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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还是不拿来？咱们常唠的这个问题，到了考试和人生关口上，反倒变得特别鸡毛蒜皮又扎心。如果哪天高考、考研、考公不考西方科学了，咱们这些从小数理化背得头晕眼花的人，大概会拍掌叫好。但也许你我心里会拎得清：高兴归高兴，这背后多少还是个绕不开的拧巴。

说西方搞科学，是一桩爱折腾的事。有一阵子很流行的那句话——世界是被“打”出来的。你想啊，从宗教混战到贸易厮杀，再到两次世界大战，人家一边搞破坏、一边发明新家伙，谈不上多温柔，却把人类历史搅了个底朝天。光看科学这一路演进——西方从解剖血管、鼓捣手术，到牛顿扔下苹果砸醒物理学，再到进化论把人和猴子一块儿搅进历史的大水车——多少就是“拆了旧庙，盖新楼”的节奏。世道越乱，科技越猛。

荷兰这口老锅，是西方崛起的好例子。彼时大明王朝正窝在自家章台柳下，吵得不可开交——东林党弹劾宦官，士大夫和小太监为了礼仪问题都能撕出人命官司。那边厢荷兰人骑着“海上马车”，大刀阔斧开荒海外，左手是全球贸易的粮票，右手是金融的算盘，脑袋里还有船炮和新航道。家底厚了、腰包鼓了，脑袋也活络，整个国家都像个精明狡猾的商户，科技和资本一起往前窜。

你要说奇技淫巧，中国古人向来有点“看不上”。到了明清交界，科技偏要和儒家坐一坐“对立面”。程朱理学定了调：“只要不出礼教的符号圈子，其他小玩闹——花巧而已。”大家都知道，士大夫喜欢鼓捣点新工具，但真到改天换地？不好使，没这个胆。于是自南宋一夜长梦而醒，咱们的发明创造就变得拘谨多了，总得找着点圣贤书作底气。

但老天爷似乎跟荷兰佬偏爱科学较劲。三百来年过去，如今荷兰人不靠船炮了，只靠种菜也能压全球一头。那儿的农民，十有八九制服整齐，一年到头不用出门晒太阳，一切都在高科技温室里自给自足。别小瞧这点本事，人家在泥土地里刨不出多少金子，却能把农业玩成实验室工程，连蔬菜都穿了白大褂——荷兰瓦赫宁恩大学就像个巨大的自来水龙头，科学一开，收成就流。

说白了，这全是一种在动荡和争抢中来回打磨的能耐。科技、财富、权力，三个齿轮嘎吱嘎吱咬着，最后磨出个什么花样来，谁都不知道。西方靠的就是“闹中生新”，社会在吵吵闹闹间长出新骨头。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自己这摊事，也不是没有光鲜的时刻。中国文史里，有个怪脾气：太平年头里，科技常常不太冒尖，真到了乱世血雨腥风，倒能蹦出不少鬼才。春秋战国乱成一锅粥，诸子百家你争我吵——韩非子、老庄、孔孟、墨子……说穿了就是四百年大家都亏得很，谁也不想被谁灭了，才会拼命抛新主意。

然后你再看汉末三国，兄弟阋墙，老百姓过得水深火热，可就这几年头，古中国的科技反倒斜刺里杀出好几匹“黑马”。一边是张仲景忙着救命（要说心肺复苏，咱们两千年前就有法子），一边华佗捣鼓麻沸散，等闲有个开刀动手术，也不眨眼。还有诸葛亮的孔明灯，马钧的水车，都不甘寂寞。一时间，有点像西方世界动荡中的那点“不上道”的创造冲动——不过我们的目的嘛，总归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少了点颠覆，多了点惜命。

但我总觉得，东西的路数，还是有点分道扬镳。西方老爱“推翻重建”，动不动搞“大革命”；中国传统讲究“润物无声”，什么新鲜玩意都要先替天行道，别让百姓折腾太苦。你说我们的科学创新不够“激进”？可能吧，但背后那种对生命的温柔尊重，说不定才是刻进根里的基因。

接下来就要谈到那场“打开窗户看世界”的风波了。新文化运动一声炮响，大刀阔斧喊出要民主要科学——那劲头可比后来“全盘西化”都热烈。其实咱们心里都有点清楚：拿来容易，消化难。那时候很多人挥着旗帜痛骂传统，恨不得老祖宗都从博物馆赶掉，可后来转念一想，该吸收的吸收，该吐出的吐出。鲁迅先生骂得一次比一次狠，蔡元培倒温和些，偏爱“折中派”，主张什么好东西都能兼收；你说他不像中国父亲——一家老小什么都想管一点？

推翻帝制、赶走军阀，再抵抗外来压迫，整个民国到新中国那几十年，朝野上下像脱胎换骨一样，哪怕疼得龇牙咧嘴。彼时中国已经由“拿来主义”全面切换到“自家营养”。一代代的人把西学玩明白了，却又舍不得丢老底子。你现在看看，最有中国味儿的精英，身上往往既有孔孟的影子，也沾了点西方外科手术刀的决绝——问题抽丝剥茧，处理干脆利落，心底还是想着“家国情怀”那点事。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转眼，1919年迎客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如今也是咱们中国户口本上的一份子。他们不再像初来乍到那会，把全世界炒得鸡犬不宁，反倒和和气气待在中国屋檐下。我们面对“中西合璧”这一课题，是不是每一家、每个人，其实都在私下琢磨出自己的混搭招数？考试可以松点口气，文化却得自己打牢地基。想腾飞，不能只背西方公式，老祖宗的方圆规矩也要记在心上。

最后我也犹豫过：这场“抄作业”到底应该抄到什么地步？什么是该不该彻底拿来的？有时真希望答案别来太容易。毕竟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永远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这题的答案，大概得自己活出来，才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