为叶恭绰凤池精舍所藏,位列其莽器收藏之首。该器右口略损,出土后曾遭熔毁(三分之一损毁),幸八十一字铭文(二十行,第十三行五字,余皆四字)完好,文字制作精绝逾清宫藏器。铭文“黄帝初祖,德帀于虞”等内容,与《隋书·律历志》所载后魏王顕建献古铜权铭文契合,可校勘文献讹脱,其度量衡制度及铭文均推定为刘歆奉王莽之命所定,考史价值显著。甲午(1954年)冬日,叶潞渊携此端氏旧拓请吴湖帆题识,叶氏复转录罗振玉《新量考》,并补正拓本第十行脱“龙集戊辰”八字、第十六行脱“传载嚣”三字之误,题跋兼具著录、校勘与学术考证价值。
5163
潘祖荫旧藏《西周·大克鼎铭文及全形拓》初拓未剔本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拓本1轴 纸本
196.5厘米×87厘米
提要:
大克鼎又称善夫克鼎,西周器,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记录了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奖赏大量土地、奴隶的内容。清光绪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为天津柯劭忞购得,未久即归潘祖荫。现藏上海博物馆,与毛公鼎、大盂鼎并称“海内三宝”。据光绪辛卯(1891年)陈寅生跋潘祖荫所得克鼎云:“潘文勤公博求钟鼎古器,收藏甚富。戊子岁获得周克鼎一器,由关中运以至京,形质丰伟,殊为大观,唯其铭字土蚀模糊,几不可辨,复细加剔抉,居然完好可读……文勤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为最,曾镌印章曰宝藏第一。”故此鼎从出土到归潘氏剔抉不过几年,未剔之本尤为罕见。
此本铭文右上钤“戊子(1888年)”朱文纪年印、左下钤“郑盦藏鼎”白文印,当为潘祖荫戊子获鼎后初拓本,铭文经锈斑所掩,字口古朴天然,下配以版刻全形,镶绫边装裱,气势撼人。旧时潘氏剔本已不易得,故此初出土拓本尤可珍视。
5174
日知堂旧藏《皇甫君碑》拓本
[明]初拓丞然不损本
1册 折装 纸本
30.5厘米×15.5厘米
提要:
是碑又称《隋柱国弘义明公皇甫诞碑》《皇甫君碑》。正书,二十八行,行五十九字。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其书风刚劲沉敛,法度严整,用笔精研温润,原碑现藏陕西省碑林博物馆,为欧体楷书颠覆之作。据金石著录载,明初,碑身自首行横裂至末,世称“线断本”,后裂痕日增。万历年间,碑体崩断为二,每行断处损字一至四不等。此拓本首行“银”字笔画可见,“丞然”二字完好无缺,“势重三监”之“监”字完好,“黼黻为文”诸字俱佳,当属明初拓本精拓本无疑。其以陕皮纸浓墨拓,纸墨质感尽显关中拓本典型。拓册以赭石色花绫面,有泥金题签“皇甫君碑,日知堂藏”,流传有序,珍罕至极,堪称金石界瑰宝。
5236
百衲本·二十四史
民国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78函820册 白纸 线装
20厘米×13厘米
提要:
《二十四史》为乾隆时所定之正史,清乾隆间付武英殿刻印行世,清末翻刻本及同文书局本皆以此为底本,但殿本所用之底本多衍脱错简,并因当时政治之需,对有些正史之内容有意加以窜改,使其流弊颇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斥巨资广搜博采各史善本、自1930年至1936年,历时近十年,终将此书出齐,在当时之学术界曾引起极大之轰动。蔡元培、胡适等学者都大加赞誉。每史多用宋元及明代佳刻校勘,如《史记》采用宋黄善夫刻本,其注文较殿本多出一百余条。殿本《元史》中的错漏缺文及窜改处则用洪武原刻本,恢复了旧貌,所以此书史学价值与版本价值均不可估量。全书原装八百二十册,白纸原装,书品一流。
5240
毛诗郑笺卷三、卷四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武英殿仿宋相台五经本1函1册 开化纸 包背装
32.5厘米×21厘米
提要:
是书系为清乾隆帝得宋相台岳珂刻本五经后,汇藏于“五经萃室”,并诏令翻刻之。内府原装包背装,版式为半叶八行、行十七字,《诗经》原书凡二十卷,存卷三至卷四。该本为乾隆朝内府刻书鼎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质量超迈前代:以定量配置的上等松烟徽墨、广胶印制,墨色如漆,历久弥新;书衣采用蜡笺纸,包背装帧,为养性殿陈设专用之书,相较于呈览本更重装饰,尽显华丽典雅之态。书卷首尾钤“养性殿宝”朱文印(养性殿位于宁寿宫后养性门内,系宁寿宫后寝核心建筑)。其纸精墨妙、光彩夺目,将书法艺术与雕版工艺完美融合,兼具版本学价值、宫廷文物属性与艺术收藏价值,是清代内府刻书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