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茶，经过时间之手杀青、捻揉、干燥，苦味尽去，回甘悠长。这些年，我总会想起负笈西行的青涩岁月，想起泰瑞和安德烈。他们一个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一个是我读博时的导师，都曾在我的生命里扮演重要角色。
走出国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将众多年轻学子卷至大洋彼岸。这些时代的弄潮儿，从此开始了在异国土地上数十年的漂泊。1987年，我由北京农大公派，CIDA项目资助，来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算是赶了个尾巴。
安大略省位于加拿大南部，由于气候相对温和，是重要的农作物产地，经济发达，集中了加拿大的大部分人口。圭尔夫是距多伦多一小时车程的一个小城，安静富足。据说当年在太平洋上作案的海盗都把他们的家属安置在这里。
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求贤若渴。为了让学术交流更加顺畅，当时国内不少大学都跟海外某校结成姐妹院校，而这些被挑中的多是国外一流的好大学。圭尔夫大学是北农大的姐妹院校，它的农学院在全加位居榜首。
秋季开学前夕，我怀揣三十美元，登上了国航飞往多伦多的航班。一只超大号行李箱，装满四季衣物，外加一把菜刀、几包方便面。早一步去的师兄师姐说，锅碗瓢勺都可在当地购置，中式菜刀却有钱也难买，文化差异。方便面作应急之用，新来乍到没法开伙，顿顿吃三明治中国胃受不了。来之前，我写信问泰瑞要带什么参考书，他说参考书这里都有，倒是中国绿茶比较稀罕，实在要带东西就带几包绿茶吧。于是我在快超重的行李里又塞了几盒碧螺春。
在机场第一次见到泰瑞。此人三十多岁，高且瘦，长胳膊长腿，整个人像个倒过来的惊叹号。他是爱尔兰后裔，有一对深凹的灰眼睛。泰瑞说话时，习惯眼睛睁得圆圆地直视对方，这时惊叹号就成了问号。
泰瑞帮我找的住处用心良苦。这是一处民宅，因为离学校特别近被学校买下来租给学生，叫Co-op house，价格比学生宿舍便宜很多。莫非他知道大陆留学生为了攒钱给国内亲人买电器大件，都在节衣缩食？房子有两层，一楼是公用厨房和客厅，二楼五间卧室，住的全部是女生，除了一个香港，一个新西兰的，其他都来自中国大陆。有个湖北女孩见我天天除了三明治就是方便面，邀我跟她一起吃了一顿饭。一碗米饭，一盘简单的炒菜花，成了我记忆里最美味的菜肴。
第二天去系里熟悉环境。泰瑞迈着大步在前走，我踩着碎步小跑着才能跟上。走到一处，他突然一个急刹车：唔，这个地方很重要。我抬头一看，门上几个大字：女洗手间，扑哧一声笑了，泰瑞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像大部分加拿大男人一样，泰瑞的笑容有几分腼腆，但温暖，治愈，让人莫名心安。
圭尔夫大学的微气象专业只是土地资源系里的一个小组，不招大学生。三位教授，一个是系主任金，四十岁多岁，戴一付金丝眼镜，高高的个儿，腰板挺得笔直，一付英国绅士的派头。另一个搞气象仪器的乔治，典型的理工男，不修边幅，严谨有余，活泼不足。泰瑞最年轻，爱开玩笑，人缘很好，小组的繁杂事务都由他张罗。教授们除了带自己的研究生，主要是为外系上气象课，做一些研究项目。硕士生两年毕业，第一年选课，做实验写论文只有一年时间，通常只参与一些小课题。
泰瑞虽然才三十多岁，已是终身教授。他开的《普通气象学》，采用多媒体教学，有声有色，效果很好，每堂课教室都坐得满满的。第一学期我选了他的课，因为大学时学过，考试稳操胜券。谁知结果出来竟然是C+。我当时眼圈就红了。泰瑞见我这么难过急得直搓手，连声说sorry，好像这是他的错。他把我的考卷拿来，一题一题对答案。当然是我的错，英语不精，读题不准，骄兵必败。
第一年圣诞节是在泰瑞家过的，他担心我刚来会想家。圣诞之夜，我跟他们一家人一起，吃了他太太烤的美味烤鹅，看了他的两个孩子的演奏。他家地下室有套像模像样的打击乐器，姐弟俩平时就在这里练习。之后大家一起玩拼字游戏。那个温馨的夜晚，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北美的圣诞新年假期长达十几天，像我们的春节一样隆重。对这个“洋节”，中国留学生有点不知该如何打发。大家按照中国过年的样式，聚在一起包饺子，每人贡献个拿手菜，喝酒，大吃一通，然后就打扑克，吹牛。
一个多月后，我邀请泰瑞参加留学生的“春晚”。虽然春节在当地没有官方假期，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通常在最接近春节的那个周末组织一个大聚餐，由中国领馆拨经费。体育馆里，近十张长条桌一字形铺开，桌子上摆放着同学们分组准备的食物。肉类有烤鸡腿、烤鸡翅、烤排骨、叉烧肉、炖牛肉等，蔬菜有中式凉拌菜，广式蚝油芥兰、上海青，也有西式沙拉，还有四川同学做的麻婆豆腐，主食有饺子、馒头、包子、炒面、炒饭，甜食有蛋糕、苹果派、水果沙拉，应有尽有。
同胞们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改往日低眉顺眼的姿态，三五成群，他乡遇故知地高声谈笑。倒是那些洋人，似乎深知自己的客人身份，英语在这里是外语，基本没什么交谈的欲望，即便说话也是小心翼翼，轻言细语，而且顾左右而言他，生怕妨碍了别人似的。
