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喻之 | 高剑父上海两画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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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距今86年前的1939年秋，探索上海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出版《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人物篇”《近代名人在上海》，收录龚自珍、杜威等17位中外名人事略，其中提及在沪开创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但知其在日本追随总理（孙中山），从事革命；及民十（1921）以后在广州为教师。殊不知其民元（1912）至民十之间，寄寓上海及来往沪粤间之生活，亦有足记者。……”

是时抗战军兴，此前活跃于沪宁穗澳画坛的高剑父，正携其揭露“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日寇狂轰滥炸其沪寓及其不远处中国文化宝库——东方图书馆暴行的《东战场的烈焰》等画作，巡展于上述各地乃至远及苏俄。此图系他涉足战争遗址凭吊写生艺术加工而成；他心目中原本艺术与生活福地的上海，此前被日军战火蹂躏沦为人间地狱，故该画成为他被迫挥别第二故乡重返岭南伤心的再回首。而日本与穗沪，战争与和平等过往片段，始终如蒙太奇电影般反复交织于其创作该图的“心灵激愤”中，因为高氏兄弟早期艺术生涯都跟日本与上海相关。而新近于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办“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陈列的该画原作，堪称是其时隔近九十年后第二次回沪昭告前事不忘，展览宣教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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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噪东瀛，由穗来沪

立业成家，安居乐艺

高氏伯仲1906年初负笈东洋，得到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提携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两年后元旦翌日上海《时报》曾以“东洋近信”报导作为该校毕业生的他俩，凭百余幅习作参加神户广业公所美术游艺会，被东瀛观众竞相征购喜讯。讯末殷切寄语：“闻两君不日旋归祖国，拟于中历年末开美术展览会于粤省，届时想必大有可观，吾国美术界之前途，当可拭目俟之矣。”又两年后的1910年，晚清抗日保台爱国志士，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之巨子”之一的丘逢甲《二高行 赠剑父、奇峰兄弟》诗，还曾对其绘画战斗激情深表赞许，寄予希望勖勉道：“岭南今日论画手，二高杰出高于时；渡海归来笔尤变，丹青着手生瑰奇。……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安能偏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

民国底定，高家兄弟北上继羊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发展，因在四马路（福州路）、棋盘街（河南南路）先后开办《真相画报》与“审美书馆”屡获社会与经济效应，生活安定相继立业成家。1913年，高剑父跟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女战友宋铭黄完婚沪上，证婚人系另一对辛亥革命伉俪黄兴、徐宗汉。宋铭黄遂经介绍任职于徐宗汉族妹、近代旅沪粤籍实业家徐润之女徐婉珊设于虹口的启秀中西女塾幼儿园。据《上海美术志》记载：1919年宋还在沪开办过女子刺绣院传授粤绣。1926年，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创刊《寰球》杂志上，还登载过身为启秀中西女塾幼儿园主任宋铭黄署名的《幼儿园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之关系》。与此同时，高宋夫妇定居于旅沪粤人与日本侨民聚居的虹口北四川路祥顺里40号，数年后移居同街新落成新式里弄住宅大德里。因安居乐艺，高剑父有较多的闲暇时光郊游写生，宋铭黄和女儿高励华也多随行善画并曾获奖。总之，民国初年高氏夫妇已然一改辛亥革命时期血性禀赋，在上海华丽转身而重拾画笔化干戈为玉帛了。

《真相画报》

龙华徜徉，赋诗作画

喜获古印，俨然海派

民国上海主城区西南近郊龙华，向为民众纷至沓来进香、登高、赏花去处。迥异于外滩、南京路等“十里洋场”的郊野景致，也吸引众多中外艺术家近悦远来。譬如旅沪粤籍南社社友黄节《九日登龙华塔同诸贞壮（诸宗元）、邓秋枚（实）》诗可证。甚至高剑父执私淑弟子礼仰慕的日本著名画家竹内栖凤1921年春来沪旅行，亦慕名到龙华采风并有风景画《江南春寺静（龙华春色）》传世。

