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文/青峰

文章引言：

中国晚清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只可惜遇上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晚清的人才群体，比之历史上任何朝代丝毫不逊色。但是，晚清带给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屈辱却是最多的。

这其中的原因与社会背景极其复杂，非三二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

在一般民众的心中，大清人才很少，除了少数如岳钟琪、富康安、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邓世昌等豪杰人物外，大清无甚观瞻。

其实不然，仅以大清中晚期而言，整个大清展现出来的杰出人物远非其他朝代可比。

例如笔者今天要分享的一位晚清人物牛鉴就是。

他在中国通俗历史书籍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甚至是在严肃的史书典籍中也极少提到此人。

然而，在笔者看来，此人实为一位了不起的人杰，实乃名臣的典范。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历史人物一生的特别往事。

一、吴淞口一战，为何成了牛鉴一生事业的滑铁卢，导致其命运半生坎坷，亦成为其一生绕不过去的坎？

1842年夏，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具有胜负决定性的战役在江苏吴淞口爆发。

在此之前，英国人倚仗其坚船利炮，在我国沿海从广东一路北上不断侵扰袭击各地军事炮台。我方虽损失惨重，不过英方也有不小的损失。

为了一举让大清政府屈服，英国人调整了此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准备以军事武力控制我国长江下游。

吴淞口位于长海入海口位置，地势显要，是扼守长江入海口进出的咽喉。如果一旦失守，长江下游将门户大开。

所以，能否守住吴淞口，进而击败来犯之敌，则事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负成败。

为了尽快让清政府屈服，把大清政府逼回谈判桌上，英国远征舰队在休斯·高夫中将的指挥下，又开始从东印度公司调派来了更多的兵力驶往上海城。

一场大规模的攻坚战，已经箭在弦上，无法避免了。

此时两江总督为大清重臣牛鉴，前方主将为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

就在上一年，牛鉴还是大清河道总督，坐镇河南开封平息百年不遇的特大水患，转眼之间却来到了沿海战场的一线，出任了战时的两江总督。

牛鉴一到江宁府(今南京)，接手两江总督大印视事后，便开始积极视察沿海海防，并援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战法，准备利用吴淞口的有利地形，以吴淞口互为互为犄角、成品字形的三座炮台对来犯英军痛击。

然而，当英国多艘战舰以突袭的方式打响时，由于通信的落后，此时的牛鉴还未与前方负责指挥的陈化成取得联系。其所率军队还没靠近吴淞口炮台防区，便被海面上英主力舰复仇女神号如雨点的炮火所阻，无法靠近炮台，其他各路援军亦是如此。

意识到这双方火器巨大差距的牛鉴，此时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命令。他下令增援部队调头先行撤退，意图等待英军登陆部队上岸时再一举掩杀过去，双方以肉搏战扭打在一起，让英国远远停在海面上的舰廷无法发挥其火炮的优势，然后以兵力人数上的优势一举击垮英军。

可惜，这个想法过于天真，也显示了牛鉴这位两江总督在军事上还处于古代冷兵器时代作战思维水平。

英国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以优势的火炮远距离持续攻击吴淞口三座岸基炮台。

此时据守炮台的水师提督陈化成将军，身边只有88人。

至于为如此重要的炮台，为何只有区区不足百人在防守。这就与大清对英国舰队攻击我沿海军事要塞的方位判断有关了。

到了1842年5月下旬，牛鉴在奏复道光帝时仍在讲：

“逆夷行事，虽属诡诈多端，然其志在牟利通商，并非争城掠地。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过虚词恫吓。

“臣反复体，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

在当时的大清，长期以来以塞防为主，不用说有完整系统的海防战争体系，就连懂近现代海战海防的军事将领也找不到几人。

至于后来有一定海防海战思想的军事将领如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丁葆桢、刘铭传、刘坤一等人，此时还都没有登上大清政治军事舞台，就连后来北洋舰队创建者李鸿章还要5年之后才考中进士。

整个大清长期处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那些长期深居朝廷之上的王公重臣，他们哪里知道英国工业革命后，其舰炮会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清是非败不可的，是不必存妄想的，只是失收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清军判断的失误，与英国军舰在杭州湾佯攻，造成大清吴淞口海防兵力抽调走去支援杭州湾了。加之吴淞口的扼守地形极佳，朝廷军机处认为英国舰队进攻吴淞口的可能性极小，所以造成了吴淞口炮台兵力的空虚。

当坚守炮台的陈化成在援军无法赶到的情况下，已经抱守了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誓死战斗到最后，决不离开炮台半步。

