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慧忠，辽宁省灯塔县黑铧子乡荣官村人，生于1910年4月。1927年在沈阳兵工厂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中共满洲省委介绍加入共产国际反帝情报组织。
1935年, 张慧忠被派遣赴苏联辛姆克军事学校学习无线电制作和收发。1937年4月毕业回国,被派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情报站工作。
1940年被派往东滿，负责在牡丹江建立地下反日电台。1941年7月15日，被日本宪兵探查可疑电波，发现了地下反日电台。被捕后张慧忠视死如归，被'特别移送'到日本关东军第731细菌部队残害而死。
张慧忠
1939年冬，日本关东军宪兵为了防范国际情报组织活动成立了特设宪兵队，通称八六部队。
“八六”部队直属于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
特设宪兵队开办的第一期研究班，就研制出来侦破秘密电台的电波测向器，企图摧毁国际情报组织的反日电台。我的父母亲就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由天津奔赴哈尔滨的。我父母在铁路住宅住下后，发现那部收发报机设备陈旧，体积大，不便转移。便写信给天津的庄克仁，请求改装。庄克仁回信允许。父亲就动手把旧收发报机改装成一台袖珍发报机。可如何处理废弃零件和转移袖珍收发报机却成了难题。后来父亲装扮成收废品的小贩，走街串巷，这一举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麻痹了敌人。他顺利走出了莫斯科兵营的铁路住宅，直奔松花江大堤，跳上母亲早已租好的游船。当时船上游人稀稀落落，游船向僻静的江心驶去，趁人不备，父亲将皮包里的废弃零件抛下了江底。
哈尔滨有许多来自苏联的白俄，境外情报组织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些苏联籍的情报人员就混进他们中间活动。我父母到哈尔滨后，就同一名叫彼得劳的苏联情报人员接上了关系，彼得劳就成为转移收发报机的好帮手。由于侵华战争的拖累，日本经济不佳，日本侵略军也常常食用黑面包。莫斯科兵营的铁路住宅有一个白俄开设的面包房，专门生产黑面包。一天清晨，我母亲把转移机器的任务交给了伪装成面包房运输工的彼德劳。早饭前日本宪兵队派车来取面包，彼得劳乘机搭上了日本宪兵队的运输车，躲过了日军的监视。在运输车行驶至教堂喇嘛台时，彼得劳将装有袖珍收发报机的两个特殊面包拿下车，交给了在那里迎候的我父亲张慧忠。
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俗称喇嘛台。
父亲在喇嘛台接到袖珍收发报机后，就自己动手把它用白铁皮焊严，在铁皮上用漆加印了鸦片烟字样，他拿着这盒“鸦片烟”和刚刚从关内隐蔽归来的敬恩瑞一起绕开火车站走进机务段。以火车司机为职业掩护的王成林接待了他们。王和在场的副司机和司炉一起谈起了“外快”生意。我父亲对他们说，不瞒你们说，这是违禁的大烟土，要偷运到牡丹江去，到了牡丹江可付两倍运费。双方还商定，由敬恩瑞装扮成“小烧（副司炉）”，“鸦片烟”埋藏在煤箱中，押运去牡丹江。
1940年5月，袖珍收发报机转移到牡丹江市后，我父母也由哈尔滨来到距苏联边境不远的牡丹江市。牡丹江是牡佳（佳木斯）、牡图（图门）、滨绥（绥芬河）铁路交汇点，滨绥铁路横穿牡丹江与苏联边境城市乌苏里斯克接轨，向苏联内陆延伸。牡丹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日本侵略军盘距东北，窥视苏联的主要军事重镇。
1930年代牡丹江
我父亲原来学过裁缝，母亲在天津期间也学会了缝纫，他俩在牡丹江开了个成衣店，由于电熨斗耗电量大，可作为使用电台耗电量大的借口。成衣店开张后，前来光顾的常是那么几个人，除了原有的国际情组织成员敬恩瑞外，还有铁路工人吴殿之，朱之盈和他的妻子敬兰芝以及海浪飞机场的工人孙朝山。
晚年敬兰芝
他们并非是顾客，而是因适应反日情报任务的需要而发展的情报员，他们都有正常的职业做掩护，可以把触角伸向各要害部门，了解到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定期到店里来进行联络和交送情报，然后由我父母及时、准确地向境外发送。每一份情报，每一份电文，每一束电波，都像重磅炸弹，抛向敌人。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
伪满时期的牡丹江