参加晚会的，不光有中国留学生及家属，还有不少洋人。他们是中国学生邀请来的导师或朋友。这些洋人平时只有去中餐馆才吃得到中餐，而且只敢点一些鸡球、春卷、炒饭之类的大路菜，现在一看光是Chinese Dumpling就变出了好几种花样，那些绿色、蓝色、棕色的眼睛里统统闪着兴奋的光芒。
取食的队伍里，每一位洋人旁边，无一例外地有一位中国学生在热情地指指点点。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男或女，戴眼镜或不戴眼镜，脸上都挂着谦卑的笑容。泰瑞很看重这次机会，带着他太太盛装出席，对美食赞不绝口。
快毕业时，我开始发信联系读博。当时中国留学生都是这个路数，博士一读就是四年，足够寻机留下来了。泰瑞说：“我有个学生叫安德烈，现在拉瓦尔大学任教，你若愿意，我可以把你推荐给他。只是他搞温室环境，跟你目前的研究有挺大不同。”
我说愿意。确切地说，我求之不得。研究农田小气候，夏天钻进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观测采样，又热又湿，浑身芒刺，我早就想转专业了。
泰瑞参加中国学生学者联席会春节晚会留影
去魁北克
拉瓦尔大学是加拿大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北美最古老的法语大学。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63年，新法兰西第一任主教方济·蒙莫朗西-拉瓦尔（François de Montmorency-Laval）在这里建立的魁北克神学院。1852年，维多利亚女王颁布了英廷敕书，从此更名为拉瓦尔大学。
大学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首府魁北克市内，我也因此在这个充满法国风情的美丽城市逗留了四年之久。魁北克地处加拿大东部，冬季漫长，雪量惊人，比圭尔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是一场“豪雪”，地上过膝深的积雪还没来得及化，下一场已在酝酿。因此整个冬季，魁北克的男人们都在各家的车道跟雪博弈。铲雪是他们作为一家之主的基本功。以致若干年后去日本旅行，听说有人特意赶在早春去立山黑部看“雪墙”，我们嗤之以鼻：冬天的魁北克，每户人家的车道两边都是高大的雪墙，那是魁北克男人的杰作。
安德烈中等偏上的身材，长长的卷发增添了几分不羁和洒脱，言谈举止随意散漫，有种满不在乎的酷劲儿，跟随和、谦虚的泰瑞完全不同风格。虽是魁北克人，安德烈的英语很流利。
与读博的导师安德烈在底特律河畔合影
读博的第一步，是阅读大量课题相关的文献，之后归纳总结，写出自己的研究方案。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拿出了洋洋洒洒几大篇的方案初稿，却惨遭安德烈“枪毙”。他的评语是：“What is your original（你的独到之处是什么）？”我以为博士论文要往大了说，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却忘了科学研究的根本是创新。想起泰瑞给安德烈的推荐信里说的话：“云具有创造性思维，是一个适合做研究的人。”真是绝妙的讽刺！我从此懂得，再大的课题也要从细微处开始，精准、严谨，有独到见解，忌空泛、人云亦云。
加拿大的博士生入学一年之后，课程选修完毕，会有一个博士资格考试。这个考试，我是挺着大肚子，坐在安德烈为我准备的椅子上通过的。我和老公都是“大龄青年”，博士要读四年，只好“革命生产两不误”了。考前有朋友出主意，答不出来就捂肚子，洋人比较人道，会放你一马。我也做好了耍赖的准备。谁知安德烈一改以往的强硬作风，问的都是平时一再提醒过，认为我能答出的问题。
农学是实验性科学，理论并不高深，量化全靠统计结果，只要不是太笨太懒，混个博士学位是没问题的。至于这个博士学位能否为你谋到一个饭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师兄博士毕业后，一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最后只得在老城区买了个杂货店养家糊口。师兄告诉我，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市场从来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农学不面向社会，属冷门，工作机会非常有限，所以当地人学农的并不多。而且我们还是高学历。在加拿大，除了大学和研究所，一般的用人单位并不需要高学历的人，所以当地人通常大学毕业就去找工作，他们很清楚，读书是为了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才继续读硕、读博。
读博时与同学合影
艰难求职
最后一学期，我一边准备论文答辩，一边天女散花般发出去很多份简历。原以为自己在加拿大拿了两个学位，圭尔夫大学是加拿大名校，拉瓦尔大学的园艺专业也名声在外，找工作是有优势的，谁知收到的几乎全是婉拒。我一下子傻眼了，问自己：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能步师兄后尘，在杂货店的货柜间走完一生吗？