1921年4月高剑父崇拜的日本京都画派翘楚竹内栖凤来游上海龙华后作龙华春色图

而高本人也不例外有龙华赋诗作画之行；《游龙华》诗云：“寻春却怪午醒迟，金粉余香尚袭衣。羡煞鹅黄新弱柳，长条犹带淡胭脂。”咀嚼诗意，举家同游柳梢拂面的龙华春景画面显而易见。

正是在此安定祥和氛围之下，高剑父留下一纸硕果仅存的涉沪风景写生稿——铅笔画民居飞檐翘角构图一侧题作：“沪滨龙华寺前茶馆”。其实高沪上岁月中龙华之行不止一次，写生画稿也不止一幅。同为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画法与画材》手稿，就透露了他另一段溢于言表的龙华良缘：“在沪时，辄于野外写生，于龙华寺畔，拾得一铁章，内刻一兽似狗非狗的东西，归擦而视之，见头上一小角，就当作麒麟，喜而用之，以其原名麟。”

高剑父写生稿，题作“沪滨龙华寺前茶馆”

高剑父上海画作钤押该印见诸1916年《鹡鸰》、1918年《鸡声茅店月》、1919年《花鸟》《秋蔬》、1920年《秋树老猿》和1928年《萱花》等。他龙华意外喜获此印虽今形制难详；但按描绘铁质白文图案形态综合解读，汉代肖形圆印可能性居多。《龙虎笔记·再续2》曾这样自述：“嗣得圆形小铁章，白文刻一兽，似虎非虎，头有小角落，审之麟也。因他小名为麟，乃用作己印。遇得意作，则加钤之，有戏呼为'狗仔唛’者。间嗣沪上与粤中，发现两画人与之同名者，遂改麟为崙。”由此推测高剑父龙华喜获古印在1916年左右。至于他推崇而有强烈艺术共鸣的日本“京都画派”名家竹内栖凤接踵来龙华作画，该不会反受其影响使然的吧？不过，显然是由于当时信息不畅，或他恰巧不在上海，以致跟自己心仪的艺术偶像缘悭一面，无缘握手言欢而失之交臂。

但是，幸运之神依然钟情于这位寄寓上海、多次游历龙华的岭南画派宗师，这应当与其时他正在接受海派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及其弟子徐新周的印学传习训练有关。否则，很难想象举头观摩景物和埋首描摹写生的他会一心两用，既潜心速写景观，又在不经意间独具慧眼，能够将古今游人全然不屑一顾而明珠暗投，散落在泥土中的古物识别出来。很显然，时来运到的背后绝对靠知识累积，普通人哪能像他那样得宝如探囊取物般轻易呢？

正由于高剑父完全得益于艺术上眼光敏锐独到，故而他足以洞察秋毫；既有国画功底，又具备宽广国际视野。也因此，时任教于上海艺术大学的粤籍画家丁衍庸曾有这样的画评题目：《中西画的调和者高剑父先生》。而1926年上海《艺术界周刊》更刊发他拟与印度大诗人、画家泰戈尔联袂，在其虹口大德里寓所筹备“东方美术协会”的计划。鉴于他蜚声当时上海艺术圈，沪上时尚杂志《良友》第14期甚至还刊登过配发有其肖像的《高剑父小传》。由此足见整个廿年代，身兼上海天马会会员、天马会国粹画审查员、江苏省首届美术展国粹画部审查员、中日美术协会评议员、寒之友画会会员、中日现代绘画展鉴别委员等职务的高鸿运高照，事业蒸蒸日上之一斑。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上海的种种夙愿不久之后随着“一·二八”事变爆发，其虹口寓所为日军战火化为灰烬，同时均化为泡影。

1920年秋高剑父在沪作《花鸟通景四屏》钤有之前在上海龙华意外捡到的铁质白文肖形圆印。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藏