日本关东军对日益活跃的反日电台怕的要命，恨之入骨，只求早日将它除掉。关东军宪兵队的特种宪兵队即八六部队始终没放松对可疑电波的侦破活动，但我父母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不断变换发报地点。他们在朱之盈、敬恩瑞家和我父母家分别建立了发报点，以迷惑日本宪兵队对发往境外电波的追踪。宪兵队随时在大街小巷布下封锁线，以对付地下反日电台。一次，在通往父母家的街口，日军设了封锁线，盘查过往行人。父亲当时发报之后需向朱之盈家转移，任务艰巨，情况紧急。我母亲想出了转移袖珍发报机的绝妙方法。当時我还不满一周岁，母亲拿来两个同样规格同样颜色的线毯，一条线毯当做我的襁褓，由敬兰芝抱着，另一条线毯做袖珍收发报机的“襁褓”，由母亲抱着，她俩一前一后接近了日军封锁线。日军对他们进行盘查，敬兰芝主动打开线毯，日军看是小孩便放行了。就在日军检查其他行人的时候，母亲趁人不备，来了个调包计，与敬兰芝换了各自的襁褓包。日军又对母亲进行盘查，母亲指着敬兰芝手中的襁褓，说：“同她的一样，双棒”。日军不解其意，母亲便告诉日军，是双胞胎。日军一看果真和前面的婴儿长的一模一样。就这样，母亲和敬兰芝机智地闯过日军封锁线，得以及时在敬兰芝家向境外发报。
苏联地阿儿发报机
反日地下电台发射的电波接连不断，使专门对付国际情报组织的日本关东军特设宪兵队深感头痛。在新京（今长春）召开的各宪兵队长联席会上，各队长提出质疑，八六部队动用了关东军宪兵队全部经费一半，又兴师动众的，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八六部队的山村大佐遭到攻击后，深感有负天皇。如果短期内在侦破反日地下电台方面不取得明显的成果，他的部队就有解体的危险。山村流着泪回到了特设宪兵队，气急败坏，投下了最大的赌注，组织技师研制出三台便携式电波探索器，要与反日地下电台决一雌雄。
八六部队以科技手段施加暴行，但抗日志士用生命坚守的信念，才是真正不可征服的力量。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宣战，东满国际情报组织的任务也越来越沉重。这时我父亲把反日地下电台的收发报任务交给了母亲龙桂洁，自己以“脚力工”做掩护，套上畜力大胶轮拉脚车，装成跟车的老板经常往来于机场、铁路货场和日军军事工事之间兜揽生意，运送物资。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机智的目光，所到之处密切地观察日本侵略军的动向，为向境外及时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而奔波。
牡丹江海浪飞机场是日本关东军进攻苏联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那里的情报对了解日军未来战争动向至关重要。一次，我父亲的胶轮车装满劈柴，进了海浪飞机场的军事管区。赶车人正在卸货，父亲却人不知鬼不觉地拔下胶车轮胎上的气门针，对卸完货的赶车人说：“师傅，车胎没气了”，赶车人现出为难的样子：“机场没有修理部，还得卸下轮子到外边去修”。说着，便卸下车轮到外面去修理。父亲则在机场停留下来。机场的哨兵发现了他，催他说：“这里是军事禁区，卸完货赶快离开。”父亲上前解释：“轮胎煞气，外边修理，回来就走。”日本宪兵一看，大胶车果真已卸下一个轮子停在那里，只好说：“修理好，赶快离开。”此次父亲在飞机场足足逗留了一个小时，伴随飞机马达的轰鸣，父亲在心里数着数，暗暗记下了在一个小时之内日本飞机起落架次。回来后，他让我母亲马上发报，把刚才观察到的情况及时传递出去。境外在收到电文后回电，向国际反法西斯战士致敬！父母开办的脚力行不但有利于收集情报，还有利于转移发报机。随着向境外发报的大量增加，转移收发报机也频繁了。一天，发报之后需将收发报机转移到朱之盈家。父亲装满一大车煤炭，以掩护转移收发报机。大车转过几条街之后，被日军拦住，先是掀翻马料袋，再搜寻车板，又跳上车用探针往煤炭中胡乱扎了一通，最后又对赶车人和父亲搜查，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原来收发报机隐藏在马粪兜的夹层之中了。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中专门设置的特种宪兵队，把东满的国际情报组织和牡丹江地下反日电台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加紧了防范的措施。牡丹江宪兵队本部布下天罗地网，先是在金铃街日本陆军宿舍安装了同定向无线电信机，又在电波经常出现的我父母居住的路西街和朱之盈、敬恩瑞两家附近安排了三部流动探查机，足足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才侦查出三地发的符号和周波完全一样。
