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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没有兵权，也不掌国库，却能让满清权臣、北洋巨头轮番上门叫“亲家”。
十六个女儿，一门联姻，把清廷的末路、民国的风雨，都拽进了杭州孙家的饭桌。孙宝琦，如何靠“嫁女”攀上权力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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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琦的“多子女战略”
1867年，孙宝琦出生在杭州，父亲孙诒经，翰林出身，后任户部侍郎，还做过光绪帝的老师。
家学深。礼法严，书柜上《周礼》《春秋》并排摆，墙上挂着户部旧匾，孙家男丁必须通《礼记》，女眷也要识《女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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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孙宝琦以廪生身份北上京师，光绪十九年（1893）父亲告老，他承父荫进入户部。
起初只管抄写折子。直隶总督李鸿藻见他谨慎，奏调他任直隶道员，规矩太多，巴结太少，他不善言笑，被同僚视为“冷面小孙”。
用人唯亲的气氛里，这种性格不吃香，官场流言传到都察院，一纸参劾，他被贬回原籍。
回乡两年，他想明白一件事：科举、捐纳、征辟…都是个人晋升的窄道，真正宽阔的是“姻亲道”。孙诒经本就对子嗣繁衍有旧见，他更抱定“多子多福”的算盘。
二十七岁娶正室陆氏，之后又娶四名妾室，陆氏八年连生五女三子；二房钱氏又添三女二子；三房姚氏、四房王氏、五房胡氏接力，到民国初年，孙家户籍里写着八子十六女。
内宅规矩并未松。晨课依旧，女儿们读《女诫》也读《史通》，更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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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美籍教士来家中授法文；也让德国圣心修女教授餐桌礼仪，闺门不出，却已具谈吐，以女子身份来看，这份教育在当时极为罕见。
大女儿孙用懿十六岁便能口译英文公函；二女儿孙用智精于摄影，会用柯达相机给父亲拍肖像；七女儿孙用蕃擅长钢琴，能奏《蓝色多瑙河》逗慈禧开心。
孙宝琦早已在心里把这群女儿排成“秘密外交团”，子嗣众多看似麻烦，实则给了他无数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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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庆亲王到袁世凯的权贵联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奕劻入主军机，慈禧暗准“满汉通婚”缓解权贵矛盾。
一天夜里，礼部尚书那桐骤访孙府，带来庆亲王三公子载伦的信笺，信上寥寥数语，愿迎孙家二小姐为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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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用智当时十八岁，她没进过紫禁城，却能用法语朗读拉封丹寓言，婚礼在西安门外庆王府举行，朝廷派承德织造局送来锦缎八十匹。
孙宝琦随即被召入军机处，升迁速度，京城里传作笑谈，有人酸：“小孙靠闺女进了龙门。”可是，慈禧看重的是他“外事能力”。
接着，五女儿孙用蕃与袁世凯次子袁克齐订亲，时间点选得巧，袁氏刚任直隶总督，正拉拢江浙士绅。
媒人未费口舌，两个家族一拍即合。从此，孙府紫禁城、北洋两条线兼顾。
辛亥枪声响起，北京城动荡，很多清廷旧臣仓皇出逃，孙宝琦却在袁氏府邸静坐，面前是一堆电报。
南方宣布独立，北洋系酝酿共主，联姻的好处显露，他成了各派都能接受的“中立老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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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令组阁，总理人选几经推敲定在孙柳荫，报纸都用这个字样：“袁亲家执掌国务院”，外界只注意到亲家关系，忽略了人事协商背后更细密的网：
- 张家口商绅盛恩颐，是孙三女婿的父亲，北方财阀团体因此向新政府捐巨款。
- 京师警察厅厅长王文瀚，娶孙六女，警务系统稳定无罢岗。
- 奕劻之子载涛，与孙家连襟，代表宗室在参政院投赞成票。
每一次人事风波，从外看像偶然，其实线头早扎在孙家嫁妆盒里，联姻成了最快速的利益调配工具。
七女儿的婚事更显“文化溢价”。
1918年，外交总长张嘉璈（后更名张爱玲父亲张志沂）提亲，孙用蕃成了张爱玲日后口中的“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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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饭局，李鸿章外孙女李书东端坐右席，举杯敬这位新嫂子，孙宝琦对旁人轻声道：“女婿一桌，天下半安。”半句玩笑，却道破他的政治布局。
孙家还没停手：
- 九女儿嫁盛宣怀之孙盛觉一，海关税务得以顺利续聘英国顾问。
- 十一女儿嫁北洋系将领冯国璋之子冯家瑞，冯系部队在直隶督署前列队为孙家寿宴鸣礼炮。
- 十三女儿定亲王文韶孙，再牵通邮传部与招商局。
联姻带动权网蔓延，政界、商界、军界，三线并进。
请客发帖时，孙家门房要准备三摞名帖，蓝边给旗人，红边给北洋将领，白边给洋行买办，每摞都有一个孙家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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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惊讶，孙宝琦却谨慎，他给子女立家规：不得炫耀陪嫁清单；女婿入席，不谈国事；孙辈择校，以私塾为先。防的是声张过盛，引来猜忌。
