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1842-1922），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
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早年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1887年，他受香港政府聘为法官兼立法局议员，是第一位中国籍的香港议员。
如今当我们回望百年，会发现他留下的遗产是如此丰厚：
他让我们不再受凌迟之苦；
他让我们在法庭上拥有了辩护的权利；
他让海外的华人拥有了国籍的尊严。
他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也是一个最纯粹的中国君子。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伍廷芳用他那并不宽厚的肩膀，扛起了法律与文明的闸门，试图阻挡野蛮的洪流。
虽然他没能完全成功，但他努力过的样子，值得我们每一个后人铭记。
中国首位法学博士的诞生
1842年，正值《南京条约》签订之际，一位婴孩在海峡殖民地马六甲诞生。这个孩子名叫伍廷芳，他的父亲伍荣彰是当地一位颇有见识的南洋华商。
十三岁那年，伍廷芳被送至香港圣保罗书院求学。在这所西式学府中，他接受了系统的英文教育，掌握了流利的英语能力。完成学业后，他进入香港法院担任翻译。在这段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华人因不熟悉法律而在司法程序中处于弱势的境况，这种不公的景象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1874年，三十二岁的伍廷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自费前往英国研习法律。当时多数中国留学生选择修习造船、造炮等实用技术，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而伍廷芳却洞察到，相较于器物层面的革新，制度与法律的建设更为根本。
经过三年苦读，伍廷芳成功通过了英国严苛的法律资格考试，取得了大律师执业资格。他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法学博士，也是英国出庭律师名录中出现的第一个华人名字。
学成归港后，当伍廷芳身着律师袍，在法庭上用英语展开专业辩论时，在当地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凭借专业能力打破了外籍人士对法律行业的垄断，先后获任首位华人太平绅士，并成为立法局历史上第一位华人议员。
倘若生涯止步于此，他已然是香港华人社会中一位标志性人物。但历史轨迹将他引向了更广阔的舞台。188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向他发出邀请，招其入幕。伍廷芳由此脱下律师袍，换上中式服装，启程前往天津。
他期待着将西方所学的治理智慧，应用于拯救那个风雨飘摇的古老帝国。
最受喜爱的东方外交官
伍廷芳在清廷的仕途，始于洋务，盛于外交。1896年，他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
在晚清外交史上，伍廷芳是一个异类。
之前的清朝官员，在洋人面前要么唯唯诺诺，要么顽固不化。但伍廷芳不同，他懂洋人的法律，更懂洋人的幽默。
在美国，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换做传统官员，可能只会乞求美方“开恩”。但伍廷芳直接祭出了美国人的立国之本——《独立宣言》。他在演讲中质问美国人：“贵国的《独立宣言》不是说'人人生而平等’吗？不是说这是'天赋人权’吗？为什么这项权利到了华人这里就失效了？你们的法案，是否违背了你们国父的誓言？
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技巧，把美国政客怼得哑口无言。
他还是个公关天才。
面对美国记者刁钻的提问，他总能用幽默化解。
有一次，一位美国贵妇听完他的演讲，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公使先生，您的演讲太棒了，如果您不介意，我下辈子想变成您的狗。”
这本是一句冒犯的话，但伍廷芳微微一笑，绅士地鞠了一躬：“夫人，那您这辈子虽然过得不错，但下辈子恐怕要吃点苦头了。因为我是个素食主义者，我的狗也是吃素的。”
全场爆笑。美国媒体称他为“东方最受欢迎的外交官”。
他用这种风度，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勉强为中国撑起了一点颜面。
更有深意的是，作为南洋出生的华人，伍廷芳深知国籍对于海外游子的重要性。
1909年，在他和另一位大臣的推动下，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清国籍条例》。这部法律确立了“血统主义”原则：只要父亲是中国人，无论你出生在世界哪个角落，你都是中国人。
这一条，给千万漂泊在南洋的华侨，发了一张合法的“身份证”，让他们在遭受殖民者欺凌时，依然能得到祖国的法律保护。