日寇虹口，流离失所

家破侄难，背井离乡

上世纪卅年代初，正当高剑父独自云游世界屋脊以南印度、锡金等南亚诸国，访古揽胜寻幽写生作画，并拜会印度世界文豪、著名诗人、文学和哲学家泰戈尔后，拟海归在沪穗等地实施艺术抱负，大展艺术鸿图之际，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局势突变，彻底打破乃至粉碎了他擘划憧憬的美好艺术蓝图。是时，骄横跋扈、狂妄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继上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东三省后，此刻又蠢蠢欲动，酝酿更大的军事挑衅，藉此试探中国和国际方面底线与反映而妄图进一步吞并全中国。于是，在不到半年后的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率先在沪挑起蓄谋已久军事冲突，第一次淞沪战争由此一触即发。

鉴于“一·二八”事变和之后1937年“八一三”事变两次淞沪战争，都由北四川路底侵华日军在沪大本营——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发动，因此毗邻闸北、虹口战区的高剑父大德里寓所首当其冲，顿时成为中日两军激烈交火最猛烈的前线和日军搜索行凶最猖獗惨烈的加害区域。因为由十九路军驻守布防的大德里后弄堂靠近闸北地界正是高剑父寓所位置，这里已然成为挑战日军的眼中钉而在其密集炮火射程范围内化为一片焦土。1932年1月30日《申报》就曾这样报道：

“自日兵前晚十一时五十分，无端进占淞沪路天通庵车站，向我驻军蔡廷锴部第七十八师挑战后，双方即于当晚十二时正式接触，各情已详昨报。……我军以越界筑路，不可为日军利用，故追至北四川路大德里暂时停驻，旋又前进至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处，与虬江路我军会会合。……”

2月23日追加报道又说：

“昨日下午一时许，两军激战最烈，炮弹横飞，满街咸是，老靶子路上海疗养院三楼，被炮弹击中。……又昨晚九时后，北四川路大德里……一带发生大火。”

可见高剑父沪寓大德里附近，当年彷佛已沦为中日两军交战激战的前沿阵地，遭虎视眈眈日军疯狂进攻，并集中火力狂轰滥炸，乃至委派潜伏周边日本浪人里应外合纵火焚烧自不难想见。

日本画报报道“一·二八”事变日军炮轰虬江路画面

而按当初旅居沪西惇信路（武夷路）“斑园”，与高剑父过从甚密的粤籍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撰写《革命画家高剑父——概论及年表》追忆高家当初劫难情况则是这样的：

“日军寇沪，我十九路军起而抵抗，大战于闸北火车站，战祸延至北四川路一带。是时，先生家室居于大德里，全宅被毁，宋夫人及女励华幸脱险，子励民失踪数日，卒得团聚，而胞侄为雄（高剑父长兄高冠天长子）被害。先生损失佳作及藏画多帧。……自是举家迁粤。”

高剑父大侄儿、沪江大学国文系高材生、学者胡怀琛高足高为雄于“一·二八”事变翌日神秘失踪罹难，《申报》2月10日“失踪者之访寻”启事有确凿报道：

“高为雄，年二十八岁，广东南海人，京沪杭甬铁路卫生课员，住北四川路北四川里三十七号，自三十日上午被日兵捉去后，迄今尚未回来，如有人知其下落，无论生死，恳乞通知四川路六号两路办公室卫生课为祷。京沪沪杭甬铁路卫生课启。”

另据1月31日《申报》发布侵沪日军抓捕、迫害北四川路一带居民可靠情报消息披露：

“昨日，日军突然将北四川路一带居户，挨户搜索，骚扰不堪，并将良民诬为俘虏，任意虐杀。本报昨据目击暴行者报告，略谓，昨晨七时许，日军将北四川路北四川里之铁栏打破，……冲入北四川里之前后门挨户搜索，当捕去男子二十余人，……由日陆战队汽车，载往……日海军陆战队断垣残壁之商务印书馆司令部内，押至二楼俘虏诘问所审问。……内有一服西装者，最为日军注意，盘问甚久，是人为粤籍，不懂上海语，审问无结果，即罚其双手扶地，两足挺直约二十分钟，腹部不得贴地，否则棍棒随之，……时穿洋服者已盘坐于地，日军微笑向前，令其起立速举双手，方不虞有他，而木棍已向其背部如雨而下，痛极晕于地。……”

