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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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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960年—1279年）[115][116]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中原王朝，分北宋（960年－1127年）和南宋（1127年－1279年[150]）[116]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115]

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定都东京开封府，建立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崇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结束分裂割据局面。1004年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宋朝逐渐步入治世。宋仁宗以后，宋朝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等进行变法活动，取得一定成效，但使宋朝深陷新旧党争中。1125年起，金朝大举南侵，至1127年攻陷东京，北宋灭亡。同年，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绍兴和议签订后，南宋以秦岭–淮河为界，得以偏安一隅。宋孝宗、宋宁宗时两度北伐，均以失败告终。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随后宋元战争爆发。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府。1279年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115]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2]。这一时期，政治相对开明，农业发展，商业和城市繁荣，社会变化，儒学复兴后形成程朱理学，科技发展迅速，宋词兴盛，书法、绘画艺术也取得很高的成就[140]。有学者推算，1000年宋朝GDP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22.7%[3]，1124年的宋朝人口总数则达到1亿2600万[4][129]。更有学者称赞“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5]，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也有提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时期的观点[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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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即皇帝位时，下诏“昔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汉唐开基，因始封而建国，宜国号大宋”[8] ，因赵匡胤在即位前为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故定此国号。因皇室姓赵，故也称作“赵宋”[9] ；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别称“火宋”、“炎宋”。因赵氏的郡望为天水，故后世也称宋朝为“天水一朝”[5] 。

五代后周的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柴荣驾崩，其年幼的儿子后周恭帝柴宗训继位。周世宗死前，为防止政变，把禁军最高首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免除军职，由赵匡胤代替。赵匡胤早年投靠郭威幕下，屡立战功，后来又得到柴荣的信任和重用，成为后周举足轻重的人物。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北疆传来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实际上主持朝政的宰相范质、王溥决定命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赵匡胤行军至开封北郊的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拥立为帝，史称“陈桥兵变”。随即赵匡胤兵不血刃地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仍都开封，称为东京。赵匡胤即宋太祖。[1] [117]

太祖称帝后，首先平定了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的叛乱，巩固北宋在原后周辖境范围内的统治。在与谋臣赵普雪夜商讨后，他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115] 对于来自北方的辽（契丹）、北汉以及西北党项等族的威胁，太祖派遣一批武将分别驻守沿边州郡，保障北宋无西北之虞，以尽力统一东南。[117]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宋朝以讨伐湖南（武平军）叛将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当宋军压境之时，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南平）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紧接着，宋军日夜兼程向南进发，很快又吞并湖南。至此，宋朝切断了南唐、南汉与后蜀的联系，为日后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宋军可以从江陵顺流而下，南唐再也不能凭恃长江天险自守。[117]

乾德二年（964年）底，宋朝开始攻蜀，仅用六十多天，就迫使后蜀皇帝孟昶投降。开宝三年（970年）底，宋军从湖南南下，用不到半年时间，进入兴王府，削平南汉，把广东、广西的一部分纳入北宋的统治之下。[117]

南唐在周世宗夺取淮南时就充分暴露出积弱之势。宋朝建立后，南唐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璟死后，后主李煜更是对宋谨修臣节，以期继续偏安一隅。但到开宝七年（974年）十月，太祖还是决定派曹彬统领十万大军进攻南唐，很快就包围金陵。翌年（975年）冬，宋军攻陷金陵，南唐灭亡。至此，南方的割据政权只剩下已经臣服宋朝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和吴越国王钱俶。[117]

为统一全国，太祖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112] 他两次征伐北汉，均因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117]

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决定再次发兵进攻北汉，但在十月十九日他忽然去世，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太祖死后，其弟赵炅即位，即宋太宗。民间也有传说称太祖是被太宗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太宗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即位之初，太宗忙于整顿朝政，统一事业暂告停止。[11]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陈洪进发现宋朝决心消灭割据势力，便主动献出二州十四县；钱俶随之也献上所属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至此，整个南方都被宋朝统一。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太宗亲征北汉，决意一举将其攻灭。五月，北汉帝刘继元出降，北宋终于消灭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纳入管辖之下，结束唐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取得局部统一。[117]

灭北汉之后，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上伐辽，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后被辽军击败，第一次的北伐失败。雍熙三年（986年），太宗派遣二十万大军，分兵三路，再度伐辽，宋军先胜后败。战后，宋对辽的战略关系由进攻转为防御，在对辽关系上“终宋不振”[111] 。加之宋初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之风兴盛，激化了阶级矛盾。从北宋初年起，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就不断爆发。淳化四年（993年）初，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两年之后被镇压。此后，统治者深切感到农民反抗斗争的威胁。于是对辽两次用兵均以失败告终的太宗，决定调整统治方针，全力贯彻“守内虚外”政策，对辽、西夏采取被动的守势，而把预防“内患”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117]

后来，太宗先后逼死太祖之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又贬黜赵廷美到房州，两年后赵廷美就死于谪所。太宗长子赵元佐也因为同情赵廷美而被废，另一子赵元僖暴死，最后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12]

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14]

太祖、太宗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参照唐制，初步建立起中央决策体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集中兵权、财权、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以改变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问题。这一系列渗透着“防弊”精神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效果，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和稳定了统治；但也带来了军队战斗力削弱、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农民负担沉重以及社会尚武之风衰微等消极后果，为后来的统治危机埋下祸根。[115] [117]

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即宋真宗。[13] 真宗上台后勤政治国，北宋由此进入咸平之治。[15]

雍熙北伐后，辽朝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16] ，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17] 。当时辽圣宗与萧太后率举国兵力南下，攻破数州，深入宋境。赵恒十分惊恐，在一些大臣的诱导下，甚至想迁都南逃。最后在宰相寇准、禁军将领高琼等人的劝说下，决定御驾亲征。真宗亲临澶州前线，宋军将士深受鼓舞，士气大振。辽朝见势遂有议和之意，真宗也立即表示同意，与辽朝达成“澶渊之盟”，以每年送给辽朝一定数额的“岁币”为代价，结束了宋、辽之间四十多年来的敌对状态，双方约为兄弟之国，从此基本保持和平局面，直到北宋末年。[117]

为了粉饰太平，掩盖自己在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失利，并加强赵宋皇权的合法性，真宗同王钦若等人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兴建宫观，试图重振“天威”，但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赋。[117]

