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回忆说，“我们去到干校的时候，加之本身有“右派”的帽子，所以分管我们的班长对我们的要求就更加严厉一些，给我们分配得也多是脏苦累的活，可时间长了，心平坦了，也就不觉得苦了。俞平伯先生是红学家，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