1842年6月16日上午8时，此前还被清军吹嘘为海上钢铁长城的吴淞口炮台防御攻事，转瞬之间，已经在英国战舰火炮的饱和攻击下变为了废墟。

陈化成将军身中七弹，血染战场，以身殉国。其88名部下，无人一逃生，全部战死当场，而英国军队只在登岸时有5人阵亡。

到了这天的中午，完成登陆的英军又迅速占领了吴淞口附近县城。

没有了岸基炮台威胁的英国女神号与弗莱吉森号，在吴淞口以南的黄浦江水面上大开杀戒，将堵在附近江面的大清水师船只疯狂扫射。

战至最后，我方近百艘大小船只，除了2艘船在混乱之中逃出幸免外，其余全部均被英舰击毁击沉，基本上全军覆没。

吴淞口战役的失败，长江下游城市防御则全部洞开，大清政府顿时失去了再进一步反击英军侵略的实力与勇气，被迫回到了中英谈判桌上。

1842年8月29日，即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南京条约》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英舰皋华丽号签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在这个条约上，中方鉴字人有三位，分别是广州将军、钦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江苏布政使黄恩彤；英方签字人有二位，则分别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腓特烈·斯蒂芬·伊顿与时任英属印度总督璞鼎查。

这种不平等的耻辱条约，尽管是朝廷同意后由中方三位代表所签。然而，当条约一旦公布，全国舆论哗然一片。

这搁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是一种历史耻辱，一生也洗脱不去的人生污点。

牛鉴作为战场所辖的两江之地最高军政长官，自然难逃其责。更何况在开战之前与开战之后，他在指挥上均有失策。所以，说他是吴淞口战役之败的罪人之一，也并不冤枉他。

如果我们只看到牛鉴一生中这件事，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个反派历史人物，会遭到中国后世之人的谴责与唾骂。

然而，奇怪的是牛鉴在后世历史与后世之人的评价中，却口碑很好，甚至很有些高大。

道光帝后来评价牛鉴时说：

“牛鉴者，封疆大吏，治河名臣，和而不同，乃朕之柱石也！”

与之同时代的林则徐评价牛鉴时道：

“绣衣迁秩岂足为公荣，重是循良千载垂令名。”

牛鉴死后，咸丰帝特赐匾书“牛公祠”，并称赞他为：

“乡贤之典范。”

这一点就十分奇怪了！

一个在鸦片战争中犯有重大过失，几乎为罪人的人，为何在后来出现这么大的人生历史价值定位的反转呢？

那我们就先看看牛鉴这个人是如何成名的，然后再一一加以分析。

二、牛鉴成长与崛起之路，鸦片战争之前，他有哪些不寻常的经历与功业？

牛鉴在大清历史上是一位牛人，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他已经位极人臣，仕途上做到了从一品的高位。

牛鉴，生于1785年，与林则徐同岁，也是林则徐后来的好友。他生于甘肃凉州武威县金渠左三坝牛坊磨村，字镜堂，号雪樵。牛鉴5岁时，其父病故，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后在其叔父的帮助下，得以进入当地一家私塾念书。

自古甘肃文化并不发达，大清一朝，甘肃籍的进士并不多，绝大多数学子都止步于科考中举人一级。

但是，牛鉴此人却很牛。

1801年，即清嘉庆六年，牛鉴在地方县、府、院三次考试中成绩十分优异，被当地选为拔贡第一名，即为地方秀才的魁首。此后的乡试虽有些不顺利，直到1813年，即嘉庆十八年才以乡试第十一名考中了举人。

还过这以后，他的科考与仕途便一路顺风顺水，开创了西北科考第一人的士子之路。

1814年春，时年29岁的牛鉴以嘉庆甲戌科殿试二甲第四名取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

牛鉴这一科进士中出了很多牛人，如龙汝言、祁寯藻、程赞采、祝庆蕃、贺熙龄、刘逢禄、梁章矩、瞿溶等。

但是，在这些后来的牛人之中，牛鉴人如其名，仍然是最牛的人。

牛鉴先后担任过道光、咸丰两位皇帝的老师，俗称“两朝帝师”。仅此一项，别人就望尘莫及。

除了学富五车、理明古今，经史学问了得外，这主要得益于牛鉴另一项独门学问。

牛鉴一生精通满文、蒙文、藏文、回文等多种文字，功力深厚。这在当时大清进大中，是十分少见的。

正因为有此特殊之才，且品重人贤，他很早就被嘉庆帝选为了时为皇子、后来道光皇帝的老师，负责教育年幼的道光。又因教人有方，道光登基后，又选了他作皇四子爱新觉罗·亦詝，即后来的咸丰皇帝的老师。

