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上海老北门，一个郎中刚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倒了两斤花雕酒独酌，醉意朦胧间，他梦见了41年后的中国，醒来后写下一本叫《新中国》的小说。
谁能想到，这本被鲁迅骂“胡说八道”的书，百年后竟成了现实写照。
既是“神医”也是“小说家”
晚清江南的郎中真不算少，但能在医界和文坛都闯出名气的，陆士谔怕是最有体会。
1878年他出生在江苏青浦珠溪镇，祖上可是东吴陆逊、明末礼部尚书陆树声这样的大人物。
可惜咸丰年间兵荒马乱，家道中落，到他这辈连三餐都难以为继。
17岁那年，他拜了同邑名医唐纯斋为师。
白天跟着师傅抄方子，晚上就着油灯啃《伤寒》《内经》。
本来想跟着师傅学个三五年再独立看病，没成想他悟性极高，三年就敢单独应诊。
1905年，他带着老婆孩子闯上海，在老北门开了“士谔医室”。
他最擅长治温病和喉科，活人无数，慢慢就有了“神医”的名声，还和丁甘仁这些名医一起被评为“上海十大名医”。
光靠行医，陆士谔这辈子也能过得不错。
但他心里藏着个文学梦，小时候就爱偷读《西游》《水浒》，被父亲揪着耳朵骂“不务正业”也改不了。
行医之后，他的诊桌抽屉里总塞满了书。
1906年，他把听来的病人轶事写成《精禽填海记》，没想到被《申报》连载了。
这下可把他高兴坏了，之后十年，他一口气写了百余部小说，成了晚清最高产的通俗作家之一。
如此看来，医笔和文心，在他身上算是完美结合了。
1910年宣统二年正月初一，他喝多了花雕酒，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里他到了1951年的上海，租界没了，黄浦江里全是中国军舰，地下有电车跑，浦东全是高楼，女子也能当会计做总账房。
醒来后，他把梦境写成2万字的《新中国》，还在书末写了句“此梦也，亦愿也，亦中华之将来也”。
鲁迅痛斥“胡说八道”
《新中国》出版后，上海的士绅们都在议论这个“青浦郎中的大梦”。
本来这本书也就是文人的畅想，没成想八年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写了篇《胡说八道》，直接点名批评陆士谔。
鲁迅说，现在的小说家不顾满地血污，却写百年后的黄金世界，就是痴人说梦。
他觉得陆士谔说的地下电车、江底隧道、浦东高楼，五百年后也难实现，四十余年就能做到，不是蠢就是妄。
鲁迅的愤怒不是没道理。
1918年的中国，军阀混战，租界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刺眼，国人还在跪着求生。
鲁迅当时主张“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看不惯这种“瞒与骗”的文艺，觉得只会麻醉国民。
他还呼吁青年别学陆士谔，要睁眼看淋漓的鲜血。
那时候，支持鲁迅的人不少，毕竟现实太残酷，陆士谔的梦确实太遥远。
但我总觉得，这两种声音不是对立的。
鲁迅像个勇士，拿着笔戳破黑暗的黑墙，让大家看清现实的残酷。
陆士谔则像个造梦者，用文字点亮一盏灯，告诉大家未来还有希望。
搞不清当时陆士谔看到鲁迅的批评是什么心情，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梦太理想化，但他还是愿意写出来。
1932年，鲁迅在暨南大学演讲时提到过这件事，他说当年斥陆士谔的小说为胡说，现在部分成真，可见世事难料。
但他还是坚持，青年要先致力于眼前的黑暗。
如此看来，鲁迅也不是固执己见，他只是始终清醒地知道，光有梦不够，还要有打破现实的勇气。
当年的“痴梦”已成今日实景
时间过得真快，百年弹指一挥间。
谁也没想到，鲁迅口中“五百年难实现”的愿望，不到四十年就开始慢慢兑现。
现在再读《新中国》，真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当年陆士谔梦里的场景，如今都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先说主权，当年上海的租界是列强的天下，华人受了欺负也没处说理。
现在不一样了，租界早就收回，领事裁判权也彻底废除，香港、澳门也都回到了祖国怀抱。
洋人犯法，照样要在中国的法庭受审，这在当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却成了理所当然。
交通方面更不用说了，1910年上海才刚铺有轨电车的轨道，陆士谔就梦见了地下电车。
现在上海的地铁总里程数全球第一，每天都有几百万人坐着地铁通勤。
江底隧道也修了十几条，复兴东路、翔安路这些隧道，每天车水马龙。
当年梦里的“地下电车穿城”，现在比他描述的还要便捷。
浦东的变化更是让人惊叹。
陆士谔梦里写浦东开设万国博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真的在浦东举办了，而且规模比梦里还大。
现在的陆家嘴，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三足鼎立，成了世界级的商业中心。
每次路过陆家嘴，看着这些高楼大厦，都忍不住想起百年前那个郎中的梦。
民生和教育也没让人失望。
陆士谔梦里说上海办大学，外国学生来留学。
现在上海有六十多所普通高校，十几所“双一流”大学，每年都有几万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当年他写女子走出绣阁当会计，现在上海的女性就业率很高，金融、会计、法律这些领域，女性从业者占了不少比例，男女同工同酬早就不是新鲜事。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看似滑稽的科技想象。
梦里的“空中自行车”，现在有了无人机；“水行鞋”对应着水陆两栖飞行板；“听鱼机”也变成了声呐探鱼器。
陆士谔当年怕是自己都没想到，这些“奇技淫巧”真的能变成现实。
陆士谔晚年专心行医著书，1915年发妻病逝后，他把书斋改名“悼琴室”，陆续出版了《医学南针》《伤寒论浅注》等医书，被中医界誉为“继叶天士后一人”。
1944年，他因伤寒病逝，临终前三天还在写《针灸大成校注》，这份执着真让人佩服。
其实陆士谔的“梦”从来不是未卜先知，而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未来的渴望。
鲁迅的“批判”也不是故意苛责，而是对黑暗现实的痛切反思。
一个造梦，一个拆屋；一个描绘远方，一个砸破牢笼。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为百年中国传递着精神力量。
现在，复兴号列车呼啸穿过黄浦江底，世博园的中国馆依旧醒目，我们过着当年陆士谔梦里的生活。
这不是偶然的预言成真，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斗的结果。
敢于做梦，才配拥有未来。
敢于拆屋，才配住进高楼。
陆士谔和鲁迅，用各自的笔完成了百年中国的精神接力。
而我们，正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
梦中华夏，正是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