回答是不能。我清楚地记得学工时去的机床车间。一成不变的姿势，机械重复的动作，令我触目惊心：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枉生为人。努力读书，考大学，就是为了远离那样的人生!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满怀希望，根据职位要求制造出的简历，一封封飞出去，却没一封衔回我期待的橄榄枝。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但我没有退路，当年出国时，国内连户口都注销了。
论文答辩完，已经没有理由赖着不毕业了。我去系里查看信箱，遇见安德烈。他见我手上拿着几封信，随口问道：找工作的事儿进行得怎样了？我眼泪一下了流了出来，前段时间所有的辛酸都涌上心头。可能履历写得不好，我的求职申请连面试的程序都没达到，也不需要安德烈写推荐信，所以他对我的情况并不知晓。现在见我眼泪鼻涕一把抓，不用多说就明白了。
不久，安德烈拿给我一个招工广告。这是一个农业部下属研究所的博士后机会，地点在温莎附近的一个小城。对方对我的教育背景挺满意，要求我去面试。因为是第一次参加面试，我认为这次希望挺大，就拉家带口一起去见证这个重要时刻。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谁知当时不满一岁的儿子到了一个新环境，特别兴奋，不肯睡觉，我被他折腾得一夜没合眼，面试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加上那个印度考官英语口音特别重，我beg your pardon（对不起）好几次还是不知所云，表现得像个白痴。
回程路上，想到自己高考时百里挑一被录取，读大学有助学金，毕业国家包分配，从不知失业为何物，如今却成了一个滞销品，为了一个饭碗，放下自尊，任人挑拣。中国文化讲求实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知道有些人是“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西方文化不同，他们更看重表达。大到总统竞选，小到用人单位的面试，全看口头表达。我本来就口拙，用非母语的英语推销自己无异于赶鸭子上架。我有点赌气地想：这个只看重三寸之舌的国家并不适合我，当初出国就是错的。
接下来几个月，求职的事毫无进展。几近绝望时，突然接到泰瑞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工作的事儿还没定，有一个博士后的机会你不妨试试。我一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位子跟上次安德烈介绍的竟是同一个研究所！难怪师兄说农业是冷门，转来转去就是这几所大学和研究所。作为同行，泰瑞和安德烈跟他们应该都有来往的，有了招人的消息，当然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不过这次是另一位科学家。我吸取教训，只身乘长途车前往，去之前上网搜索了这位研究员的所有论文，预想了可能的提问和答案。有了上次的见习走场，这回我一点都不紧张，顺利通过了面试。
我在研究所从博士后做起，五年后转为正式雇员。而这一切都拜泰瑞和安德烈所赐。泰瑞是我在这片土地上接触的第一个加拿大人，他谦和善良，帮我安然度过“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期。安德烈则教会我做学问宜求实，忌空泛。他们为愚笨的我装上翅膀，又给我一片飞翔的天空。他们是我的导师，更是我的恩人，我把这当成“恩师”一词最直接的诠释。
人在世上走，总会遇着些沟沟坎坎，需要别人帮一下，扶一把。这一帮有的挺过一时之难，有的就能改命。我常常设想，如果没有泰瑞和安德烈两次推荐，并且碰巧在同一研究所，农学这种小众专业，加上我的高学历和不善言辞的个性，不知还要流浪多久才能安定下来。最终像师兄那样开杂货店谋生也未可知。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人生过半，一句问话，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都会按下回放键。回首往事，我发现记住的不是事业上的所谓成就，出了几篇论文，有过几次升迁，而是这些年里走过的路，和路边的风景，以及路上给予我温暖的人和事。记忆比我自己更知道留下什么，过滤什么。
读硕期间，在多伦多皇后公园过加拿大国庆节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文章，原名章云，女，江苏省淮安市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理学博士,任职加拿大农业部研究发展中心。中国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国笔会理事，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在《北京晚报》《家庭》《文综》《微型小说选刊》《天池小小说》等报刊。著有长篇小说《情感危机》《失贞》《剩女茉莉》《玉琮迷踪》，散文集《好女人兵法》。长篇小说《剩女茉莉》入围江苏省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