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人除非知道自己正在谈的是什么，否则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这就意味着要主动去获得比较的知识。如果不能博通古今，作为该领域的学者，他的能力无疑是有缺陷的。美国文艺批评巨擘乔治·斯坦纳同样提出：在文学领域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章学诚、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学术大师，皆倡导文史领域“会通”的重要。众所周知，在《红楼梦》研究界，涌现出了许多知名学者。但是，拥有比较视野的博雅之士并不多。在民国时期，能会通中西且有专门红楼著述者，除王国维之外，另一位恐怕就是吴宓了。吴宓在哈佛求学期间，就致力于世界古典文化的研究。他作为精通世界文学的研究者，不仅是美学批评的专家，也是中西比较诗学的鼻祖。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多创辟之见，我简要概括几点出来。
一、何谓真正的文学研究
吴宓认为《红楼梦》是中国一部大小说，其艺术功夫实臻完善。普通读者理应当小说来读，批评者该以艺术眼光阐释评析。《红楼梦》的作者即便对家族、国家有所感慨，描写人物纵然有蓝本，毕竟加入作者一己体验，写于书中必然脱胎换骨，造成完美幻境，而不留渣滓。换言之，《红楼梦》实乃一部虚构小说。他认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及类此之书，言其旨向乃排满革命思想，显然比附太过，近于穿凿。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敲定是曹雪芹自传，殊属武断。关于乾嘉考据学派，梁启超曾精要总结其学术价值。吴宓对乾嘉朴学严谨之考证，极为敬佩，提出研究文学不能废弃考据。但是他认为“然若专治考据而不为义理、辞章，即只务寻求并确定某一琐屑之事实，而不论全部之思想及蕴含义理，又不能表现与创作，则未免小大轻重颠倒，而堕于一偏无用及鄙琐。”吴宓认为治文史哲的学者，须博通渊雅，综合一贯，立其大者，而臻于至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合一而不可分离。无论是研究《红楼梦》，还是对于学问的态度，皆应如此。吴宓批驳繁琐考证之弊，坚持文学批评立场，坚决捍卫文学的独立性，将艺术性考量放在首位。红学研究界，如吴宓先生洞察文艺根本，会通艺魂心魄者，毕竟是少数。吴宓在《世界文学史大纲》中提出：研究文学的方法有二：一曰自外研究法，以考察为主，如研究某书之真伪如何，何人所作，何时出版，作者之生平如何。书中文字有改变与否，训诂如何，句子构造如何，及其某诗代表何种社会境况之类，属于外研究法。二曰自内研究法，即以涵泳为主，研究一书之本身，考求其思想及艺术所在。如浮水然，钻进水底，不只究其表面，是内研究法也。可惜现时学者大都只知科学方法，考据其表面，殊不然研究文学哲学，须用内研究法。概言之：研究文学，当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先贤关于文学研究的常识性论断，于当下时代依然具有意义。
二、自况说
吴宓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第一杰作。他引用哈佛大学教授拟定的小说杰作六要素：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推美《石头记》实兼此六长。吴宓提出小说非牧师说法，非辩士演说，也非村妪聚谈。小说叙事，宗旨见仁见智，但是主题关涉天理人情中根本事理。无论古今东西，何时何地，人皆身受心感，无或歧异。易言之：小说咏叹人类共通之情感，揭示人生普遍之本质。用歌德的话即是揭示人类原初的悲哀，王国维则言文艺呈示喜怒哀乐之真感情，坦露真境界。《红楼梦》的作者尤明此义，即便写情小说，实不止男女之情。故神味深永，超越时间，获得历代读者称赏。当然了，不同时代读者，心性气质不同，天才人力有别，但是核心争论只有一个：《红楼梦》到底写的是什么？
吴宓提出了自况说。贾宝玉，书中主人，而亦作者之自况也。吴宓之“自况说”和胡适、俞平伯敲定的“自传说”，有何差别呢？法国作家法郎士认为：一切小说皆是自叙传。这句话合理之处在于：小说必然凝结了作家的人生体验。但是如果小说创作，仅是作家本人经历的改头换面，想象力必然受到限制。一旦艺术虚构主要叙写个人经历，而没有人类公共感受，则艺术旨趣大打折扣。小说本质是审美，尤为推重虚构和想象，而夸张、变形变质更是天才作家的神仙本事。故信奉“自传说”者，就批评者而言，有臆测之嫌。就创作者而言，自限自画，主题可能狭隘单一。当然了，如今大力提倡所谓“非虚构写作”，大约源于祛魅时代想象能力萎缩使然。美学批评不能证伪，任何言说都值得尊重。吴宓提出的“自况说”，范围大，蕴含深。王国维有一句诗：“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王羲之说：后之视今，也如今之视昔，岂不痛哉。如果说“自传说”有确然意，而“自况说”有拓展义、象征义和抽象意。“自传说”主要聚焦曹雪芹的家事演绎，而“自况说”包括曹雪芹家事在内所有人生的隐喻。“自传说”是一元敲定，而“自况说”是多元象征。故自况之说，以点带面，鄙人以为乃精微之词，客观上道出红楼意趣。
