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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收藏第一家
张伯驹是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的收藏活动始于1926年。他曾说：'余自三十岁至六十岁，三十年中收蓄，亦忝为收藏家之列，为诸公殿。'他收藏的历代法书和绘画作品不求量多，而纯以质精取胜，一般藏品，他根本看不上眼，即使如此，1960年他在自编的反映了他一生主要收藏成果的《丛碧书画录》中，也著录了历代名画、法书共计177件！
张氏一门祖上就富收藏，他的祖父对古玩有偏好，喜欢珠宝玉器、古董，到了他父亲时代，更是日进百品，堪称宏富。张伯驹从小读私塾，与袁世凯的几个公子都是同学，古文底子打得很扎实。所以他继承了祖上尊古崇古的家风，对古董亦一往情深。面对那些千百年来列祖列宗递传下来的珍贵文物，他总有一种传薪的责任感，不过他的'口味'与老辈人有所不同，他注重碑帖字画、古籍善本。他要么不买，要买就买那些真正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传世珍稀。不少豪门子弟的'豪气'，往往表现在一掷千金的狂嫖豪赌上。而伯驹的一腔豪气，则在收藏上挥洒得淋漓尽致。
伯驹最富盛名的收藏，是得之于恭亲王奕䜣的孙子溥濡（心畲）的天下第一墨宝﹣-《平复帖》，以及抗战胜利后从长春的宫里散出来的天下第一名画﹣-《游春图》。
《平复帖》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303）所写的一封信牍，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历朝历代都奉为至宝。宋徽宗亲自金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信扎卷后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的跋文，上面钤有唐殷浩印，宋'宣和'、'政和'、双龙玉玺及明代韩逢禧父子、张丑，清代梁清标、安岐、成亲王永理、载治等人的鉴藏印，共有几十方，可谓朱印累累，满卷生辉，被天下视为'墨皇'。此帖到了清代中朝雍正时代，是雍正的皇后、乾隆的生母圣宪皇后的柜中之物。她后来将此帖赠给了成亲王永理，后来又归到恭亲王奕䜣之手。这个恭亲王就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曾帮助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后来主持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的'鬼子六'。从他手里再代代相传，传到了他的孙子溥儒（心畲）手里。
平复帖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是在一次'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从此知道此帖仍在恭王府，于是就留心它的动向，因为进入民国以来，清末老遗少几乎无不在靠变卖旧物度日。1936年，溥儒所藏的唐代著名宫廷画家韩斡的《照夜白》图卷被上海的古董商叶某买去，而叶某是专做欧洲生意的大古董商，伯驹担心《照夜白》的下落，从上海急函当时的北京政府主管宋哲元，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可惜为时已晚，《照夜白》已被叶某携走，转售英国人。
照夜白
此事令伯驹即刻联想到了《平复帖》的安危，他深恐再被沪贾弄走，于是就请阅古斋古玩店老板韩某前去与溥儒商量，表示如果愿意出让，他愿收买；如果需要用钱，亦可将此帖抵押在盐业银行，切勿使之流出国门。韩某从恭王府回来说：'心畲现不需钱花，如果出让，价20万元。'伯驹自觉现款有限，无力能得，姑且先聊备一案，免使沪贾捷足先登而已。第二年，叶恭绰（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通过张大千向溥儒传递心声，愿以6万元求让《平复帖》，而溥儒仍索价20万元。
没过多久，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年腊月二十七伯驹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遇到大藏书家傅增湘先生，闲聊当中，知道溥儒正遭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又有限制，故困难重重。伯驹立即建议，如将《平复帖》押在银行，即可得万元。傅增湘先生好心地前去为之说项，第二天就回话过来，说是现买下来只要价4万元了。何不径直买下来算了，何谈抵押？此议张伯驹正求之不得，急忙备了款，请傅先生送去，帖亦由傅先生持归，题跋之后即送来张府。当时北京有个文物掮客白坚甫，听说此事为时已晚，原来他也盯上《平复帖》多时，准备买下后转售日本人，说是'20万价殊为易事'。
抗战期间北京沦陷，伯驹蛰居四载后携眷入秦，为安全计，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之中，虽经离乱跋涉，此帖始终未曾离身，直至解放后捐献给国家。
游春图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存世名作《游春图》，是我国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幅绘画作品，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题签，后有元冯子振、张珪，明董其昌，清乾隆帝等人题跋，钤有宣和内府诸玺、清廷内府以及明清诸位大收藏家的鉴藏朱印，《石渠宝籍》、《云烟过眼录》、《铁网珊瑚》等历代书画著录著作均作了著录，堪称镇国之宝。