真宗与刘皇后无子。一次，他偶尔临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即李宸妃），结果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后来刘氏与另外一名嫔妃杨氏（即章惠皇后）共同抚养这名孩子。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二十日，真宗驾崩，年仅十二岁的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开始了十余年的垂帘听政时代。[18] 刘太后终结了长期的“天书”运动，治国有方，但同时信任佞臣，任意封赏。[117]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仁宗开始亲政。

这时，西北局势愈发紧张。党项首领李元昊于宝元元年（1038年）称帝，建立西夏。自此，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多次战败，直至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均疲惫不堪，遂达成和平协议，史称“庆历和议”。李元昊表面臣服宋朝，由宋朝册封为夏国主；宋每年赐予西夏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三万斤，并重开边境榷场。在此期间，辽朝乘隙以重兵压境，借口索回关南十州，迫使仁宗对辽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19]

北宋发展至仁宗统治时期，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官僚队伍日益庞大，行政效率低下。为维持这些庞大的开支，宋廷大量增加赋税的名目和税额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农民不堪重负，大批自耕农破产，加之连年灾荒，致使社会上出现大量流民，起义频繁。而且在西夏的侵扰和辽的要挟面前、宋朝显得软弱无力，长期以来形成的军事弱势暴露。军队的扩充和岁币的增加，还使得冗费激增，年年入不敷出、财政危机日益严重。[117]

为摆脱社会危机，加强宋王朝统治，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开始考虑尝试变法，最著名的是由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希望依靠他们改革弊政，革新政局，并对当世急务提出书面建议。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仁宗采纳了其中大部分的改革建议，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到庆历四年（1044年），先后发布一系列诏令，宣布对此前实行的官僚选拔和升迁办法进行改革。新政所推行的这些措施，以整顿吏治为主要内容，有利于改善弊端丛生的宋朝专制统治。但它触犯了官僚、权贵的一些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攻击。他们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甚至耍弄阴谋，制造谣言，对范仲淹等人进行恶意中伤。于是当边境局势趋于安定之后，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遂将范仲淹、富弼等人外放为地方官。新政夭折。[117]

但是，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和下层士兵哗变事件仍然不断发生。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革的浪潮也继续高涨。[117]

仁宗一生连失三子，在晚年不得不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正式立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为皇子，赐名曙。[118]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在东京福宁殿驾崩，赵曙即位，即宋英宗。

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仁宗的皇后曹氏（参见慈圣光献皇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后，英宗才开始亲政。英宗亲政后，宰相韩琦提请讨论关于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英宗欲尊礼其生父，但朝臣议论不一，争论激烈。有人主张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有人主张称濮王为皇考。双方争论近一年半，史称濮议。英宗希望称濮王为皇考，并设法争取曹太后的同意。宰相、执政支持英宗立场，而台谏、两制以士大夫公论为说辞，反对称濮王为皇考。群臣议论及权力纵横捭阖的结果是英宗达到了目的，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上尊号立庙。濮议之争后，台谏势力遭到严重打击，皇权和中书的权力得到加强。[118]

此外，英宗在短暂的统治时期，继续任用前朝能臣，大胆挖掘新人；又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的写作就是他所提出发起的[20] 。他还希望革除积弊，只是由于天不假年，未能着手进行改革。[117]

仁宗和英宗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各项制度也日趋严密。但宋初以来实行的“崇文抑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和措施，导致三冗危机加剧，政府财政陷入困境。[115]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逝，长子赵顼即位，即宋神宗。神宗决心改变内忧外患、财政困乏的局面，启用了负有盛名的王安石。他先是在即位后起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允许他直接向自己陈述政见。到熙宁二年（1069年），又擢升他为参知政事，并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实行变法。[115] [117]

在理财方面，王安石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基本方针，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措施。同时，为加强宋王朝应对“内忧”和“外患”的能力，还实行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措施。此外，还着手改革科举制，整顿学校，以培养和吸收拥护新法的人才。[117]

王安石所进行的变法以“富国强兵”为核心，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年。部分实现了变法“富国”的目标，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强兵”方面，开始取得对西夏的战略优势。但是，将兵法的实行未能显著提高禁军的战斗力，保甲法恢复“寓兵于农”制度的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很难实现。[117]

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皇室、中高级官员、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和阻挠。神宗虽有心坚持变革，但在人事上也于新旧两党之间寻求平衡。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次年，神宗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但二人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年）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潜心学问，不问世事。[117]

王安石被罢相后，神宗独自继续改革事业，对中央决策系统和职官制度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号为“元丰改制”。伴随着国力的增强，神宗将焦点转移到外患上。他决心消灭西夏。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开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胜利，也大大鼓舞了他的信心。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神宗借此再次征讨西夏。结果却在永乐城之战遭到惨败。神宗因此一病不起，郁郁而终。[115]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赵佣（后改名赵煦）为太子。三月，神宗病逝，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由神宗之母高氏（即宣仁圣烈皇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宫廷内部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她一执掌朝政大权，就迅速把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反对变法的元老大臣召回开封，并让他们推荐守旧派人物到朝廷任职。司马光就任宰相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废除了熙宁年间颁布的大部分变法措施。[117]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他随即同章惇、曾布等新党结合起来，打起继承神宗“遗业”的旗号，改元绍圣，恢复神宗颁布的一些法令。史称“绍圣绍述”。[21] 这一时期，免役、青苗、市易等新法被逐步恢复。在军事上，哲宗重启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地区，并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但新党内部的不断分裂，使新法大受影响，党争愈演愈烈。北宋王朝的统治陷入到更加深刻的危机之中。[115] [117]

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重用蔡京、童贯等“六贼”，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使新法完全变质。蔡京等人屡次改变茶法和盐法；设西城括田所，强占民田；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建造艮岳和延福宫；发动对西夏和青唐的战争，开拓疆土。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终于爆发各地民众的武装反抗。[115]

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聚众起义，攻陷十余州县城池，南下攻打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在宣和三年（1121年）遭海州知州张叔夜伏击，战败被俘，起义失败。[119] 与此同时，漆园主方腊于宣和二年（1120年）率众在歙县起义。他本人虽于起义第二年被俘，但余部仍在战斗。苦于官吏掠夺的百姓纷纷响应义军，使其很快接连攻陷几十座州县，部众发展到近百万，威震东南。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起义军余部才完全被宋军镇压下去。这次起义给富庶的江浙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为五年后的靖康之乱埋下了伏笔。[120]