1916年春，袁世凯病重，总统府人心浮动，孙宝琦率内阁官员赴府探视，临别时，袁握他手，语速低沉：“社稷未定，还得靠姻亲同心。”这一句，也是孙家联姻战略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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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姻如何推动孙宝琦的“不倒翁”生涯
1900年，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太后决定西狩西安，清廷高官仓皇逃命，许多人甚至换上布衣藏进民宅。
孙宝琦没走，他主动请求护驾，一路推车、递水、翻译电报。慈禧记住了他一句话：“臣能通法文，路上如有交涉，可试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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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转折点，慈禧赐他“勤王之功”，破格升为驻法大臣，随后又兼驻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三国兼使。洋务派中的“新人”出现了裂口，他从这道缝里挤了进去。
孙宝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能吏”，他不以章奏惊人，也无大政绩可称，但他掌握了官场生存最重要的一条：立场要灵活，人脉要牢靠。
他调任山东巡抚后，紧抱庆亲王与袁世凯两条线，山东是袁的根据地，他就多派子弟入袁系学堂；北京是庆王大本营，他就勤往军机处回奏政务。
辛亥革命爆发时，许多地方大员主张“保清”，山东却第一个响应共和。
他表面上称“顺应潮流”，实则早已拿到袁世凯方面的信函，承诺“事定后予以重任”。联姻的力量，再次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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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孙宝琦出任中华民国总理，这是袁世凯的手笔，那个时期政坛混乱，每一项内阁提名都要顾忌南北议员、军阀派系、商界资本，他能入阁，不是因为施政纲领，而是因为“谁都不得罪”。
他请内阁秘书长由冯国璋推荐，财长由张謇提名，外交部仍用昔日使馆老部下，各方得一点，就没人反对。
他几乎不发公开言论，也很少在报纸露面。外界骂他“软骨头”，他只一句：“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张勋复辟时，他沉默；段祺瑞发动政变，他不站队；吴佩孚要他出山，他回绝；理由是“体弱”。
北京政坛十七年，他进三次总理府，退三次，无骂名，靠的是联姻网络做缓冲，让他在各路势力之间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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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冯国璋家联姻；和盛宣怀家联姻；与李鸿章外孙联姻；张志沂与他是亲家，汪大燮是他女婿的连襟。
每一段亲缘背后都是交换，是投石问路，有人说他是“亲家外交部长”，这话并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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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中的“晚清第一岳父”
孙宝琦在历史上留名，并非因为政绩耀眼，而是因为“女儿多”，这是赞美，也常被当作讽刺。
他的联姻策略，有人称之为“家族智慧”，十六个女儿分布在满清贵胄、北洋军阀、洋务实业、外交体系，各个阶层都有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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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不必掌兵权，却能影响军中任命；不必出资，却能左右商界合同；不必组党，却知各派底细。
他的长孙孙雷生是冯国璋之婿，后来出任实业部职员，办事老到，号称“小孙中堂”。
孙用蕃做张志沂继室，在张家多年抚育张爱玲，对这位日后文坛巨擘影响极大，即使后代中无人入阁，但社会影响力延续了半个世纪。
也有人批评他“靠女儿上位”，清代士人讲究“立身以德”，而孙宝琦更像商人，在政治婚姻中筹码清晰、交换明码标价。
他给每位女儿拟定“出阁人选名单”，三档制：宗室、督抚子、通洋外务员。女儿婚事先看家族，再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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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孙用智婚后返娘家，抱怨夫婿脾气暴烈，他未安慰，只淡淡说一句：“你进的是王府，不是戏台。”女儿哭，他沉默，这不是冷血，而是信奉“联姻即国事”。
他的“清廉”也备受争议。明面上，他不收银两，不索地契；暗地里，孙女婿们牵线招商、开矿、批洋行执照，从未缺他“感谢信”。
他自己不做买卖，却是“北洋实业圈最有影响的幕后股东”。
他写字端正，语气谦和，每次退隐都说“年老不堪任事”，可直到1931年离世，仍有人称他为“总理”。
这位“老岳父”，从清廷走到民国，从内阁走回家堂，始终站在权力场边缘，却又不被排除。
他没有主导过一项国家变法，也没有推动过一次制度重建，他的影响方式，是让女儿出嫁，让女婿喝茶。他的名字，更多出现在“某总理之岳父”或“某将军之亲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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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正是晚清与民国之间那段灰色地带的写照，不靠选举，不靠党章，而是靠族谱、拜帖与婚宴。
孙宝琦，就是这段历史最典型的生存模板，他不是英雄，不是烈士，不是改革家，他是一个处在夹缝中，靠布局、靠分寸、靠关系活下来的“制度调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