1941年7月初，日本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开始了。入夜，牡丹江实行灯火管制，再不能转移收发报机，只能固定在我父母家。用买来的汽车蓄电瓶作电源，昼夜不停地向境外发报。这给了日本宪兵队可乘之机。日寇的一部固定探查机和三部流动探查机终于把可疑电波的发射场地锁定在路西街我父母家的方位上。7月15日黎明，我父母轮流向境外发报。到了凌晨四点，对方仍在呼叫联络，在他们收到了四页新密码之后才停止了工作。父亲有些倦意，把收发报机隐藏在盛高粱米的箱子里，就躺下休息了。母亲把密码收藏在箱缝中。临睡之际，习惯地掀开窗帘，向院内看了一眼，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牡丹江日本宪兵队本部代理队长长谷遵照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的指令，纠集100多名日军组成的逮捕班、武装搜查班和警戒班，黎明之时包围了我父母的住所。我母亲见到院内的异常情景，预感日寇侦查出了地下电台的踪迹，要向他们下手，于是赶忙叫醒父亲，以防不测。母亲和保姆周嫂打开褥子和被，将父亲裹在里面隐藏在炕脚底下，然后想转移收发报机和密码，但已经来不及了。一下子拥进来满屋日本宪兵。他们像饿狼扑食一样，逮捕了我父亲。又翻箱倒柜，从装高粱米的箱子里翻出了收发报机。接着几个日本宪兵一起拥上来，给父母戴上手铐，连拉带扯，把他俩拖到院子里拍照，以显示他们的“显赫”功绩。
灭绝人性的豺狼不住地恐吓周嫂身边的我和弟弟可达。我们兄弟俩哪里受过这样恐吓，啼哭不止。我母亲当时已顾不得孩子，唯一担心的是不能叫密码落在敌人手里。她把刚刚出生四个月的弟弟小可达抱在怀里，走近箱子，偷偷从箱缝处取出那四页新密码，顺手塞到弟弟的尿布里。日本宪兵要我母亲到同院儿的魏家接受“突审”，母亲在路经魏家灶房时，趁鬼子不备，机警地从孩子尿布中取出密码，迅速把它塞进正在烧火的灶膛，几页纸倾刻间化成了灰烬。长谷审讯我母亲：“你家的电台是哪里来的？”母亲回答“听掌柜的说是捡来的。”长谷高声喊叫，胡说！说着，他从母亲的怀中抢过弟弟小可达，要往灶膛里扔，保姆周嫂胸怀正义感，她从长谷手中夺过小可达，连忙跑出了魏家。
龙桂洁抱着3岁的张可达与四妹合影（摄于1944年）
日本宪兵把我父母推上汽车，押到牡丹江日本宪兵队本部。两人分别被囚禁在两处。长谷把收发报机摆在我父亲面前，对他说：“德军直逼莫斯科，苏俄灭亡就在旦夕，为大日本帝国服务前途光明。”说着把一份中文电稿“机器一时故障，现已正常，望继续联络。”递过来，要他向境外发报，企图扩大对情报组织的破坏。父亲与长谷周旋，发出的电文却是“我已被捕，即将赴难，永别了。”境外回电“深感不幸，向国际反法西斯战士致敬！”长谷暴跳如雷，把父亲又押回囚禁室。长谷对从母亲身上诈取密码寄予希望。他令两个日本宪兵和马翻译押送母亲回住处搜查。一路上母亲斥责马翻译：“你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甘心情愿给日本人当傀儡！”马翻译难以作答，只说：“为了吃饭，才不得不干这事儿。”“你们为日寇效力，欺侮骨肉同胞，不觉得耻辱？”马翻译无地自容：“是呀，我老婆都不肯来牡丹江，说我是汉奸。”翻译知道一旁的日本宪兵不懂汉语，不安地在自责。马翻译带着日本宪兵在我父母家敷衍地搜寻一遍，便草草收场。回到宪兵队本部，敌人用两支铅笔做刑具夹我母亲的手指，母亲痛的死去活来，但她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什么是密码！”母亲被打得半个身子青肿，又被掐住脖子，失去知觉。但母亲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男人脾气不好，男人做什么也不叫她看，看了就挨打。经常和男人吵架，反对他干的事，并闹离婚，叫他当警察或特务，……第11天，日本宪兵放我母亲回家，想放长线钓大鱼，日夜监视她。母亲病了一个多月，后来又过了两个多月，监视比较松了，母亲逃离虎口到沈阳，后来发现无人追踪，就回到了父亲的故乡荣官屯。
左起：弟弟张可达、作者张可伟、母亲龙桂洁
此次事件被称作“牡丹江事件”。1943年，日本宪兵队以同样手段破坏了沈阳、大连的地下电台。父亲被敌人多次刑讯，由于我父亲是中共党员，又是牡丹江地下情报站的负责人，把他当做首犯进行审问，从此下落不明。直到1950年，苏联公布了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审讯材料后，才知道朱芝盈、孙朝山、吴殿兴被“特别输送”到731部队秘密杀害了。
731部队旧址
1991年6月，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行陈列馆馆长韩晓撰写了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一书，揭露出“牡丹江事件”中不幸蒙难遇害者的真实去向。当时，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特别输送处理”的密令，就是宪兵队、日伪警察署把定为重犯的被捕者，不需交法庭审判，直接由宪兵队“特别输送”给石井部队（即731细菌部队），当做细菌实验品而害死。输送到这里的人员，失去人身自由，同时也失掉了姓名，其身份被号码所代替。但仍查出了59个被害者的姓名，他们是“……张慧忠（谍报员）……”
哈尔滨731陈列馆中关于张慧忠夫妇事迹的介绍
晚年龙桂洁（摄于1981年）
解放后，中苏两国政府对我父亲张慧忠不幸以身殉职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父亲的遗像同抗联志士杨靖宇，李兆麟和赵一曼等人的遗像陈列在一起。是的，后人并不曾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