由上报道研判高剑父大侄儿高为雄被害虐杀真相是：上述住北四川里着西服粤人，很可能正是受日军逮捕施暴，最终遭秘密杀害而被宣布失踪的高为雄。因为淞沪战役中抗击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战士多为粤籍士兵；所以，恼羞成怒逞凶狂的日军视当年聚居北四川路交战前沿但凡粤籍居民必恨之入骨，亟欲除之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就这样，不幸在家遭围捕的高为雄成为日军肆意妄为和打击报复重点对象，被归为乔装改扮着平民洋装的十九路军战士另册中，最终以极其残酷非人道手法施以酷刑而活活摧残折磨致死。

以上就是高剑父至爱亲朋家人于“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本法西斯毒手而家破遇难人亡的真实写照。

满目疮痍，满腔愤懑

惨不忍睹，不忍卒读

就九十多年前日军穷凶极恶殃及虹口地界平民惨绝人寰惨状，抗战胜利前夕被日军秘密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丛林间的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当年曾仅用十天时间创作于1932年2月上海，5月被列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由上海湖风书局率先出版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同样以目击证人口吻揭露过“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将柔弱热情女子郑秀岳轮奸至死的人间悲剧：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侵晨，虹口一带，起了不断的枪声；闸北方面，火光烟焰，遮满了天空。……有一队穿海军绀色的制服的巡逻队，带了几个相貌狰狞的日本浪人……用枪托、斧头，打进了吴一粟和郑秀岳寄寓在那里的一间屋里。……”

而如果说承平时代不幸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话；那么，战争年代不幸家庭遭殃命运似乎就相差无几了。且看高剑父上海虹口寓所周边，战前是一度被誉为犹如法国巴黎的第五、第六区，其间是学府林立，博物馆、图书馆荟萃的高级职员、教授居住“上只角”与“拉丁区”（高档住宅区）。然而在“一·二八”事变日军炮火底下，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相继遭轰炸被纵火焚烧，附近不少教授寓所也遭受严重创伤乃至毁于一旦。譬如继高剑父来沪缔造岭南画派时赴日留学的粤籍校友、中国油画艺术拓荒者与播种人陈抱一，1921年夏自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与日籍妻子饭冢鹤新婚返沪，在江湾修建的油画工作室——晞阳画院（陈家花园），曾经是中国第一家私人西洋画室兼沙龙；徐悲鸿、刘海粟、朱屺瞻等海派画家，和丁衍庸、关良、关紫兰等粤籍在沪画家都是抱一画室的座上宾。1929年初春，陈任校董主席又在附近江湾路7号创办人文艺术大学；次年迁至附近今西江湾路、同心路、天通庵路口改称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但“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上述美好家园全被战火摧毁而成了上海美术史上的一段心酸和痛苦记忆。

又譬如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谢六逸《在夹板中的随笔》，曾这样描述自己劫后寓所惨相：

“进了门只见地板上有大大小小的窟窿，靠外面的墙上有一个大洞……我走上三楼的书室，所有的书架都倾倒在地板上，垃圾灰尘和大小书籍混合在一起。学校的讲稿之类分散各处。”

而另一位曾密谋实施炸毁横行于黄浦江上耀武扬威日本海军“出云号”旗舰的化学家林继庸位于“拉丁区”内寓所，也被日军炮火命中轰然倒地成了瓦砾堆。他在匆忙撤离寓所时“已身无长物”，后来“上课时内御长袍，外罩西装大衣，盖所有各物，已毁于劫火中矣。”（刘振《江湾校园十记》，载《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一·二八”后，不少复旦教授被迫撤离原寓所，各奔东西，有的迁往租界，有的暂栖郊外。据说，因在淞沪抗战中的传奇经历，为避敌寇耳目，林继庸和夫人一度避居偏僻的燕园……至此，复旦教授的“拉丁区”时代终于结束。（参看张国伟：《复旦教授的“拉丁区”时代》，《文汇读书周报》，2019年6月24日，第3版“书人茶话”）