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被自东北崛起的金朝打得接连败退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于宣和二年（1120年）定盟。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军负责攻打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给辽的岁币改缴金。此即为海上之盟。[115] [117]

“海上之盟”订立后，金朝接连攻下辽的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及西京大同府。辽天祚帝出逃夹山（今内蒙古包头附近）。辽皇族耶律淳在燕京自立为帝。宋朝因忙于镇压方腊起义，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才派兵攻打燕京，结果却遭大败。不久，耶律淳病死，宋朝再次派兵伐辽，又遭惨败。为了掩饰败绩，童贯暗中派人约金军攻打燕京。于是，金军越过长城，攻占燕京。宣和五年（1123年），金太祖在掠去燕京的人口后，将燕京六州之地分给宋朝。宋朝占领燕地之后，继续掠夺、榨取未被金军搜括尽的民户，引起人民激烈反抗。[117]

金太祖去世后，继立的金太宗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派出两路大军，南下攻宋。十二月，宋燕京守将郭药师降金，金军分两路大举南侵，长驱直入，直逼开封。徽宗惊慌失措，立刻传位其子宋钦宗赵桓。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他曾启用抗金名臣李纲发动军民组织东京保卫战，加之各地勤王军队纷纷抵达，迫使金军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北撤。但在同年八月，金军再次分两路南侵，进逼开封。钦宗仍然企图用绢、银和土地乞求金朝退兵，不作坚决抵抗的准备。十一月底，金军再次包围开封。开封人民坚决要求抵抗金军，但由于宋朝的投降政策。开封终至陷落。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钦宗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大臣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史称“伪楚”）的傀儡政权[22] 。三、四月，金军把徽宗、钦宗父子连同后妃、宗室、朝官等三千多人俘虏北去。开封城也被金军洗劫一空。史称靖康之耻或靖康之祸。北宋至此灭亡。[115] [117]

金人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是其中的一位漏网之鱼。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济州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半年之后，他为避金军进攻，以巡幸为名，先后流亡至扬州、苏州（后升为平江府）、江宁府（后升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越州（后升为绍兴府）、杭州等地，均以“行在”名之。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实为“行在”。[117]

南宋建立之初，金军还只是打通了两条通往开封的道路，河东、河北的其余地区都还在宋军手中。两河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金斗争，牵制了女真贵族的大量兵力。在宋朝内部，高宗起用李纲，抗战派力量也有所加强。李纲还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到开封组织抗金斗争。王彦率领的“八字军”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吸收太行山一带的十多万义兵，形成一股强大的抗金力量。宗泽积极联络河南、河北的各支义兵，同“八字军”彼此呼应，在黄河南北给予金军沉重打击，使金军不得不暂时放慢南侵的步伐。[117]

这时，高宗宠幸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企图割地求和，竭力破坏李纲联合义兵抗金。李纲任相不足百日即被罢免。高宗被金军追赶，南逃扬州后，以求苟安享乐。宗泽屡请高宗还都开封不成，积忧成疾，于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含恨逝世，他所聚集的义兵群龙无首，被女真贵族各个击破。金军得以逐个攻陷两河州县。[115] [117]

建炎二年（1128年）底，女真贵族初步建立对两河地区的统治，然后继续向南进攻，很快占领山东、河南等大片地区，进逼扬州。高宗仓皇渡江逃往江南，金军一路追赶到明州（今浙江宁波）。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宗弼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遭宋将韩世忠堵截，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军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击败宋军，才得以撤退（参见词条黄天荡之战）。金军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不再渡江。[23] [24] [117]

此后，金统治者决定在宋金战争的正面战场上暂时采取守势；同时，在黄河以南到淮河以北的地区建立伪齐政权，作为缓冲地带，以抽出兵力，集中于陕西方面。至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金兵基本占领全部陕西五路（参见词条川陕之战）。此后，宋、金在川陕交界地区出现长期拉锯战的局面，双方沿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到淮河一线对峙，宋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7]

绍兴四年（1134年），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又率兵南侵，遭到坚决抗击，以失败告终。次年（1135年），金太宗死，金熙宗即位，女真贵族内部发生争权夺利的内讧。以完颜昌为首的女真贵族提出将河南、陕西原伪齐统治地区交还南宋，同南宋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十二月，由宰相秦桧代宋高宗跪接金朝的国书。

绍兴九年（1139年）七月，完颜宗弼发动政变，夺取兵权，撕毁和议，并在次年（1140年）五月，金朝兵分四路南下、很快夺回河南、陕西。不过，金军在顺昌之战中被刘锜击溃，被迫退回汴京。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接连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中大败金兵，先锋部队克复郑州、洛阳。在敌后坚持斗争的许多义兵，受到很大鼓舞，纷纷打起岳家军旗号，准备响应，整个黄河南北，抗金形势一片大好。然而，高宗却下令宋军班师后撤，以便议和。岳飞等坚决反对此时的和议，仍以恢复中原为已任，完颜宗弼就授意南宋朝廷除掉岳飞。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岳飞被罢官，随后被罗织“谋反”罪状，投入大理寺狱。与此同时，高宗、秦桧加紧进行降金求和活动。到同年十一月，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和议规定：宋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南北对峙局面自此确定。在和议达成之时，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权被解除。岳飞本人更是在不久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117]

“绍兴和议”之后，秦桧在高宗的纵容和支持下总揽朝政，长达十八年之久。这一时期，秦桧迫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台谏官也成为秦桧排斥异己的工具。由于秦桧权势太大，高宗对其也颇为警觉。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高宗迅速令秦桧与其子秦熺致仕，以断绝秦禧接替相位的可能。不久后，秦桧死去。[25] [122] 秦桧死后，高宗依靠的还是秦桧余党，朝政亦未得到改善。[121]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但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被虞允文指挥的宋军击退。此时金朝国内叛乱兴起，葛王完颜雍被拥立为帝。在瓜洲的完颜亮进退失据，最终被臣下弑杀，金军北撤，南宋政权得以渡过危机。但宋金战争并未停止。[121]

高宗早年丧失生育能力，于是早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受金军入侵的影响，高宗萌生退意。于是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昚。同年六月，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并时常干预朝政。[26]