牛鉴的这一特殊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日后一生的重要人脉资源。

中进士后，起初牛鉴一直在京师为官，先后出任过文渊阁校理、都察院记名御史、右都御史等职。其间，虽也外放过地方，但也均是地方监察御史、粮储道员一类的中级官员，且时间都不长。

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道光帝召见牛鉴，令牛鉴出任江苏布政使。次年令其代理江苏巡抚，并兼任江苏布政使。

至此，牛鉴从京师中级官员一跃为大清封疆大吏，位居正二品。

然而，牛鉴在这江苏巡抚的位置上还没干热，便再次接到了朝廷的谕旨，调其前往河南出任河南巡抚。

在大清一朝，河南巡抚的岗位可不好干，是官员们望而生畏的地方。

因为，黄河中段从河南全境流过，历朝治理黄河均以加高加固河堤为主，以至河南境内黄河河床比周边地势高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高出十几米，从远处看黄河河段，犹如悬在当地人民的头顶。

因此，一旦水势过大，泄洪不及时，黄河往往就如一头不可控的怪兽冲破大堤，倾盆而下，一泻千里，造成严重的水患灾难。

在大清时，河南段黄河大堤几乎是三年两缺口。

由于官员应对无力无方，导致灾民遍地，朝廷赈灾成为一大心患。由此，河南巡抚不是被问责撤职，就是被降级降职调任。

因此，河南一省甚称大清官员官帽的“收割机”，谁也不想长期在此地为官。

然而，世上之事，往往因人而异。在某些人眼中的灾难与危机，对有的人却是一生功业的机遇，这就看一个人有没有化危为机的才具与魄力了。

当牛鉴接到调任后，立马交印，赴京面谢皇上后再赴任河南巡抚之职。

1839年8月，牛鉴将要去河南赴任了，临行前道光帝一连六次召见了他。

道光帝对自己这位少年时期的恩师推心置腹地讲道：

“朝廷大臣没有人推荐你，朕知道你可用，故用尔也。你把官当好，则朕就算知人。否则就是朕不知人，过失在朕。”

于是牛鉴来到了这个曾经有恩于他的地方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还未到河南开封，赴任途中，牛签又想起了28年前一件往事。

那是1811年，即嘉庆十六年，时年26岁的牛鉴以地方拔贡生的身份，从甘肃凉州赴京师参与国子监的入学考试。由于途中道路交通阻隔耽误了好多天，当他途经河南时，发现路费盘资已经不够，于是想折返回去，不去参加这次考试。

就在他犹豫徘徊之际，他的困境得到了河南一位好心乡绅的大力支持，送给了他一笔路费。这样他才及时赶到了京师。

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多年，牛鉴在心中从未忘记河南人民这份恩情。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此事28年后出任河南巡抚，成为河南一省地方百姓的父母官。

想到这些，牛鉴不禁感慨万千。他发誓一定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

熟知历史兴哀、地方吏治规律的牛鉴，一到开封上任视事，便开始整顿河南吏治。

凡是各州府地方官员，对其德能勤绩，他都亲自加以考察，听取地方百姓对该官员的评价，然后再亲自观察一段时间，将不合格的官员纷纷调岗降级，对那些操守很好又有地方政绩的官员则是大力提拔，加以重用。

不到半年，河南省官场风气为之一清。这让河南人民百姓对这位新来的巡抚冀予了很大的期待与希望。

事实上，牛鉴也的确没有辜负当地人民百姓的希望。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即1841年7月，河南省开封府万锦滩一段黄河水位暴涨，仅仅两天便上涨了近3米，一时之间开封水位告急。

这悬在头顶的大水把一帮官员吓到了，有些吓傻了的官员竟然向巡抚大人牛鉴提出迁省会的主意，牛鉴严肃呵斥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他厉声责问这帮人道：

“省府衙门若可迁，那开封当地百姓能迁往何处？再有言迁省城者，一并免职问罪。”