而高为雄师长胡怀琛之子、古文献、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回忆我的学生时代》之《难忘的“一·二八”战争》，更详尽记述了“一·二八”事变后虹口家庭变故痛楚道：

“一九三二年爆发的'一·二八’战争给我以及我的家庭带来的巨痛重创，我一生难忘。当时，我家所在的花园路位于虹口公园西墙的斜对面，它与虹口公园之间隔着一条南北向的淞沪铁路轨道。……现在的四川北路当时叫北四川路，是虹口公园向南的一条干道。在这条马路以及它两旁的延伸地带，主要集居着两帮人：一帮是广东人，而另一帮则是日本人，也叫东洋人。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一带称作'广东同乡会’地界或'日本租界’。……就在离虹口公园百米之遥的北四川路底，阴森森的堡垒后面驻扎着重兵集结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它正虎视眈眈地对着淞沪铁路这边的'中国地界’，好像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巨型炸弹。当时，我家实际上就生活在这种形势下。……一·二八战争爆发的那天傍晚，我们一家人虽然在好像紧张又好像和缓的局势下离家出走，到苏州河南岸的租界避难，但心里仍存在着暂避一下，明天就回家去的幻想，所以，几乎没有带什么东西出来。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战争在当天夜里就爆发了。等到停战协议签订，我母亲第一个回去看自己的家。但就在临近家的时候，她一阵眩晕，昏倒在地，被车夫背上车子，送去了医院。因为最初映入她眼帘的是：故居的屋顶已经没有了，底层的地板也烧穿了。'波罗奢馆’（胡道静生父胡怀琛书房）和'朝宗楼’（胡道静本人书房）都已不复存在。……此后，我的家经历了一段很艰苦的日子。由于总忍受不住沉重的精神打击，我还生了一场大病。……”

高剑父尽管于开战进行时身处倡导与人为善的南亚佛国，不曾体验以上热战切肤之痛；可惊悉同样信奉佛教国度，此刻在军国主义思想主导下撕破伪善伪装，悍然出兵攻打上海造成国仇家恨，火速返穗抵沪跟惊恐未定的妻女会合，料理家难后事。面对记忆中曾经繁华热闹的北四川路而眼前满目创痍，尤其家徒四壁甚至业已沦为残垣断壁的大德里家宅，痛失亲属加之无家可归积聚起的满腔忿懑，高剑父的痛苦悲愤可想而知。也正因为目睹日军在沪暴行遗迹，令沪北形同千疮百孔人间地狱，促成不久后的他酝酿笔伐墨诛，创作有形无声胜有声的平生最重要的一幅抗战题材绘画，也是现存唯一一幅反映和表现“一·二八”事变历史主题创作——《东战场的烈焰》。一年后的1933年，他又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中国美术界正告日方抗战宣言性质的讨伐檄文——《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

兵凶战危，祸从天降

警世止战，后事之师

必须承认的是，虽然有道是名如其人，可姓名中蕴涵着一个古代冷兵器利剑字眼的高剑父，民国以后实际上已然个性沉稳低调，早就改换了辛亥革命支那暗杀团副时期，效法策划博浪沙椎刺秦王的西汉张良，而欲图谋刺杀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时剑拔弩张，报仇雪恨的血气方刚秉性，业已转变为一名谦谦君子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了。早在1917年秋，他感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燎原，殃及无辜，生灵涂炭，就曾挥毫创作过一幅《唐王昌龄诗意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并有题识曰：“兵凶战危，不祥之物也。欧战之祸勿论，即歌舞清平，而彼关山劳戍。长夜漫漫，已足人世之怨。辄读唐人《塞下曲》，为之掷笔三叹。爰状斯图，为异日弭兵之倡。”

这段题画跋传递出的，是高剑父严防非正义战争波及民众，必须放下屠刀的一位有良知美术家的紧急呼吁。抗战胜利之后，他在《关于新国画问题的讲话》中，又积极倡导和主张以美术引领世界和平之道，曾特别强调指出：

