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一本山高水远、跌宕起伏的书。那么生命最初的记忆，就是这本书的扉页，一段浅吟低唱的序曲。
据说，孩子三岁前大脑并未发育健全。而且，为给之后的学习和记忆腾出空间，脑神经元会自动将三岁前的记忆清空。可我的幼年记忆中，依然有这样一幅画面：一间幽暗的小木屋里，被虫蛀成蜂窝的地板上，躺着蜷缩着的小妹，她在啼哭中睡着了。幼小的我，爬上窗前一张摇摇晃晃的八仙桌，将脸紧贴木窗的栅栏，睁大眼睛向外张望：窗外，天那么高，那么蓝，没有一丝云彩。窗下，屋舍墙垣之间，嵌着一方小小菜园。几十棵高大挺拔的庄稼，顶着沉甸甸紫褐色的穗子，碧绿宽长的叶子在风中飘动，一只蝴蝶从上面翩然飞过。没有人影，没有声音，仿佛按下了静默键，天地间安静得不可思议。
多年后，我问母亲：“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安静？大姐又在哪里？”母亲大为惊讶：“那是诸暨乡下一个叫黄桐下湾的村庄。可那时，你还不到三岁啊……”
那时候，我家住在诸暨西施殿（现在叫“西施故里”景区）附近的三踏步村。一个有食堂、篮球场和小池塘，还有一条铁路经过的单位宿舍区。父母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我家姐妹仨，我排行老二。1958年1月，在那场骇人听闻的运动里，父亲陷入了政治旋涡。一夜之间，我家倒了顶梁柱！那一年，大姐五岁，我两岁半，小妹还不会走路。家里原本有一个保姆，但一落千丈的家境，再也无力支付保姆费。
父亲发配到宁海长街后，母亲随即被下放到诸暨黄桐下湾。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当时却是血吸虫病高发区。她奉命去做“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简称搞“血防”，必须与村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女，“既要，又要，还要”的困境，母亲如雷轰顶，却束手无策。最终，她将大姐寄养在诸暨江东的姑妈家，然后背起小妹，牵着我，踏上了那个后来让她也染上严重血吸虫病的村庄之路。
母亲说，我小时候“特会作”。去黄桐下湾那天，她雇了一辆独轮车载行李，自己背着小妹，牵着我，走得疲惫不堪。我却偏偏闹着要用痰盂小便，否则宁可憋着。母亲万般无奈，只好放下小妹，卸下独轮车上的行李，大费周折取出痰盂，完事后再将尿倒掉——在成年人看来，实在是多此一举啊。
母亲下地劳动时，就把我和小妹锁在借住的村民家，一个小木楼上。我最初的记忆，就定格在这里，时间是1958年。
为何那般寂静？正值大跃进、公社化，家畜家禽都入了社，全民都在“除四害”，村外还忙着大炼钢铁，人声鼎沸处都在田野和炉边，村内反而安静了。
那间幽暗小屋，是母女仨的栖身之所，一床一桌便是全部家当。木窗外，是主人家的小菜园，那些年种着甜芦米（宁海人称之为“芦”）
——“几十棵高大挺拔的庄稼”。
每天收工，当母亲匆忙打开紧锁的房门，总会看到我和小妹灰头土脸上的鼻涕眼泪，甚至糊了一身屎尿，像两只受惊的小猫，满脸惶恐蜷缩在屋角，或已哭累而睡着。毕竟，日复一日的“囚禁”，又渴又饿又怕的苦，并非幼小孩子所能承受。
