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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堪称罕有的能与王羲之相提并论的旷代书法大师。他在书法史上的卓越功绩，犹如巍峨高山般令人仰止。然而，对于他而言，用 “巍巍高山” 来形容或许都显得过于平常，尚不足以完全彰显其非凡成就。这一观点，着实让众多书法家难以理解。
王羲之的伟大贡献在于，在两周秦汉时期金文篆隶章草所营造的书法 “古风” 盛行的背景下，他凭借一手优雅流畅、舒卷自如的行草书，也就是史籍中记载王献之建议父亲应追求 “宏逸” 的独特新书风，引领书法走向魏晋时期的 “草” 与 “楷”。
草书领域，有后汉的张芝；楷书方面，有三国的钟繇，他们皆是王羲之的前辈。但唯有王羲之，将古法草书与新体楷书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融合，从而形成了魏晋行札书的独特体式，在长达三千年的书法史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如此举世无双的辉煌成就，无疑具有震古烁今的影响力。
而颜真卿的贡献，则是在 “草” 与 “楷” 的基础上，以一种极为超前的艺术表达方式，另辟蹊径。在古代文字书写以实用为主的时代，他以一种难以成功的 “艺术化” 方式，塑造出独一无二的 “颜体” 典范。
34岁书《王琳墓志》（741）
43岁书《郭虚己墓志》（751）
44岁书《多宝塔碑》（752），进入颜体的成熟期
45岁书《东方朔画赞》（753）
50岁书《谒金天王神祠题记》（758）
54岁书《鲜于氏离堆记》（762）
56岁书《唐颜真卿郭家庙碑堀越旧藏本》（764）
62岁书《大字麻姑仙坛记》《臧怀恪碑》（771）
63岁书《大唐中兴颂》《元次山碑》《八关斋会报德记》《颜真卿宋璟神道碑北图藏》（772）
64岁重书与三书《天下放生池碑》（773）
65岁书《干禄字书》（774）
68岁书《李玄靖碑》（777）
70岁书《颜勤礼碑》（779）
72岁书《颜家庙碑》（780）
经梳理排序不难发现，即便在众人熟知、风格相对固定的 “颜体” 范畴内，颜真卿的书法仍展现出极为丰富的变化。从三十岁至七十岁，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跨度里，其楷书风貌不仅有着循序渐进、逐步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每一件作品都被他赋予了独到的理解与把握。
对现今传世的二十余件颜真卿书法作品深入剖析可知，除了因创作时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前后风格变化外，单看他 63 岁这一年创作的《大唐中兴颂》、《元次山碑》、《八关斋会报德记》以及《宋璟碑》这四件作品，相互间的风格差异依旧十分显著，并无丝毫重复雷同之处。
这意味着，颜真卿在创作 “颜体” 楷书时，并未局限于 “体” 的固有模式，避免了千篇一律、千作一貌的弊端。
相反，他针对每一件作品都精心雕琢，运用独特的匠心与形式语言。这种创作意识，在唐代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数千年后的当下，与那些充斥着狭隘、顽固，空谈千人一面风格的书法观念相比，同样显得难能可贵，堪称绝无仅有。
上述还仅仅是基于颜真卿的 “颜楷” 碑刻而言，倘若将传世的墨迹本，如《告身帖》、《祭侄稿》、《刘中使帖》以及刻帖《争座位帖》等一并纳入考量，其所构建的书法世界之宏大，简直难以想象。仅凭一人之力，便能在书法领域拥有如此广泛的覆盖力与深远的影响力，古往今来，颜真卿可谓独一无二。
究竟什么是 “俗” 呢？“俗” 是大多数人盲目跟风的行为。不了解自身实际情况，只会随声附和，不明白自己的书写特点，却一味地想要与他人相同。俗人之所以 “俗”，归根结底在于他们不清楚自己是谁，不明白自己能做何事、该如何去做，以及能够做到何种程度。