吴宓认为宝玉其人，本质是诗人。大凡诗人皆有三个特点：富于想象力、感情深挚、察人阅世以美术之道为准则。凡具备此者，皆是宝玉的精神苗裔。宝玉一生，喜欢美，崇尚真。他求其心之所适，世俗中事，不喜过问。而又任自然，重天真，身心不受拘束，渴求心灵自由。宝玉如此，古今诗人，皆如是。而中西诗人，皆想象力过度之高敏感人群。宝玉神思，屡入魔境，源于“意淫”。我们谈起“意淫”一词，习惯于胡乱揣测，断章取义，不予深思。吴宓认为“意淫”之“意”字，想象力之谓也。“淫”，即过度。诗人想象力过强，易撄疯疾。宝玉身在繁华中，常神游象外，屡与地狱觌面。幻境真境混淆，乃想象力驱使也。故“意淫”一词，用庄子的话即是“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吴宓的解释，可消除误读，乃不刊之论。另外，宝黛深情若许，源于黛玉亦一诗人，与宝玉性情相契合。宝黛之情缘竟不果，不仅寓言家国盛衰倚伏，而且象征人生绝少圆满本质。吴宓提出：宝玉之性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他爱自然，喜自由，而厌恶礼法形式。他爱美，富有同情心，有平等意识，见解超佚流俗；宝玉人生庄严，在于涉历爱情之海，获得种种人生体验，最后收获宗教善果：真理、智慧、安和、精神之自由等。和王国维提出的解脱说，不谋而合。用吴宓的话来说，即叙述宝玉灵魂进步历史，经过生活锤炼，由于秉性仁慈佛心，故灵魂升华拥有宗教善果。吴宓认为：小说叙事，见仁见智，各自领会。但是，小说杰作，宗旨正大，必为根本之事理。《石头记》固系写情小说，实不止男女之情。目光如炬者读“红楼梦”，欣赏的是天地宇宙大道、生命理想光芒以及人生的普遍性和悲剧性；琐屑餖飣者阅“红楼梦”，看的是曹学，寻思诸如稻香村旧址何在，考究刘姥姥真人镜像之类，目睹察觉尽是隐射索隐等等。吴宓认为融会贯通这部作品，指涉人生由幻象而得解脱，脱离人间虚荣痛苦，以求得真理至爱。所谓一多驭万有，观其宗旨，此即佛家所谓入华严之境界。无论但丁的《神曲》，还是世界三大忏悔录等等，所有伟大文学莫不如斯。
三、艺术造诣空前绝后
吴宓不吝词汇，盛赞《红楼梦》。他认为曹雪芹博大精深，创造出完美的虚幻世界，表达全体人类的理想写照。《石头记》为中国文明最真最美之表现，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缩影。其文字，是中国文之最美者；范围宽广，色色具备；其中事实，包罗万象；结构严谨，首尾呼应；情景真切，人物栩栩如生。文章之美，艺术之精，言不胜言。吴宓认为小说创作需三个步骤：经验观察、哲理了解、艺术创造。世俗之人皆能经验观察，但是哲学观察尘世间，彻悟宇宙人生之原理，没有哲学心性者难为；借用虚构人物，表现人类世界本质，此乃艺术构筑的世界，唯有艺术天才可为。艺术魂魄呕心沥血，必经历三阶段，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曹雪芹采用虚构想象揭露人生的普遍性，情真理真，至为完美。相较西学名著，《红楼梦》丝毫不逊色，表达的是崇高悲剧，实乃登峰造极之作。
四、高鹗续成后四十回，绝无此理
吴宓认为《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必为一人之作。即有高鹗、程伟元删改，也必随处增删，前后俱略改。若说曹雪芹只作前八十回，高鹗续后四十回，竟能天衣无缝，全体融合如此，吾不信也。试看全书全体之结构，气势情韵逐渐变化，绝非截然两手所为。而且，后四十回并不劣于前八十回，但是盛衰悲欢之变迁巨大，岂能是另一个人所撰写的？吴宓认为自己不能考证，也不畏考证，相信考据家能发现更多事实材料，来证明全书系曹雪芹一手作成。吴宓坚信：纵有高鹗等人增改，亦必随处增删。若说曹雪芹作前八十回，高鹗续成后四十回，绝无是理。且此说证据不完备，纯为臆测。这种说法和林语堂等人所持观点，具有相似性，值得同仁关注。
海外研究学者周轶群认为：吴宓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其实，无论是庄子、陶渊明、李商隐，还是李煜、曹雪芹，他们浮沉现实世界，皆是被深邃的“第二自我”所纠缠之人。柏拉图笔下那个至美的“理念世界”，或者说“理想世界”，是诗性心灵为之生、为之死的追求目标。换言之，凡是求索形上本质的深邃心灵者，皆是“柏拉图主义者”。用吴宓的话来说：凡深于情，明乎道，而禀赋宗教性，于文艺有大成就者，盖对此两世界具有强烈感觉之人也。吴宓悲真笃情，性情贯学识，何尝不是诗人秉性。也许，唯有知音深契，神魂相通，才有可能道出红楼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