有时，母亲也会把我俩带到田边树荫下，让我们在草地上玩耍，她就在旁边地里干活。上学后，看电影《蚕花姑娘》，里面江南水乡的车水镜头，瞬间击中了我。我立刻想起，儿时躺在草地上闻着泥土香，看母亲和农妇一起车水的情景：蓝天白云下，年轻的母亲衣着朴素，上身伏在水车木档上。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她挽着裤腿，双脚踩着水车，像踩着风火轮不急不徐。阳光抚着她的脸庞，微风拂过她的发丝，“哗哗”流淌的田水，如同一首欢快的歌谣。那时的母亲，美得像仙女！
一年后，听说诸暨机关幼儿园招收寄宿生，母亲立刻将我和小妹送了进去。有过“囚禁”经历的我们，对寄宿生活很适应——这里虽不是家，但有玩伴，有老师，比起那孤独寂寞的小黑屋，已是天堂。
见我们如此乖巧，母亲动了将大姐也送进幼儿园的念头：既然全家无法团聚，至少三姐妹能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可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姑妈家放养惯了的大姐，拒绝被“圈养”，在她幼小的认知里，这和囚禁没啥两样。哪怕听起来高大上的机关幼儿园，哪怕有两个妹妹在身旁，哪怕母亲苦口婆心劝导。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任性娃，用一场猝不及防的暴力，彻底粉碎了母亲的精心安排。
那是一个傍晚，听说母亲和大姐来了，我和小妹欢天喜地跑来团聚。教师办公室，母亲正和两个老师说着话，三姐妹就蹲在地上边玩边聊。不一会，我听见母亲嘱咐大姐，要听话，要照顾好妹妹……话音未落，大姐脸色骤变，她“嗖”地站起身，大声抗拒留下，并试图逃离。两位女老师显然低估了这个小女孩体内蕴藏的大能量，她们一左一右抱住大姐，并让母亲赶紧先离开。事实上，大姐的犟劲与刚烈，连母亲也始料未及。母亲的脚步刚迈出门槛，那扇嵌着四块玻璃的木门才锁上。大姐像一头疯狂的小野牛，已奋力挣脱了老师的手。她飞快地冲到了门口，一心想追上母亲。面对紧锁的房门，谁也没想到，大姐毫不犹豫地挥起了拳头，狠狠地砸向玻璃。“哗啦”一声巨响，玻璃碎片溅了一地。再看大姐的手，早已血肉模糊！
这场“三英战吕布”的闪电战，以大姐的决绝与鲜血，妥妥宣告了她的完胜。
此后，大姐辗转去了临海外婆家；我和小妹则继续漫长的寄宿生活。我们一家五口，分居四个地方:宁海长街（父亲）、黄桐下湾（母亲）、诸暨机关幼儿园（我和小妹）和临海外婆家（大姐）。说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并不为过。
看上去高大上的“机关幼儿园”，真实的管理与教育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大姐不愿被它圈养，自有其小智慧。而我和小妹则温顺如羔羊，在此圈养过整个“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困难时期，理论上，幼儿园都有政策优待，孩子不会挨饿。实际上，园里还有饥饿的成年人，他们及其家人也有强烈的求生欲，结果便可想而知。尽管吃多了草子粉导致严重便秘、肛门脱出；尽管小妹不习惯拿优待的胡萝卜当饭，经常呕吐；尽管小朋友普遍面黄肌瘦，饿得没法上体育课……但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一次被“囚禁”的经历。
这是个堆满杂物的小黑屋，只有门后空间可容一人站或蹲。那天，也许我“特会作”，也许我冒犯老师了。老师一把将我撵进黑屋子，“啪嗒”锁上了门，然后扬长而去，或许她后来忘记了。直到午饭点名，我才重见天日——这就是那时的“幼儿教育”之一。