孝宗即位后，革新朝政，力图恢复。他在即位之初就平反岳飞冤狱，驱逐朝中的秦桧党人，起用主战派大臣张浚等，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希望改变宋金臣属关系。北伐虽然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上轻敌思想，北伐军在符离之战遭遇失败。之后，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被动摇，重新起用秦桧党羽汤思退为相，开始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在和议中，宋不再向金帝称臣，改称侄；改“岁贡”称“岁币”，银、绢数额各自减少五万，为二十万两匹；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州区）、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与金。此后三十年，宋金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121]

北伐失败后，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文武将臣的辞世，最后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在内政上，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宋朝内政形势有所改观，但因孝宗决心不大，又有多方牵制，并没有得到彻底的革新，成效较小。尽管如此，孝宗仍被视作南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27] [121]

高宗死后，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淡，最后决定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让位于其子赵惇，也就是宋光宗。然而光宗即位不久就罹患精神疾病，受制于李皇后，与太上皇孝宗的关系日益紧张，甚至在病重的孝宗苦苦希求父子见上最后一面时，仍不去重华宫探视。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病逝。这时，身为人子的光宗竟然连孝宗的丧事都不肯主持，最后还是由高宗的配偶、太皇太后吴氏（参见词条宪圣慈烈皇后）代行祭奠礼。朝野对这种不孝的行为极其不满，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动荡。宗室赵汝愚、赵彦逾便开始秘密策划立新君，他们联络外戚韩侂胄，说动吴太后支持他们拥立嘉王赵扩登基，尊光宗为太上皇，赵扩即宋宁宗。[27] [121] [123]

宁宗初期，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宗室任宰相本就不合礼法，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他被罢去相位。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又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政府。[115] 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党禁。[28] [121]

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韩侂胄决定发动对金战争。鉴于当时宋金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辛弃疾、叶适等人反对仓促北伐。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还是发动了北伐，虽然南宋也取得过局部胜利，但未能挽救全局的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机笼络主和派与韩侂胄的反对派。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次年（1208年）与金朝进行“嘉定和议”。史弥远满足金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和议内容为金归还新侵的土地(大散关、濠州等地)给宋，双方维持战前疆界；依靖康故事，金、宋“世为伯侄之国”;增岁币为银30万两，绢30万匹；宋纳犒师银300万两与金 。[149] 从此之后开始了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29] [121]

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之位，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宁宗去世，史弥远矫诏立赵昀为帝，是为宋理宗。理宗登基后，史弥远继续专政，而理宗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121]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同时在北方，金朝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朝，让金成为宋的藩屏。[30]

早在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便遣使来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一事，当朝大臣大多赞同。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这只是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协定，因此埋下了后患。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利害，希望联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绝。绍定六年（1233年），主持灭金事务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派江海、江万载叔侄携孟珙等领兵两万、运粮三十万石，联合蒙古军包围蔡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被理宗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31]

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南京应天、西京洛阳）[32] ，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三城已被蒙古兵掳掠一空，宋军乏食，陷入绝境。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121] 此事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了借口。

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端平三年（1236年）九月和嘉熙元年（1237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渡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珙、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军队发起第二次全面进攻。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时在鄂州督战的南宋右丞相贾似道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愿意称臣纳贡，割让长江以北土地。他隐匿私订和议，而妄称战胜蒙古军，在鄂州围解后冒领“再造功”，加官晋爵，进一步攫取朝廷大权。[33] [121]

理宗在位后期，逐渐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使朝政大坏[33] 。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为皇储。由于赵禥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禥先天不足，智力低于常人。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度宗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121] 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禁止让度宗了解前线战事。据说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国号为元。咸淳九年（1273年），樊城、襄阳相继陷落，荆湖战线崩溃。[33]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度宗去世，其嫡长子赵㬎即位，为宋恭帝。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南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于丁家洲之战大败，主力瓦解。十一月，常州、平江相继沦陷。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恭帝被俘。[34] [105]

临安陷落后，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恭帝的兄弟赵昰、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同时，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抵抗元军，而朝臣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护送赵昰、赵昺乘船南逃，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宋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05] 同年，文天祥兵败被俘。随后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广东新会）。祥兴二年（1279年），元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全线溃败，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自尽；张世杰率余部突围后，也溺卒于平章山下（约今广东省阳江市西南的海陵岛对开海面）。至此，宋朝彻底灭亡。[115]

宋朝建国后，经历了多次战争，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在北部，宋与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在南疆，对西南在唐朝后期脱离了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也还没有恢复控制[78] ；而在今越南北部，宋初统治者已承认丁朝脱离中国统治的事实，转而与其确立宗藩关系[76] 。西北方向，党项部族的崛起，使宋西北疆域被压缩至横山以东[77] 。李元昊建立西夏后，继续蚕食宋西北沿边部分土地。此后一段时间，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到宋神宗时力图开扩疆土，从青唐吐蕃政权中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徽宗时经过反复争夺，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崇宁三年（1104年）在这些收复失地的基础上设置了陇右都护府。这样，宋朝的疆域便扩大到乌鞘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同时在西南，宋朝逐渐恢复了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了正式州县或羁縻州。[78]

有学者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75] ，推算宋朝在政和元年（1111年）的疆域面积应为264万km2左右（不含陇右都护府）[74] 。

建炎南渡之后，宋朝领土大幅缩水，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但南部与西南疆界方面，南宋相比北宋没有太大变化。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第一次议和，金拟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大致以黄河为界。次年金人毁约，出兵夺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达成，以淮水–大散关为宋金国界，宋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据估计，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南宋疆域面积应为176万km2左右[74] 。此后直到宋元（蒙）战争爆发前，南宋疆域虽有局部变动，但基本稳定在淮水–大散关一线。[78]

（南宋时期图册参考资料[84] ）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

宋朝共有四个京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36] 、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保留有十六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重庆府路、夔州路、潼川府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利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35] 。

宋朝官制非常繁杂，这是因为北宋初年，不仅从形式上全部继承了唐朝官僚机构，而且发展出了使职差遣，并加以制度化，使差遣成为真正的职官。以后本官与差遣此消彼长，变化多端。[114] 其中中央机构大致分为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和皇室服务五个系统。[114]