“我们要领导世界艺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杀人盈野，有识之士，痛人类之沉沦，以为东方忠恕仁义、中庸和平的哲学，可以匡救西方人残忍好杀、科学自戕之失。但是话还未了，第二次大战又起，第一次像原子弹、宇宙光等新兵器之发明，杀人的技术已登峰造极了。人类的战争，姑无论其幕后背景是否为资源、主义、阶级，又姑无论将来是否有更残酷之战争……但战争的结论是和平，破坏的收场是建设。我们既已入了民族文化的新时代，……以抗建精神为基本，也必然产生新的民族文化。这民族文化，是负着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仁爱和平，而导引全世界于快乐的家乡。那时候——也许是今后几十年——必会有代表民族新精神的艺术兴起。这领导世界的艺术的作风怎样？我们此际还不易作判语；不过，这决不是事事做人家尾巴，舍己耘人的时代偏见所能产出的。新艺术的作风，似乎必须根据东方固有精神，而作最忠实的报导，指示人类最互爱互助的合理精神，而达到美的极峰，也就是人类的生活的极则。”

上世纪40年代后期，高剑父于《在美国新闻处鸡尾酒会上的讲话稿》中，更胸怀祝愿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景，向大言不惭自诩为国际警察，事实上却不断上演着穷兵黩武，欺世盗名反人类勾当的美国当局喊话：

“我自小就很拜服贵国的政教文物，与人民的慈爱好学。盖美国为世界最伟大的先进国家，亦为世界的和平国家，把文化物质贡献人类很大，各国受惠很多，艺术亦甚蓬勃精彩，我更感到兴奋。……本来，最为和平就系艺术；最不和平就系战争。我们研究艺术，觉得非常愉快，能全身心贡献于艺术，固是人世的福音，即能欣赏，已一生消受不尽了。我以为战争为艺术的大敌，当此斗争时代，恐怕上帝离开我们中国，更离开世界。我二十年前题过一幅《善恶同梦图》，有两句诗：'但见人杀人，未闻虎吃虎’，即凶残如虎狼，亦不伤其同类。当此文明人世，……有人把艺术抛开不谈，以为三次大战来临，反有率兽食人，势且率人相食的。我年来时时听到一些时髦话——'武装和平’'须以武力求和平’，如此求和平，恐怕愈求愈不和平。我以为欲为世界真和平，人类真幸福，极须全世界发展艺术，全人类得到艺术修养。……使人人有点艺术陶冶的美的心情，又何人肯去干那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以血肉作长城的战争呢？倘使希特勒做成一个艺术家，世界哪有生灵涂炭、惨绝人寰之世界大战恶魔呢？希望美国发展全世界艺术，使化干戈为玉帛，兵器销为日月之光，实现美的人生，美的世界，回复到亚当、夏娃的乐园时代。……”

但上世纪卅年代的高剑父怎么也未曾料到，尽管他始终向往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共处与世界大同时代；然而国际风云变幻，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显然不以其和为贵的善良个人意志为转移。“一·二八”事变的战争真实场景，居然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大德里其家门口激烈上演而大祸临头。国殇兼家族丧乱交集之下，怎不令刚从南亚佛国考察海归而如“蒙太奇”般突然面对遍地哀鸿人间炼狱般境地的他，为此痛心疾首不已呢？

图文控诉，淞沪浩劫

暌违今展，观众动容

满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义愤，更带着中国艺术家的良知，在设身处地探访凭吊了位于面目全非的寓所西北，仅隔着一条淞沪铁路而近在咫尺的宝山路上，教人不忍卒睹的中华文化宝库——东方图书馆废墟之余，高剑父拟以战地绘画控诉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穷凶极恶，企图亡我优秀民族文明险恶用意的念头油然而生，不言而喻；今珍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的《东战场的烈焰》，分明正是在此时势背景之下酝酿而成的，时间应该就在1932年内。