到了6月16日，下南厅祥符县上讯三十一堡南岸黄河决口，河水直逼省城北门。

牛鉴亲自赶到决口现场调集官民抢筑河堤，封堵决口。

次日，洪水将开封围了起来，一时人心惶惶。全城商人开始罢市，不法分子乘机抢劫商铺财物，全城一片混乱。

牛鉴不顾自身安危，命随从驾小舟在深约3米的洪水中前行，抵达开封城墙后，亲自攀绳越城而入，当即命人将首恶分子捕获并斩首示众。

为了抚慰情绪恐慌的百姓灾民，他张榜约法三章，打击勒索灾民的奸商，严惩囤货居奇的不法商人。城内百姓见巡抚大人亲临一线指挥抗洪，才心有所安，城中生活秩序稍有恢复。

尽管面临如此坚难的水灾，非常令后世之人感动的是，此刻的牛鉴却仍然在关注牵挂被朝廷下令发配新伊犁的林则徐的命运。

他一向钦佩林则徐的操守与人格，加之早年在京师为官时，二人也颇有交情，同时他也知道林则徐在水利工程上才干了得。于是向朝廷请旨，将发配新疆的林则徐改为前往河南协助自己处理河南黄河水患水灾。

没料到的是，牛签这个建议很快被道光帝采纳，就这样林则徐来到了河南。(注：关于林则徐在河南治理水患的历史细节，笔者将在下一篇有关林则徐的文章中详述，在此不作叙述。)

有了林则徐这位治水能臣的加持，牛鉴对于治理此次特大水患信心大增。

然而，就在缺口即将封堵合拢之际，更大的一场水患又开始了。

七月十日，河南开封大雨倾盆，下了整整一个昼夜，开封上游黄河段近100尺高的堤坝再次被冲开了一个300多米的大缺口，洪水倾泄而下，开封城西门被洪水冲垮，一时之间开封城内水与城墙齐平。

顿时城内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流民遍地，死伤者时有其人。

牛鉴见此惨状，涉水在城墙上伏城痛哭，为民祈祷，希望上天开眼，救民于水火。

正在这时，朝廷谕旨到达，诏命牛鉴组织将河南省会搬迁。

收到朝廷谕旨后，牛鉴拒绝了。上报奏称：此时若搬迁省会，不仅开封不保，人心也会崩塌，到时官绅皆逃，开封数万百姓必会遭殃。如若不维系好人心，到那时河南一省会流民遍地，弄不好还会引起其他灾民起事。

所以，牛鉴坚决反对搬迁省会，力主抗洪赈灾。

道光帝收到牛鉴奏报后，采纳了他的意见，降旨要求河南文武官员会同民众努力抗洪，保护好开封。

开封上万名市民感动于巡抚大人的一片诚心，主动集结，在牛鉴、林则徐等人的指挥下，日夜运料筑城、筑堤，分段进行。

在官民上万人的齐心合力之下，经过10多天的奋战，终于封堵住了决口，洪水平息，黄河归入故道。

晚清历史上河南最大的一次黄河水患水灾，在牛鉴、林则徐等人的指挥下终于取得了胜利。

水灾过后，牛鉴上书朝廷，以林则徐治水有功，请求朝廷宽厚，免于发配林则徐去新疆，改为留任河南继续治理水利河工。

遗憾的是，牛鉴的好意激怒了朝廷中以穆章阿、耆善等人，他们要至林则徐于死地，自然百般阻饶反对。

结果朝廷降旨：着林则徐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新疆伊犁效力，接旨之日，即日启程，不得延误。

牛鉴获此消息后，内心无限悲愤，深为林则徐鸣不平。林则徐反而宽慰老友牛鉴，要他不必再为自己个人去留伤感，说自己是朝廷有罪之人，此生早已许国，青山处处，何处不可埋骨。

就这样，林则徐又上路了，牛鉴一路将林则徐至开封郊外，二人才依依不舍含泪道别。

林则徐走后不久，朝廷之中以穆章阿、耆善等人为首的一帮反对林则徐的大臣，又开始了针对牛鉴的一场“阳谋”——把牛签调离河南，让他去抗英第一线东南沿海为官，让他去与英国人斗，以便隔岸观火，坐收渔利。

在穆章阿、耆善等人看来，既然牛鉴这么能干，何不建议皇上，让他上前线去打英国人？你牛鉴不是支持林则徐抗击英国么？那么也好，就让你去沿海与他们斗一斗法。

于是奏请皇上道光帝，说牛鉴才达识远，可堪重任，建议朝廷升任牛鉴为两江总督，防御英国远征舰队对我大清长江入海口的侵扰。

道光也有心再升任自己曾经的老师，于是下旨着牛鉴调任江宁，升任两江总督，同时兼抚远将军，加朝廷兵部尚书衔。

很显然，道光帝的这次人事任免是一次大的错误，被权臣穆彰阿等人利用了。

如果说牛鉴是一位能臣、干臣、清廉之臣，治理地方一省或作为皇上身边贤臣，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决非军事之才。舍其长而就其短，上前线对抗英军，那就是用错了人。