从行政系统看，仍设宰相，其特点有二，一是官名变化多，二是权力小于前代。宋初，沿唐后期制度，设中书门下，为正，副宰相治事之所。正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其下设五房处理具体事务。元丰改制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左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右相，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此后改制虽有反复，但大体遵照元丰制度。南宋时常设左右丞相，并仍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总的来说，北宋军政有枢密院掌管，财政有三司掌管，宰相只是行政首脑，且参知政事定为宰相副职，也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因此北宋相权小于前代。[114]

北宋前期，原有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几同虚设，其官称仅作为定品秩、俸禄的依据，称为寄禄官。而真正权力转为一些新置的机构，如枢密院、三司、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太常礼院等掌管。元丰改制后，除枢密院外，这些机构陆续被取消，从而恢复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职能。南宋时，二十四司有所省并。[114]

宋朝寺监设置有九寺六监。北宋前期，九寺六监中，除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军器监外，都名存实亡。元丰改制后，撤销司天监，另设太史局，九寺五监始各专其职，设官职掌，一如唐制。南宋时，各寺监有所省并。[114]

从军事系统看，枢密院是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行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多由文官担任；另有枢密副使等次官。枢密使的地位相当于同平章事，副使相当于参知政事。枢密院主次官与参知政事同称“执政官”。宰相与执政官又合称“宰执”。枢密院下设诸房，分管各种具体事务。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掌管禁军的机构有殿前司与侍卫司。侍卫司又分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三衙与枢密院互相牵制，以防将卒兵变。[114]

从财政系统看，宋初沿五代旧制，以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为总管全国财政的机构，号称计省，地位仅次于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其长官三司使称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元丰改制时，撤销三司，分其职于尚书省的户部。三司使则由户部尚书取代。为更好经理全国财政，北宋后期又有总领财赋官及经制使。[114]

从司法系统看，北宋前期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和审刑院。大理寺是审判机构，负责详断各地奏报案件。刑部掌刑法狱讼。不过北宋前期刑部职权多被侵夺，或由他官兼理，或由御史台来审断。御史台负责司法方面的事务。审刑院设于宫中。北宋前期，凡案件经大理寺审断，报审刑院复查，由知院事和详议官写出书面意见，上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决。元丰改制后，审刑院和御史台所设司法官均被撤销，由大理寺、刑部行使司法职能。[114]

宋沿袭前代，仍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则为加官，不任命正员。下属机构与唐朝相同，有台院、殿院、察院。宋初常以御史为寄禄官，元丰改制始正其职。此外，宋朝监察御史无分察地方之责，主要是监察尚书六部。与御史台职能相近的有谏官。宋仁宗初年，设立谏院，长官称知谏院事。元丰改制废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任谏职，分隶门下、中书两省。宋高宗初年复设谏院。宋朝谏官并不单任谏职，也常纠举弹劾大臣；御史台御史除主监察外，也有进言规谏之责。二者职务相近，并称台谏。[114]

宋承唐制，也设翰林学士院。以代皇帝起草各种文书为职，有翰林学士若干。学士中资历深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入院未授学士衔的称直院。冠翰林之名而不属学士院的有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以在皇帝左右进讲书史为职。此外，宋朝还新增设殿阁学士，一般作为资望极高或执政大臣的荣衔。又有龙图、天章等阁藏书处，各置学士、直学士、侍制、直阁等官。这些官负责秘笈，为文学侍从之臣。不过朝官外出也往往加某阁学士的头衔，以示恩宠。[114]

为皇帝服务的宦官机构称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分别掌管宫廷内部生活之事和殿庭洒扫等杂役。[114]

太子宫属称东宫官。设置与唐朝相同，皆以他官兼任，太子即皇帝位后即废。[114]

与前代相比，宋代法律形式种类繁多，关系复杂。北宋初年，其法律形式继承了唐朝及五代的律、令、格、式、编敕、制、敕、宣，其后又有御笔、断例、申明、条例等。《宋史·刑法志》认为宋代法律制度初期的特点“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神宗对（编）敕、令、格、式作了新的界定，使其性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至北宋灭亡，“刑书益繁”“刑政紊矣”。南宋时期，特点是“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颇专行，而刑之宽猛系乎其人”。[126] [128]

宋代法律成就卓越，在刑法、民法等法律条文的制定以及司法机构的设置及法官司法审判的运作等方面影响深远，对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及后世的元、明、清各代的法律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太祖时编修的《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142] ，史称“经宋之世，用之不改”[143] 。但宋代法律也有对贪赃官吏惩治不力，对民众反抗施以酷刑重典，以理学、家法族规来压制民权等缺陷。[127]

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北宋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但两宋始终据有富庶的南方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不仅高于辽、西夏、金以及蒙古等民族政权，而且在当时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145]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54]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至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55] ，经学者考证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有2340万户、1亿2600万人的观点[129] 。[4]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240万户、6450万人；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问题，致使人口增长缓慢[56] [57] ，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58] ，学者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4] 。

在人口分布上，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总数中南方占56.9%、北方占43.1%，这是唐末五代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和平发展的结果，不过宋代统一后并没有导致北方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上升，经过百年的发展到元丰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国所占人口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则下降至37.4%，到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南北各占比重已是64.1%及35.9%。[59]

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帝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若以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1102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金之际大约有五百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各地。[4]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关于岁入1.6亿贯的说法，实际为铜钱、米麦、白银、布棉、丝绢、草料等不同物产单位的合加总数[45] ，宋代财政最高收入为六千余万贯[46] ，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约70%。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47] 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48] 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136]

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提水的高转筒车，灌溉的水转翻车。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真宗时，耐旱、早熟的占城稻以及西天竺（今印度境内）的绿豆也得到推广[137] 。[136]

就农业生产来说，不同地区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农业继续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北方的优势。南方各区之间，最先进的是两浙，特别是太湖流域苏、杭、常、湖、秀等州，成都府路、福建沿海次之，两湖地又差一等，两广及夔州较为落后。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渝、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苏常熟，天下足”之称。[136] 秦岭、淮河以北地区，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包括华北平原及中原，开发最早，农业也有较好的基础，虽然历经唐末以来三百多年的多次战乱，农业生产曾受到严重摧残，但在政治相对稳定的北宋中后期及金朝中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145]

此外，宋代的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著《糖霜谱》[146] 。

宋代的传统手工业部门，在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等方面，比前代都有显著发展。南方成为手工业生产最繁荣的地区。[145]