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皇帝的时候，带去了1200件故宫大内的珍贵书画，此《游春图》也在其中。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溥仪在仓皇出逃之际，来不及带走许多东西，他在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后，留在长春伪宫小白楼里的黄条封箱，就成了守宫'国兵'劫掠的对象。他们将其卖给了北京、天津、上海的'古董鬼子'。那时古玩界所说的'东北货'，就是指这一批东西。
《游春图》被带到北京后，由于索价太高，一个古董商还'吃'不下，就由琉璃厂的八家古董商'伙'着卖，开价800两黄金。张伯驹怕被外国人染指，力促故宫博物院买下来，但马衡院长苦于经费无着，故宫员工的工资还落实不了呢，国民党正忙着打内战，全然不顾此事。伯驹无奈，只好亲自跑到琉璃厂，对厂商们说，此卷为国之重宝，有关民族历史文化大业，不能出境，应当顾全民族利益，将其留在国内。'八公司'听了认为此话有理，况且开价800两黄金，在那内战将起的年头，富贵人家为安全计，亦不敢问津，于是由墨宝斋的老板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220两定价，愿出让给张伯驹。张伯驹因连收宋元巨迹，手头已拮据，于是就卖掉北京的部分房产，将此卷购回。一个多月之后，南京政府张群来到北京，询问《游春图》之事，说是愿出四五百两黄金，然而图已至伯驹处了，琉璃厂老板马霁川等只能后悔莫及。解放后此卷亦捐献国家。
陈毅同志下棋遇知己
解放后50年代中期，陈毅同志从上海调至北京，出任外交部部长。他业余时间喜欢下围棋，但苦于缺少能对奕之人。事被北京市政协部门知道了，就推荐张伯驹跟陈毅对阵。几局下来，陈毅同志大过其瘾，而且发现不仅是下围棋，在诗词等古典文学方面他们都有同好，一来二去，他们时有诗词唱和，逐渐成了好朋友。张伯驹夫妇把大批名帖字画捐献给国家后，陈毅同志更视其为知己，请他每周日来家做客，不仅是下棋，而且畅谈古今，神游天下，有时还一起喝几盅。日子久了，陈毅夫妇请伯驹把夫人也带来共进晚餐，于是潘素与张茜同志也熟了。碰到陈毅同志公务不忙的周日，就常常是两个老头在一起下棋，而两位太太则在一起切磋山水画的技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张茜同志还常把国家'特供'部门供给她家的食品，分一部分给伯驹夫妇带回去。伯驹夫妇从陈毅夫妇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干部知识之渊博和胸怀之宽阔；陈毅夫妇也从伯驹夫妇处，了解了北京地区文化界和经济界民主人士的种种情况，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谁知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了，张伯驹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也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陈毅同志知道了，曾主动打电话安慰他。对此事，陈毅同志实事求是地公开表示了愤慨，他以最简单明白的道理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一个把自己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的人，怎么会反党呢？'可是当时政治运动来势凶猛，'反右'呼声铺天盖地，陈毅同志身在外交部，不便直接干涉北京市政协的工作，于是想出一个调动工作的办法，把伯驹调到长春市工作，以解困境。他当年的忠诚卫士宋振庭同志在那儿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毅同志就托宋振庭同志保护这对忠心爱国的文化老人。1961年，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62年起担任该馆的副研究员和副馆长，主要负责文物的鉴定工作。这个馆有一个古代书画鉴定组，通常由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组织收购字画，由伯驹组织专家集体讨论审定，而且每周有一次集体讨论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对文物和文史研究学有专长的'老朽'，除了伯驹和于省吾，还有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及阮威伯、裘旧弓、单庆麟、恽公乎等。这些人走到一起，'旧雨新雨，相见并欢'，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还是风俗、游览、棋艺，各抒己见，辄有高论。伯驹就动员大家将自己的高论记下来，年长日久可汇为一册。后来他们又致函各地的有相同志趣的专家学者如叶恭绰、沈曾荫、陆丹林、陈器伯等，请他们也参与写作。这种学术与业余爱好相结合的写作活动，伯驹视之为'春游'，可见其心情之愉快。几年下来，文稿已积之盈尺，于是就有了伯驹主编的《春游琐谈》。宋振庭同志非常仰慕这些老人们的学识，有时也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春游活动'。孰料又是好景不长，到了十年浩劫时期，这个谈艺论学的'春游社'竟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接下来的日子人们就可想而知了，批斗、抄家、隔离审查，造反派在他们身上施展了所有的'本领'，然而伯驹毕竟是个将价值连城的文物捐献国家的功臣，历史上又查不出什么问题，于是到了1969年，就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然而这个'处理'却毫不手软，一是令其退职，二是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