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几乎导敢牛鉴身败名裂。

再说河南地方百姓，一听说巡抚大人牛鉴要调走了，河南全省顿时炸了锅。开封上千地方乡绅百姓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说什么也不让牛鉴离开河南开封。

不少百姓跪在衙门外，哭喊着不让他走。

尽管牛鉴向百姓解释，说这次去两江地区，是受朝廷委托，前向江苏南京抗击英国人入侵，不得不去。如果胜利，自己一定还会再回河南来。

但当地百姓不信他今后还会回来，仍然跪于衙门口不肯散去。

无奈，牛鉴只得趁夜深人散后，带着随行之人悄悄地离开了河南开封。

牛鉴在河南巡抚任上，前后只有两年的时间，他能得到当地百姓如此爱戴，不能不说他在河南人民心中的确是深得民心的。

然而，这一去不到半年，便成了他人生事业上最大的败笔，成了他一生内心挥之不去的阴霾。

三、因过失连降七级，为何九年之后再度崛起，又成为了咸丰帝倚重的股肱之臣？

吴淞口之战失败后，镇海失守，英国人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失去了再抵抗英国人的勇气，只得回到了谈判桌前。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下关江面签订。

《南京条约》是一次典型的城下之盟所签条约，丧权辱国自不必说。

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舆论怒火，道光帝下旨惩办一众大臣。这其中包括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

《南京条约》签订后，牛鉴被清政府以抗英守土不力的罪责判了死刑。幸好没有被立即执行，而是关押了起来。

他被判死刑的消息传来河南后，这些当年受过牛鉴恩惠的百姓们，并没有像朝廷一样，准备抛弃他。

当地百姓迅速地行动了起来，他们联名向朝廷上书，希望朝廷刀下留人。

牛鉴被押解到京城后，在京的河南士子们不断联名上书。

半年后，道光帝也有了反思，认为牛鉴从河南调任两江沿海一线，的确是用人不妥，所用非牛鉴之长，至使其身陷囹圄。所以，道光帝也有心放自己曾经的老师一马。

加之关于宽恕牛鉴的联名上书不断，于是道光帝赶紧借坡下驴。

1844年3月底，即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道光帝降旨着牛鉴以七品衔前往河戴罪立功，继续在河南治理河道。

显然，河南百姓们的呼吁与联名上书，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当牛鉴再回到河南时，他对河南人民的感恩之心是无以言表的。

牛鉴，这位曾经的帝师、河南的巡抚，便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他在河南第二次的为官经历。

这一年，牛鉴已经59岁。

人生最可贵的，是一个人要懂得感恩与知耻而后勇。

死里逃生的牛鉴，已经没有了功名利禄之心，只希望以余生来报答河南人民的一片恩情。

到河南后，牛鉴在河南中牟县一干就是七年，他利用自己治理水利水患的经验，为当地百姓干了许多实事好事。

一个六十多年的老人，常常在河堤水渠上与工地百姓同吃同住，没日没夜地干。

此时的牛鉴已把河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生命的再生之地。

1853年，即咸丰三年，牛鉴的仕途出现了转机。在咸丰的关注与过问下，朝廷以牛鉴在河南治理黄河、修建水利工程，历时九年有功，着其升任河南按察使，衔五品官。

就这样，牛鉴在河南勤勤恳恳一心为民办事9年后，他又重新回到天子的视野。

四、牛鉴的晚年与其死后丧荣；

1855年，即咸丰五年。这年牛鉴七十岁。

朝廷因其参与平念东捻军有功，将其再次调回了京师，升正二品衔，授大清资政大夫。

就这样，牛鉴从大清从一品被几乎一撸到底降为七品地方小官后，以自己的务实为民办事，重新成为了大清二品大臣。

虽然资政大夫是一个闲散之职，然而地位却比较崇高。咸丰帝对其尊崇有加，以帝师之礼视之。

1857年，时年72岁的牛鉴，因为年事已高，以病乞归，回到了甘肃老家凉州武威县。

临行前，咸丰帝特地召见了牛鉴，赞其为“两朝帝师，治世循吏”。

归乡次年，牛鉴便病逝了，终年73岁。

牛鉴死后，咸丰帝亲书“夫子祠”牌匾，命人送往武威，以示褒奖。

牛鉴，这位从科考走出的西北榜单排名第一名的进士，便以这样的方式走完了他的人生。(全文终)

——青峰，2025年3月4日写于鄂西夷陵古城

附文章写作参考书目及史料：

1、《南京条约与香港百年》，作者俞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作者茅海建，三联书店，2014年版；

3、《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八》，作者(清)赵尔巽；

4、《凉州府志备考》，辑录作者张澍，三秦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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