《祭侄稿》，乃颜真卿为祭奠侄子颜季明而作的文稿。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岁月里，季明与其父杲卿挺身而出，为国家英勇捐躯。当颜真卿见到他们的遗体时，杲卿少了一条腿，而季明仅存头颅，此般惨状令颜真卿悲痛欲绝，遂在极度哀伤之中起草了这篇饱含深情的文字。它与王羲之在欢宴之后创作的《兰亭序》，以及苏东坡被贬黄州后于迷茫心境下书写的《寒食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兰亭序》呈现出微醺之后的洒脱小放，《寒食诗》展现出旷荡心境中的悠然游冶，而《祭侄稿》则洋溢着激愤悲壮之下的慷慨铿锵。
《兰亭序》与《祭侄稿》皆为草稿，苏东坡写字向来自然恬然，他所创作的三帖同样自然至极，堪称不可多得的珍品。
从表面上看，《祭侄稿》的书写酣畅淋漓。尽管颜真卿向来以端庄字体著称，但在此文稿中，字体并未因情绪的剧烈起伏而产生大幅动荡，基本上维持了单字的独立性。确切而言，字体大多介于楷书与行书之间，由此可见颜真卿在遣词造句时的深思熟虑。
书写此稿时，所用之笔虽不够颖利，但由于书写过程中提按力度远超平常，故而笔力千钧，触目惊心。当笔力遒劲与纸张糙涩相互作用时，便呈现出老笔苍茫、破颖披纷的独特效果，多变而绚烂的笔触跃然纸上，营造出强烈的气氛，极具感染力，历代观赏者无不为之动容。在追求艺术效果的现代，《祭侄稿》更是被奉为至尊。
《颜真卿祭侄文稿全卷》至今依旧神采奕奕，让我们有幸一睹颜真卿当时书写的风采，清晰地领略到字体起伏间的灵动鼓宕，笔画空中纤丝状的精妙连带，飞白交错中呈现的虚实变化，笔锋逆势而入时的藏头之妙，裹锋之后的稳健行进，以及意到笔不到的收毫韵味。
颜真卿行书的一大显著特点，在于其多取怀抱的圆形，故而笔触以圆弧居多。
在字型上，外轮廓坚实而内部虚空，像 “口”、“门” 这类字自是如此，即便左右组合的字，也会刻意保持较大间距，使得字心虚空，仿若心怀宽广。而对于竖向或横向走势分明的字，如 “年”、“月”、“东”、“丹”、“军”、“事”、“善”、“壬”、“叔”、“土” 等，或更加瘦长，或愈发横扁。笔画较少且不张扬的字，如 “日”“之”“玉”“兵”“山”“不”“尔”“白” 等，体型更小。这与他正书碑文中字字大小均匀，多笔画字紧凑、少笔画字开阔的风格，截然不同。
如此差异，就好比书碑如同在众人面前庄重宣读，而起稿及书信则似私下低语。朗诵时需字正腔圆，即便虚词也得清晰上口；而日常交谈时，语言无需过分拘泥，偶尔咿呀含混、吞音也无妨，只求对方能够领会，这样既节省气力又节约时间。大字楷书在厅堂之上，需讲究姿态的拿捏；小字稿书则只需充分表达情性即可。
颜真卿自幼丧父，在舅父的教导下，家训中的忠贞思想深深烙印在他心中，在诸多事件中甚至尽显愚忠。这般心性之人，心态豁达，光明磊落，写字时自然无所遮掩。一旦书法功底深厚，随性而书之处往往成就佳作。写字就应当无所顾忌、不加掩饰，唯有随性而出，方能展现精神风貌。当代不少书家一味钻研技法，追求完美，却不知或不敢有所取舍，更无法放怀书写，反倒不如某些名人或领导书写得自在洒脱。
缺乏精神内涵的技法，恰似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徒有其表；而技能太过薄弱，则如同空有躯体，缺少文明的外衣。不过，有时单纯的躯体反而比衣架上的衣服更具动人之处。
《祭侄稿》通篇气韵和谐。由于书写时一心专注于追思，无法分心他顾，所有用笔、结构以及成篇布局，皆在潜意识的引导下随机应变、自然而成。这种潜意识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的自主书写方能完备。像颜真卿这般能够心手合一，不假雕琢地抒发情感，事后又惊叹难以再次复现的人，可谓享受到了书家至高无上的愉悦。
人生若有书法相伴，实在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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