听说小孩常在门后蹦跳，可以快速长高。谁不想长高变大人呢？“大人”这个词，满足了孩子所有想像：本领、力量、自由、金钱……平时，我和小妹就经常躲在宿舍门后，卯足了劲你蹦我跳，盼望快点长高！可此刻，在这比农家小木屋更黑暗的地方，我抱着膝盖蹲在门后，非但不敢跳，还吓得瑟瑟发抖四肢冰冷。在一分一秒的时光里，我听见心脏“咚咚”撞击耳膜，仿佛随时会蹦出来；我闻到墨汁般的黑暗中，刺鼻的霉味扑面而来；我看到门缝底下透进一丝微光，将不知名的杂物映成张牙舞爪的“大灰狼”。漆黑的屋子里，有老鼠“吱吱”地叫，不时“嗒嗒嗒”地跑动，这声音像魔鬼击鼓，又似野兽出巢。墙壁上，无数狰狞的鬼脸正呲牙裂嘴，似乎随时会将我吞噬。我本能地想逃，我号淘大哭疯狂拍打房门，却无人理睬……
长大后，常有人夸我胆子大：敢独自去坟场割兔草、斫柴；敢爬上二楼屋顶，去接住砖瓦；能在医院太平间，从容看望去世的员工；甚至年过半百时，还敢走南闯北独自去外地私企打工……或许这胆量，正源于接住了命运这份沉重的“馈赠”——只要不死，过往的惊惧，都是生命的成全！
寄宿生的集体宿舍，是一间超大统舗，一排排高低木床纵横排列，一盏昏黄的电灯照得屋内影影绰绰。几十名小孩混睡于此，我和小妹合睡中间一张高舗。晚上熄灯之前，老师会先打预备铃，通知孩子们赶紧上厕所。否则，“过了此村就没那店”了。偏偏小孩玩兴大，忘记上厕所的比比皆是。这时，老师的责骂便声声入耳。好几次，我和小妹也忘了。怎么办？熄灯后不允许下床，半夜去更不行:一是高舗爬不下来；二是屋子黑找不到地方。我灵机一动，就和小妹互相掩护，偷偷在枕头底下解了手。记得换季时，我俩一前一后扛着被舖回家。母亲在太阳下晒被子，臭得皱起眉头，还自言自语:这床，也尿得不是地方啊？我听了，窍笑不已！
寄宿生普遍想家。与别的小孩哭闹或忍耐不同，一次偶尔牙疼的经历，教会我掌握了回家的“秘诀”：捂住腮帮假装牙疼！这样，老师便会打电话给母亲，母亲也会如天降神兵般出现。虽然，每次照例带我去看牙医，拔掉这颗“作祟”牙齿，那是真的疼，但我乐此不疲。作为抚慰，有一次母亲还给我买过一本小人书。小妹至今记得，它叫《红灯照》，一段义和团的故事，陪伴了我俩很久。多年后秘密揭穿，母亲才发现，其实有好几颗牙齿，是做了“冤大头”的！
后来才知道，母亲在农村患了严重的血吸虫病，经过很长时间的住院治疗，已结束“三同”回到了单位。怪不得，每次老师打电话，她总能很快赶过来。正因如此，我和小妹的寄宿生活才迎来了最大转机：从终年不能回家，变成了每周都可以回去！
回家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周六下午，我们像出笼的小鸟，争先恐后钻进一辆盖着篷布的三轮车。在我们眼里，它的气派和温暖不亚于任何豪车。车内挤着12名小孩，我们透过篷布缝隙，贪婪地欣赏一路风景，洒下一路欢笑。一位五十来岁的大伯，负责将我们依次送到约定的路口，然后孩子们各回各家。周一早上，他再和三轮车一起，准时在原处接我们回幼儿园。母亲常感叹：那时社会治安真的好，孩子们都自己往来，从不需要家长特地接送。不仅从未出过事，也从没想过会出什么事！
……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那些年，关过禁闭的黑屋子，连同我的童年与当年的长辈，如今已杳无踪影。
人生这本书，不断书写着告别与出发的历程。我们携带着这些或明或暗的记忆，如同飞鸿踏过雪泥，留下爪痕，然后继续飞翔。而这，便是我们来过、爱过、活过的证明！
谨以此文，献给父母，姐妹，以及那个在寂寞与黑暗中，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光亮的——小小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