废除凌迟的“修律大臣”
伍廷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最深印记，从不是外交舞台的纵横捭阖，而是法治领域的破冰之举。
1902年，清末“新政”的浪潮席卷而来，远在海外的伍廷芳被清廷紧急召回，与沈家本联袂出任修律大臣。这份任命，于他而言不啻一场剧烈的文化冲击。
留学英国、深谙现代法治精神的他，翻开厚重的《大清律例》，凌迟、枭首、戮尸等惨无人道的酷刑赫然在目，令他脊背发凉。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西方列强攥着“领事裁判权”不肯松手，动辄鄙夷中国法律落后，拿的正是“刑罚野蛮”这个借口。
为此，伍廷芳毅然上书朝廷，言辞恳切又掷地有声：“若不革除这些酷刑，中国便永无跻身文明国家之可能，领事裁判权更将永无收回之日。”
这番话，瞬间捅了守旧派的“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骂伍廷芳是“汉奸”，斥他“数典忘祖”，全然不顾时代大势，只一味死守祖宗传下的旧章法。
在那场震动朝野的“礼法之争”中，伍廷芳与沈家本并肩而立，硬生生扛住了朝野上下的巨大压力。
终于，1905年，一道圣旨划破旧时代的阴霾：凌迟、枭首、戮尸等重刑被永远废除，刑讯逼供亦被严令禁止。
这一天，注定被载入史册。
在中国延续千年的残酷刑罚，就此落下帷幕。如今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律师辩护”等现代法治理念，其最早的火种，正是伍廷芳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于法治的荒芜土壤里亲手播下的。
剪辫易服的“共和元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此时的伍廷芳，已是70岁的老人。作为深受皇恩的二品大员，大家都以为他会做大清的忠臣。
但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剪辫子。
他不仅剪了自己的辫子，还宣布支持共和，甚至被推举为南方民军的总代表，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进行南北议和。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理性爱国者”。他看透了清廷的腐朽已无可救药，唯有共和才能救中国。
在谈判桌上，他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他对清廷皇室晓以利害，保证优待条件；他对袁世凯软硬兼施；他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让列强保持中立。
最终，清帝退位，中华民国诞生。
伍廷芳自豪地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流血最少的革命。”
灵魂的探索者与素食主义者
晚年的伍廷芳，住在上海的“观渡庐”里，他终生吃素，不沾烟酒，甚至开了一家素食餐厅，宣传健康生活。伍廷芳从5个方面论述了素食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果蔬谷豆之类为天然产品，都是结果太阳的光合作用而长大的，入自口腹，易消化而少渣滓，其品质最有利于人生。
牛羊牲畜之类的食物肥甘腻滞，鱼虾鳞介之类的食物腥杂污泥，渣多难化，本来不是适合肠胃消化的食物。另外，牛羊都是通过吃草转化为肉质，然后人再吃这些动物的肉，哪里比得上直接吃天然食品呢。
牛羊等畜很难保证不得病者，人吃了病畜的肉，也容易得病，但人都不知。根据美国博士对动物的检验，发现完全无病的牲畜很少。各种牲畜患有各种疾病，人吃之后就会逐渐生病。
很多肉食都不干净，我曾经看到有人吃鱼和蟮中毒，还见过有人吃生蚝难受而吐出来的。
杀生的同时，也伤害了天地好生之德。孟子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君子自远庖厨”的话，实在是千古戒杀生的至道良言。而且，很多图财害命的凶徒，大多是嗜肉食的人。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着者屏绝肥甘，十年于兹，幸而精神胜于曩时，是以阅历信其有验。”
他还举例说：“又数年前，德人开赛走会，夺标者即出于持行素食之健儿，屡阅西报载体操角力会，亦归吃素人擅胜。迩闻各国研究素食，其风渐广，而生息亦日番，益信延寿却病之方，素食为无上之妙药也。
当然，在伍廷芳看来，即使吃素食，也是有所讲究的——“亦须得法调和之”，否则，就会由于长期缺乏精力，癯瘠如山僧，也与养生之道相背。
伍廷芳去世后，有人评价他是“投机分子”，有人称他为“迷信老头”。但今天回望，他留下的法治遗产清晰可见：中国人不再受凌迟之苦，法庭上拥有了辩护权，海外华人拥有了国籍尊严。
他走得太快，快得让那个时代跟不上步伐，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用不宽厚的肩膀试图扛起法律与文明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