宋朝丝织业的生产中心，依然在四川、江浙、河北、京东等地区。随着许多河北汉户的迁入.我国长城以北地区的丝织业也发展起来。西南地区的麻织品，以其技术之新颖、产品之精美驰名于世。棉纺织业由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发展到两广、福建，并向浙江地区发展，这在中国棉纺织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45]

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丝绸织锦业兴隆非凡，据记载仅“织锦院”雇工就达千余人。[147] 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开封官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龙泉哥弟窑、景德镇景德窑、建阳建窑、曲阳定窑等七大名瓷窑，以及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49] 总的来说，宋代所产的瓷器之精美，数量和品种之繁多，都大大超过前代。[145]

宋代矿冶业的发展也特别突出。铜、铁等重要矿产品的产量都较唐代有了大幅度增长，开采规模和冶炼技术也有新的突破。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二十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三十三万斤。煤炭（石炭）这时也成为开封等都市及河东地区城乡人民且常生活中的重要燃料。[145]

此外，四川地区出现的“卓筒井”促进了井盐业的快速发展。[145]

宋朝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繁荣[145] 。有学者推算，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3]

宋朝政府对茶叶、盐、矾等多种物资及海外输入的乳香等舶货实行专卖，不允许民间私自交易，称为“禁榷”。宋神宗统治年间所实行的市易法，更把官办商业作为一项国策加以贯彻执行。[145]

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商业都会。这些大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居民住宅区）和市（商品贸易区）的限制，商业活动时间也更为自由。此外，各级官府所在地也都有相当活跃的商品贸易市场。在县城下面，有许多镇市。城镇郊外的农村还有草市定期集市贸易。到南宋时，以杭州为中心，商业在长江流域及江南的广大地区得到继续发展。[145]

同商业发展相适应，在使用铁钱的四川地区，首先出现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不过，在整个北宋时期，交子的使用还只是局限在一定的地区，民间也很少使用。铜钱和铁钱仍是流通的主要货币。宋朝是中国古代铸钱数量最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古代铜钱货币体系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有学者估计，北宋时期钱的铸造总量达2~3亿贯。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53] 宋人形容铜钱的外流是“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铜钱大量外流使当时辽、西夏、金、日本、交趾、高丽等国都使用铜钱，当时东亚各国还纷纷仿造宋朝铜钱来铸造本国铜钱，从而形成了东亚铜钱货币体系。[90] 到了南宋，政府还发行了新的纸币——会子，与铜钱并行流通。纸币的流通。开辟了中国货币史上的新纪元。这种多重货币并行流通现象的出现，既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也对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但南宋统治者后来把滥发纸币作为弥补财政亏空的手段，造成纸币的严重贬值和币制的混乱，对商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145]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海上贸易地位不断提高，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51] 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润州、苏州、温州、江阴军、明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上海镇（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1080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52]

除了大量民间海商贸易活动外，两宋政府还通过“朝贡”“回赐”的方式，同太平洋、印度洋沿岸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44] 。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宋朝与海外国家通过海上航路所进行的商业活动，无论在海舶的航程、活动范围，还是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而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中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53] 市舶司的收入，成为支撑宋朝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145]

在陆上，北宋政府很重视发展同辽、西夏以及大理等政权的商业联系、在边境地区设置各种榷场来管理贸易往来事务。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81] 。位处西域的各国和北宋也有聘使往来。其中回鹘同北宋的贸易关系相当密切，当时许多回鹘商人带着家属长期居住在开封经营商业。[145]

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下，宋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医药、农学等方面的探索与成就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发展到宋代，已经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88]

北宋的沈括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著作《梦溪笔谈》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60] [144] 曾公亮、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是中国第一部新型兵书，也是一部古代的军事百科全书。[108]

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完成的农学著作《陈旉农书》，是隋、唐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唐宋时期水田耕作栽培技术的水平，在整地育苗、中耕除草技术、烤田和灌溉等方面都有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思想。[88]

两宋时期的动植物谱录已大量出现，园艺业的高度发展，宋徽宗在开封建立“艮岳”，“不以土地之殊，风土之异”，移植南方的植物，且分区栽种各种园艺植物，具有近代植物园之雏形。动植物谱录中，蔡襄《荔枝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刘蒙《菊谱》、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等书，不仅分别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品种和分类、栽培法，而且还记述了品种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所有这些在农学和生物学上都有一定价值。[88]

两宋时期的医药学在教育、理论、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本草、局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进展，使中国医药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宋朝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宋太祖时，刘翰、马志等修成《开宝本草》21卷，载药物983种；宋仁宗时，苏颂等修成《嘉祐本草》，载药物增达1082种，并整理成一部《图经本草》。唐慎微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录药物1700多种（比《唐本草》新增476种），百病主治药、服药食忌例及药物畏、晋、须、使等，使人们对历代本草的源流和药物之配伍禁忌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宋朝以前的中医分为三科，至宋以后细分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病科、金镞书禁科，针对性大大加强。[88]

两宋时期的医学还有两件事是必须要提到的：一是宋慈的《洗冤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二是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体现出针灸也有很大发展。[88]

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各学科中，数学的发展较为突出。出现了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等。沈括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是他的“隙积木”和“会圆术”，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88]

宋朝造纸技术也获得全面提高、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145] 当时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重庆、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渝川地区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

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刻书成风，官、私、坊刻均有很大发展[145] ，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50]

此外，北宋印刷铺工人毕昇在印刷实践中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活字印刷术。其创造的胶泥活字、木活字排版，是中国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89]

北宋出现了“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於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宫等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的科学家苏颂[82] ，他领导制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88] ，开启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

宋朝的历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颁布的《统天历》。该历法由杨忠辅创制。它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1207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61]

北宋李诫主持过五王邸、辟雍、尚书省等十余项建筑工程。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参阅古代文献，集中工匠智慧，编纂了《营造法式》一书，是中国古代完整的建筑专著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38]

机械制造方面，北宋的燕肃发明指南车、记里鼓、莲花漏等仪器，并曾绘制《海潮图》以说明潮汐原理。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初年，钟相、杨幺起义军改进了官军车船，使其最多者达“二十四车”，并出现十余种不同的车船，船上不仅有进攻性武器“撞（拍）竿”等，还有防御性的护车板以保护轮子[139] 。南宋时还出现了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宋朝时，用人工磁化方法造出的指南针，被广泛应用于航海。[130]