至于今人不得要领他冠名的“东战场”，其实正是当年国人对淞沪抗战的俗称。如其时署名“华之国”的抗战报告文学之八就名为《东战场上》；又譬如署名“焚戈”所撰抗战文章亦名为《走向东战场》；而由战时出版社出版，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等著的战时小丛刊之七，也命名为《东线血战记》。至于署名“杨纪”的《纸上谈兵录》，更明确把“东战线”指为南战场的“淞沪战线”。

《东战场的烈焰》的绘画样式，应该是高剑父身临其境踏勘考察，并取材于战地记者拍摄战后如咸阳劫灰般图片，最终精心构思绘制相结合的产物；它艺术地再现了烈焰余烬之中野蛮战胜文明的罪恶与狰狞。虽然画面上空无一人，不着一字，顶多于画幅右下方钤署一枚朱文扁方押角印：“乱画哀乱世也”；并未出现颠沛流离失所流民，或横尸遍野或暴尸街头的难民，以及如狼似虎，烧杀掳掠的日军，或炮火连天、子弹横飞的爆炸、硝烟场景，而仅仅以被焚毁的建筑架构、炸塌倾倒的门框墙体和凌乱折断的电线杆示人。但此举已然充分展现出战争制造的恐怖气氛真实性，极具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所以，当1936年高剑父携带此画重返不堪回首往事的事发地上海，在静安寺路722号万国总会（今南京西路犹太人总会旧址）展览时，引发了上海社会和观众非同凡响的积极响应，大家对该画纷纷报以同仇敌忾的强烈共鸣。按照《申报》当年6月24日的报导：“其名作《淞沪浩劫》一幅，画东方图书馆之颓垣，火光熊熊，尤能发人深省，本市博物馆拟予收藏，以垂永久之纪念云。”

而在1939年专程赴澳门观摩该画展陈的简又文先生，更认为高剑父追绘此图，相当于是替近代上海屈辱史留存了写真画与罪证副本；是以无声画笔起草的一份追究日军在沪犯下反人类战争罪责的公诉状，可谓有形无声胜有声。亦诚如另一位因感该画美术史价值无与伦比的广东知名篆刻家易大厂题画诗所云：“劫有余灰骨未寒，血涂淞沪使心酸。高翁沉痛为民写，勿作咸阳一炬看！”

值得铭记的还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次年的“一·二八”事变，国人日益认清了日本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所以1932年5月，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中外知名人士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发起委员会”；次年9月30日，远东反战大会也在沪召开。似乎是为策应这一世界反战大势，同年5月，对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在沪发动侵略战争而毁其寓居上海美好家园有扼腕刻骨铭心痛恨的高剑父，又在沪版《艺风》月刊第1卷第5期，发表了《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一文，愤怒声讨日本军阀在上海恶贯满盈的滔天罪行：

“竟于前年九月十八日夜，偷袭沈阳，强占我东三省，旋藉租界捣乱天津。去年正月复背约攻我一无防卫的文化重心之上海城市，蔑视国交，背弃公约，暴戾恣睢，举世侧目，甘冒世界之大不韪，破坏世界之大和平。且以种种非人道之暴力，残害吾民，毁炸城市，毁炸水灾收容所，焚捣各大学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之重要文化机关。世人所认为文化基础之原则者，胥破坏无余。今又夺我榆关，攻我热河，凶焰滔天，甚于沪淞。凡此种种，罄竹难书。……即上海一役，曾目击我无辜之良民、学者、艺人，受贵国军阀暴力之赐，转瞬粉身碎骨，化作虫沙者不可胜计……即以上海一区而论，昔日之繁华绚烂，风景清美，于此伟大自然中，共同歌笑；今则极目荒凉，街号巷哭，又不禁与之同悲同泣矣。……因是恳请先生等本美化人生之圭旨，起而联合艺术界，及民众团体，一致奋起，大声疾呼，作人道和平之大运动，吁请政府军阀即罢侵华之兵；或将此次东北、上海战地惨状图绘宣传，以冀唤醒英雄沉梦，剔开豪杰迷途。……极希望贵国艺术家，尤希望世界艺术诸同志，本其和平精神，出其神妙之技巧而负此救世之重责，则火坑自有青莲，非徒以谋今后国交之改善，抑为世界将来弭兵之嚆矢也。”

