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4年，氐族领袖李雄，在蜀地成都自称成都王，建立“成汉”政权；同时匈奴贵族刘渊自称汉室刘氏子孙，追尊蜀汉末帝刘禅为“孝怀皇帝”起兵于离石，定国号为“汉”建立政权，史称前赵。
成汉前赵两个异族政权的建立，拉开了晋王朝时期“五胡建国”的历史大幕。
“五胡建国”是晋王朝时期“五胡乱华”的前兆：在311年，前赵刘聪击破洛阳，生擒晋怀帝司马炽，史称“永嘉之乱”；随即晋怀帝司马炽的侄子司马业在群臣拥戴下，在长安即位，为晋愍帝，但晋愍帝尚未没多久，就在前赵大军威逼下开城投降，最终被杀。
至此，西晋时代结束。
西晋王朝的终结，让中国北方大地陷入了一片苦海，游牧民族纷纷纵马中原，带来了无尽烽火，游牧民族与汉族，北方与南方，游牧民族之间，频繁的战争消耗了北方大量人口，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血雨腥风的一段岁月“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的爆发，是中华民族封建史上的黑暗岁月，但也是一场对于旧秩序的突破，是中国封建时代民族关系的一次自发性调整。
对于“五胡乱华”的历史评价中，诸多主流史料往往是把原因归结于“五胡内迁”的。
早在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以及汉末袁绍，曹操，袁术，孙坚，刘表等各大军阀之间连年混战，人口损耗严重，汉王朝北方的广袤土地，包括幽州，并州等地人口稀少，荒无人烟；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疏于防备，大量胡人纷纷内迁，在中原地界形成少数民族族群的聚居区。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烽火不断，高频率的战争让中原人口急剧下降，导致在社会生产中劳动力匮乏，同时各政权兵源极度缺失，这种情况对于政权稳固有着极大的影响；各政权为了扩充兵力，增加劳动力，纷纷对于内迁的少数民族进行编入军队或者劳动力，形成治下的民户以及兵源。
比如曹魏引入了匈奴，氐族，羌人等游牧民族，同时还与鲜卑等少数民族保持着密切联系；东吴大量征发山越，蜀汉借助南蛮势力等等；在诸多战争中，不乏有少数民族将领凭着其特色兵种以及能征善战，在各政权军队中担任要职高官，从整体上形成了一些拥有军事力量的少数民族部落。
一直到晋王朝取代曹魏政权，吞并东吴，蜀汉，完成全国一体时，这些原本被带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已经发展出了相当规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
特别是晋惠帝时期爆发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室内乱，其动乱范围涉及全国；八王之乱彻底打破了晋武帝司马炎大封宗室来藩屏皇帝的初衷，反而导致宗室离心，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社会经济被严重破坏。
当公元311年，前赵刘聪兵临洛阳城下，晋怀帝司马炽亟待援军时，诸多手握大军的宗室亲贵则上演了一场表面上驰援洛阳，实则按兵不动的历史剧，有些干脆充耳不闻，饮酒作乐。
在316年，晋愍帝司马业坐守长安时，本应支援长安的晋军却驻扎霸上，一方面是晋军畏惧前赵大军威势，另一方面看未尝不是手握重兵的宗亲将领们对于晋愍帝离心离德，早已失去了死战之心。
在这些历史发生过程中，很多主流史料把东汉政权对于游牧民族的大量内迁，三国时期对于少数民族委以重任，以及晋王朝本身的制度问题，这三者认为是“五胡乱华”的最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进一步加强了儒家提倡的“华夷之辩”，在漫长时间内影响着中国封建时代中原王朝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封建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长期敌视，战火频起的主要理论来源。
直到现代社会，依旧还在源源不断地衍生出了排斥少数民族，甚至敌视少数民族的一些极端言论，在很多自媒体中，把这些言论奉为圭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不论是少数民族亦或者汉族人，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都是底层百姓，他们所求的不过是温饱生存，他们之所以会掀起“五胡乱华”，更加本质的原因其实在于“生存”。
在中国传统儒学观念中，一直都存在着一个观念，那就是“汉尊胡卑”。
汉尊胡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有之，在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向来以“华夏”自居，视周边族群为“夷狄”，在汉王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把皇权进行神话，中原皇权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汉尊胡卑”的地位观念。
“永嘉之乱”前期，匈奴贵族刘贺在创立前赵政权时，就以汉王朝刘氏后裔身份，追封刘禅为孝怀皇帝，祭拜汉王朝三皇五宗，从而获取政权的正统性，也能体现出“汉尊胡卑”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这种“汉尊胡卑”观念下，晋王朝统治者视少数民族为奴仆，晋王朝对于少数民族进行了“双重统治”，在允许保留胡人部落的统治，晋王朝以汉族官员入驻胡人部落，胡人部落原本的首领们空有其名，沦为汉人支配的傀儡。
在这种幕后统治下，晋王朝把内迁的胡人分为“远夷”和“近夷”，远夷在承担正常赋税租庸的同时，还需要承担额外的“义米”与“算钱”；近夷虽然承受着与汉人相同的租调，但他们同时也会被豪门贵族压榨为“佃客”，甚至“屈折于奴仆之勤”。
另外，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包括豪门地主把少数民族作为“货物”来进行贩卖，连匈奴“胡王子”都沦为奴隶；羯人石勒幼时即被“贩为耕奴”，匈奴贵族刘渊控诉“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可见胡人普遍被视作低贱劳动力，这也许就是中国官方最早的大规模贩卖人口的记录了。
在“八王之乱”中，西晋宗室混战导致兵源匮乏，他们强行征调大量少数民族踏上战场，无数少数民族被驱赶上战场成为战争炮灰，无辜沦为西晋宗室刀枪之下的冤魂孤鬼。
在这种极端的民族压迫之下，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仇恨日结月累，在“永嘉之乱”中，刘聪攻破洛阳之后，对洛阳皇族士绅进行大肆屠戮，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经年累月仇恨的一次集中爆发，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在对于“五胡之乱”的评价之中，大部分讨论者都把责任归咎于“五胡内迁”上，但事实上真正根植于少数民族内心的仇恨和杀意，都来自汉族统治者们入骨三分的剥削，以及惨无人道的压迫，反抗诞生于压迫，仇视始于屠戮，当汉族统治者视“胡人”为牛马奴仆的时候，五胡乱华的种子就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历史浪涛滚滚，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制度的严密与否时，我们已经错漏了整个社会最根本的力量是来源于芸芸众生，当生存的底线被沉重的压迫所打碎，那么一切所谓的制度都只是虚妄。
当我们谴责五胡乱华中胡人的暴虐与残忍时，我们是不是忘了那滔天血海的根源处，俨然是汉族统治者那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有那高高在上的龙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