地学的发展是以图经形式编写地理著作为特点的，图经也正向地方志的方式过渡。北宋王存等编纂的《元丰九域志》注重“当世之务”对各地里数、城堡之名、山川水泽的情况记述详备。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地方志共有100多种，附有地图的志称为“图志”或“图经”。现存西安和苏州的宋代石刻地图，“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和“九域守令图”等极具价值和特色，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画方地图。所绘河流及海岸线精确，代表宋代测绘地图的水平，地学的发展对矿物学及水利建设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矿业事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地质现象实地考察的风气，使人们对矿物和若干地质现象的认识与研究也较前大有进步。绍兴三年（1133年）杜绾所著《云林石谱》，记载石品116种，各记其产地、采法、产状、光泽，并品评高下等，反映了人们对矿物认识的新水平。[88]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从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125]

宋学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自唐后期到五代末期，战乱不已，经济凋敝，韩愈所倡导的新儒学销声匿迹。宋初数十年，社会相对和平，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也逐渐活跃，儒、释、道思想相互渗透。仁宗朝前期，胡瑗、孙复、石介等相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展开激烈论争，疑经思潮风生水起。至仁宗庆历年间前后，一种吸收佛、道学说以阐述儒学的新学派—宋学逐渐形成，李觏、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其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仁宗晚年到神宗初年，宋学得到较大的发展，各大学派正式登场。王安石的新学是早期宋学中最重要的学派，影响也最大，在学术上居主导地位达六十年之久。王安石提出研究经术要为现实服务，力主变革。而司马光的朔学大力宣扬天道观和“礼治”，积极维护现存秩序。司马光在史学上取得重大成就，是宋儒重视史学的最重要代表。“三苏”的蜀学则立足于儒学而博取其他诸家学说，因其缺乏固定的思想体系，在政治上也就易于多变，但在文学上成就突出。[125]

理学形成于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张载、邵雍等作为理学学派的创始人或初步发展的奠基人，被称为“北宋五子”。其实在北宋时，除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外，其他学派大多未成气候，影响有限。进入南宋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突变，宋学各派力量互有消长。洛学迎合了南宋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朝廷的提倡，获得长足的发展。两宋之交的杨时、胡安国、胡宏，南宋前期的张栻、陆九渊、朱熹等人，对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由濂、关、洛、闽四大学派建构的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以讨论“性”（以人性为主，兼及物性）与“理”（天理、天道）为中心，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理学又称道学，理学家标榜自己是继承孔孟之道的正统。至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理学遂在宋学中成为巍然兀立的主流学派。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三者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浙东事功学派提倡研究学问要经世致用，反对理学派的空谈性命、义理。[125]

宋理宗当政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理学的地位，并正式肯定二程、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从而使程朱理学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其深远影响不仅下及元明清，而且远播朝鲜、日本诸国。在程朱理学确立独尊地位以后，宋学其他各派走向衰落，理学本身也因缺乏竞争而日渐僵化、陈腐。理学是在儒、佛、道三教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形成的，在发展理论思维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宣扬的“三纲五常”极大地强化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束缚。[125]

宋朝文学发达，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伟大成就。

宋朝文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词的创作上。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文化、经济的繁荣，这些为宋词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词与歌结合，使得词得到广泛的传播。[132] 根据《全宋词》的记录，宋朝词人达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残篇总计达到两万零四百多首。其中晏殊被称为宋朝词家初祖，其词和婉明丽。欧阳修的词也富于花间派之风格。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词令人耳目一新，确定长调的地位，充实词的形式，丰富词的表现手法，是宋代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作品广为大众喜爱以至于当时人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64] 。

其后，苏轼又对宋词进行彻底的革新，创立豪放派，扩大词的选材范围。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始祖。南宋初年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属婉约派代表人物。在靖康之难后，忧患意识使得豪放派占据词的统治地位，其中以辛弃疾为大成。[65]

宋朝初年，文坛上产生一种萎靡的文风，只知摭拾字句，以讲求雕镂、华丽为能事。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对这股浮华的文风反感，开始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他们提倡写作韩愈、柳宗元那样的散文，主张文要重道、致用，反对浮靡的文风。特别是欧阳修登上文坛以后，这场诗文改革运动取得更大的进展。[132] 欧阳修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平易自然，为宋朝散文的风格奠定基调。“三苏”之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风雄奇劲简。苏轼的文章洒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带些忧郁，前后《赤壁赋》等文章确定他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弟子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廌号称“苏门六君子”。南宋时期，苏轼的散文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而苏辙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曾巩忠实地追随欧阳修的风格，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文风自然纯朴，少有华丽辞藻。王安石也以议论文为长，风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后，宋朝的散文就开始衰落，其后的文人都无法同北宋六家相比。[62]

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全宋诗》收录宋诗作品达十六万多首之巨。与散文相同，欧阳修也开创宋朝的诗风，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就是其所著[63] 。王安石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苏轼的诗变化多端，雄放洒脱。其吸收前朝所有诗人的手法，并长于各种诗体，尤其是古体与七言近体，可谓别开生面，奔放灵动，成为宋诗一代大宗。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却开创江西诗派，他的诗歌模仿杜甫，讲究炼字煆句，显得耐人寻味。黄庭坚有重要的诗歌理论，又有独到的诗歌技巧，在宋代的诗坛上有重要的影响。[132]

南渡之后，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袤，也堪与北宋三家相比。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泼，以天然风景为主；范成大的诗歌关心民生，诗风清丽秀婉；陆游的诗以爱国著称，他的诗对偶工整，后人言“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宋代城市中说书演出盛行，说书的底本就是话本。[130] 最著名的话本有《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也是根据宋朝的话本改编。[66]

宋代史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宋代纪传体史书除《旧唐书》《新唐书》《东都事略》等外，还出现了纪传体通史《通志》；而编年体史书在隋唐经历衰退后，至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司马光主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并影响了之后的编年体著作编修，诞生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描述两宋（或北宋）史实的著作；宋末的马端临编撰有典制体史书《文献通考》。[85]