高剑父此文，堪称是继上年2月3日，鲁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等42名沪上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各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军阀暴行之后，上海乃至中国美术界发出的紧急呼吁。它既表明高剑父个人坚决反战态度和坚定反战立场，更有对日本美术界晓以战争危害的警世恒言般意义；它就相当于是一幅以文字绘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主题的反战无形画。

国恨家仇，罪行写真

异曲同工，耐人寻味

值得提请特别关注的是，在当年交战后的上海，居然还真有一个擅长丹青的侵华日军工兵大佐高桥胜马，同样就地写生绘制过一幅前景首先以密集铁丝网映入观众眼帘，表现淞沪战役中日两军激战所在地北郊庙行镇空无一人，几乎成为无人区的败落景象画作。画幅左上方题款：“昭和八年（1933）秋于庙行镇写之。”右侧竖行篆字画题作：《申江战焰图》，此举证明这名东洋兵似乎还颇具汉学功底；而该图无疑成为另一份以绘画形式记录日军施暴沪上罄竹难书的重要证据。耐人寻味的是，该图从题材、画面到标题文字乃至着色，都给人以似曾相识，跟高剑父《东战场的烈焰》异曲同工之妙的奇异观感。惟不知该侵华日本军旅画家，是否因获悉高剑父作《东战场的烈焰》，才决定以战胜者姿态一比艺术高下的？目前还真是一个未解之谜。而这番中日画家共同以上海作战为创作背景，绘制反战与好战主题绘画的艺术交锋，显然同样大大出乎高剑父本人的意料，他当时应该并不知情；否则，势必要撰文赋诗以记，甚至大发一番感慨或议论的吧。

更不可思议的是，战后作为国人战利品的该日本画中国藏家题画诗，竟也出现跟上述易大厂题画诗惊人相似的反战口吻：“十载干戈旧战场，春申江浦感荒凉。画图一样经行处，废垒黄蒿剩夕阳。”“一片降幡出海东，始知黩武总成空。天骄也有黍离恨，应悔当时用火攻。”总之，这幅由著名作家、史学家、报告文学家叶永烈先生生前捐赠、今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入藏的日本侵华老兵创作《申江战焰图》，实在很值得开展跟高剑父系列反战绘画作一番深入比较研究；这或许会成为今后中日战争美术史可持续探讨的学术课题。

《申江战焰图》，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藏

综上所述，高剑父传世仅见上述两幅分别记录和平与战争中上海城市面貌画作，其一以写生纪实稿面世，反映心目中福地繁华而外的闲适；虽铅笔勾勒速写打稿，背后却饱含着喜爱上海浓郁感情色彩与无数理由。而另一幅以写真设色手法，流露作者从此泪别第二故乡情怀，让作者本身和观众、读者都为之动容而印象深刻挥之不去；尽管画面不着一字却意境深邃，发人深省。他念念在兹的是，本足以施展才艺的远东大都会，而今却沦为了侵略者铁蹄蹂躏地，作为赖以生活的第二家乡，劫后却成为教他不堪回首的伤心地，怎不令人伤离别呢？

观摩高剑父描绘上海题材唯一幸存于世这两件从尺幅形式到主题思想都迥然不同而对比强烈的写生画稿与写真画作，人们也许不禁要问：如果没有那场由他们兄弟负笈东渡学习画派技艺的扶桑国主动挑起战端，他位于沪上而周遭多为日本侨民的虹口北四川路大德里寓所，也许不会遭受凶神恶煞强盗般摧毁。而倘若其家园得保，高剑父会否主动放弃上海这块艺术沃土而返回岭南呢？而如若他没有黯然痛别申城南归，或许最终也成为望重沪上的海派书画名家中一员，而非我们熟知的岭南画派翘楚了。

然而历史没法假设，美术史研究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