舒兰地区感到莫名其妙，怎么送两个七十岁的老人来'插队落户'？也许他们认为这只能加重他们的负担，就索性来个'造反派的脾气'-﹣拒不接收。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
张茜同志关键时刻救老友
他们回到北京，一没有户口，二没有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来源，只好靠出卖家中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其境况可想而知。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当道，陈毅同志也倍受迫害，已病重住院。伯驹夫妇知道他们的处境也不好，故回北京后没有去打扰。可是陈毅同志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了他们的消息，叫张茜同志辗转问候，令两位老人倍感亲切，觉得好人的心永远是相通的。
1972年陈毅同志不幸逝世，伯驹得知后大哭一场，含泪书就一副长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长联送到陈府后，伯驹也有些顾虑，心想自己头上的'帽子'还未摘掉，目前正像一个无业游民，这对联弄不好还会给张茜同志惹来麻烦。于是，他诚恳地对张茜同志说：'我写这副对子，主要表达一下我对陈老总的敬意和哀悼，为'安全'起见，就不一定挂出来了吧。'然而此时张茜同志态度却非常坚定，她对伯驹说：'我现在没有什么顾虑了！陈毅同志去世了，我更没有顾虑了！'一番话说得张伯驹又一番老泪纵横。
陈毅同志的追悼大会上，伯驹的长联果真被挂了出来，而且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注意，这使得他后来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追悼会上花圈、挽联层层叠叠。也许是因为这副对子字大联长，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好奇。追悼会上毛泽东问张茜同志，这个张伯驹是谁，与陈毅同志是什么关系。善良的张茜同志虽然在极度悲痛之中，但关键时刻帮了老朋友一把。她对毛泽东说：'他们是老朋友了。张伯驹先生就是那位把中国传世第一帖和传世最古老的画捐献给国家的人，可是张先生从东北回来后，年迈体弱，到现在工作尚未落实，户口也没报上……'毛泽东听了随即嘱咐身边的周恩来同志给安排落实。周恩来同志又安排秘书同志去具体落实。不几天，伯驹就被聘为中央文化馆的馆员，潘素也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11天后，派出所给他们送来了户口本……
原先费尽千辛万苦也不得解决的问题，如今一下子变得简捷、便当起来，伯驹自然精神为之一振。这年除夕，他写下一首《鹧鸪天》。词云：'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内看新吾。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
陈毅同志去世以后，他们与张茜同志的交往更密切了。
张伯驹（右）和潘素
告别潘素
我与伯驹1948年北京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解放后大家各奔东西，我于1955年受潘扬冤案牵连被捕入狱（我在40年代中期已参加地下党的工作，40年代末，受扬帆同志的领导），1975年从白茅岭农场回上海后，身上一无所有，生活非常困难。那时我的有些朋友因怕受到牵连，见了面也装作不认识；有的亲戚见我上门，说要去派出所报告。而伯驹远在北京，一听说我出来了，立即写信来，而且寄来40元钱。他那时已是中央文史馆馆员，虽然有了固定的收入但也不富裕，他估计我生活有困难，就主动寄钱给我。我收到这40元钱，真觉得比当年我救他时那20根条子还要值钱百倍，因为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呵！第二个月他又寄来40元，后来因为我与海外的亲戚联系上了，海外有钱寄来，我就去信请他不要再寄了，然而他的情谊我是一辈子也不能忘怀的。
伯驹后来几次写信叫我到北京去玩，我也极想去见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没想到他于1982年去世了，我为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而感到终生遗憾！
1990年我终于来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北京，第一个就去看潘素。潘素一见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们聊了很多往事。关于他们解放以后的情况，都是那次潘素亲口告诉我的。那天她房间里挂了不少画，其中有一幅伯驹画的红梅。我知道伯驹平时爱画兰花，画红梅大概是偶尔为之，应视为珍品。所以潘素要将这幅画送给我时，我就没要，请她自己留作纪念，而如果合适的话，我倒愿意收藏一张她本人的画留作纪念。伯驹过去以冒辟疆自比，而把潘素当成董小宛培养。所以请了张大千、溥心畲、齐白石、陈半古等名师教潘素画画。潘素果不负伯驹的苦心，仿宋元山水能得其神韵，到了晚年，所绘青绿山水自成一家。后来，潘素从一只大箱子里捡出她的四幅作品送我，是为永久的纪念。
1992年我又去过一次北京，是应文化部门的邀请，为纪念伯驹去录音的。那次与潘素见面竟成了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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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