宋人重考据，使得宋朝考史一类史书相当发达，自司马光开风气之先，“至南宋最精博”，李焘、李心传号为大家。金石学也形成专门学问。南宋时《资治通鉴纲目》创造出新的史书体裁——纲目体，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并立。学案体史书也萌芽于南宋朱熹所撰的《伊洛渊源录》。[86] 方志学等兴起并得到长足发展，笔记数量众多。[85] 两宋时期郡县地方志有20多种保存至今，经历代续修，逐步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地方资料。宋代总志中最著名的有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年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内容以中国为主，兼及外域，还增加了不少有关人物与艺文的篇章，开创了地方志的新体例。由于这一时期中外交流往来频繁，对旅途实地考察与传闻的记述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域外地理文献，如耶律楚材《西游录》、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及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许多来自传闻的记述。[88]

此外，宋代修史之风大盛，无论官方或是私人所撰史书之多，都大大超越前代。《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史部书籍有43009卷，除《新唐书·艺文志》已有载录的29201卷以外，为宋人所撰者达13808卷。保存至今的宋代典籍，据近人统计，有3亿字左右。[86]

宋代的书法继承前代的风格，又有重大的突破。唐人的书法庄重肃穆，而宋人的书法流畅放达，这在中国的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132] 在宋代的“士流”阶层中，书法是第一重要的艺术，成为恰情遣兴的主要手段，蕴诗词文赋于书法之中，力求书之外的“象外之旨”“韵外之致”。[133]

宋初，欧阳修等人突破了五代书法的格局，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北宋后期，书法趋向成熟。在书坛上出现了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后世称为“宋四家”。苏，是苏轼。黄，是黄庭坚。米，是米芾。蔡，是蔡襄（一说蔡京）。苏轼擅长行书和楷书，用笔丰润，以韵取胜。黄庭坚的字挺秀，他长于行、草。米芾也长于行书和草书。蔡襄的楷书端庄，草书流畅。[132] 除“宋四家”外，宋朝的许多文人、大臣和皇帝也擅长书法，如欧阳修、范仲淹、蔡京、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秦桧、岳飞、范成大、陆游、张孝祥、朱熹、姜夔、文天祥等。其中最为特别的是宋徽宗赵佶，其楷书瘦直挺拔，自成一体，被后人称作“瘦金体”。[133]

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宋朝的书法还传至东亚的高丽、日本。高丽前期、中期的书风仍崇尚唐风，尤其是欧阳修书体。[134] 当时的日本人争相模仿宋朝的书风，其中后宇多天皇和后醍醐天皇深得精髓，二人的书法龙飞凤舞，丰筋多力。花园天皇的书法也受到了宋朝的影响。[135]

绘画在两宋时期得到较快的发展。宋朝在都城设立“翰林图画院”，成为一时的创作中心，培养了一批绘画人才。徽宗时，曾将“画学”纳进科举考试的科目中。五代末至北宋初年，山水画的代表人物是李成、关仝、范宽。后来有郭熙等人。南宋的李唐长于画牛，他和刘松年、马远、夏圭被称为南末的四大画家。宋代还出现了包括宋徽宗在内的一批花鸟画家，以及一些擅长于画宗教人物的画家。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反映了开封的城市生活，这幅画是当时风俗画的代表作。[132]

宋朝时，中国境内流行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其中佛、道两教势力最盛，对政治影响很大。[125]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对佛教采取既保护又限制的态度。宋太宗崇尚佛教，在他的支持下，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宋真宗对于佛教更加热衷，对各地寺院屡加赏赐。真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继续执行保护佛教的政策。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崇道抑佛，佛教一度受到影响。宋室南迁后，历代皇帝对佛教都采取保护的态度。由于财政紧张，北宋后期和南宋政府曾大量出卖度牒，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这就造成僧尼的不断增多。宋代佛教派系林立，其中势力最盛的是禅宗和净土宗，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125]

这一时期道教也很流行。但大部分时间里，道教的势力和影响都比佛教要小，只有北宋真宗和徽宗两朝例外。[125]

唐武宗灭佛时，摩尼教也受到打击，在中原地区几近绝迹。宋代沿海的两浙、福建地区，仍有摩尼教的活动。北宋的某些起义曾利用摩尼教作为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具。因此，宋朝政府在北宋末年起就下令取缔摩尼教，南宋时禁令更严。经过这些打击，摩尼教更加衰落。[125]

宋朝的许多雕塑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如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40多尊塑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重庆市大足石刻多数是宋朝的作品。[132]

宋太祖建国之初，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实行“崇文抑武”之策[37] 。宋廷采取“枢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军事领导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目的是通过管理权限明确而互相制约的划分，使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北宋的这一军事领导体制，从宋初开始以来，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148]

北宋中期以后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38] ，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39] 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张演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南宋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以及三衙。屯驻大兵战斗力较强，多属私人召募部队，如岳家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这时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经弱化，枢密院的权责也逐渐缩小。绍兴十一年（1141年），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相继被削减[40] 。

宋朝实行募兵制[42] ，并且将灾年招募流民、饥民为兵卒，作为一项传统的国策，以起到稳定政权作用。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43] 。

在兵种结构上，步兵为主要兵种，并配有少量骑兵。没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够战马的问题终宋一代始终困扰着宋国军备（尤其在辽、金皆有优势骑兵的情况下），并成为两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军队使用的兵器以弓弩为主，华岳说：“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除常用兵器外，宋朝军队还配备了一些较先进的兵器，如床子弩，据说最大的床子弩可将一枪三剑箭射至465米。宋神宗时期由布衣李宏研制的神臂弓是一种强劲的弩，射程可达372米以上，且可以一人携带和发射，“施于军事，实有奇功”，山故神宗以后神臂弓得到广泛推行。[131]

宋代的军事技术得到巨大进步，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从宋朝开始，火药被大量制造并用于军事，由燃烧型火器逐步发展为爆炸型火器和管形射击火器。[130] 宋人常用的火器有霹雳炮、震天雷、引火毬、铁火炮、火箭、火毬、火枪、火炮等。水战装具的发展，舟师仍在江河、濒海地区发展，南宋时还尚有车船。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41]

城防设施发展出城制、弩台、敌楼等设施。其中以山城防御体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将余玠于四川防御蒙军，为了巩固渝川地区，他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方针，修筑钓鱼城（重庆合川区东）、大获（四川苍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云顶（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庆万州区西）等十余城，形成一个防御网，成功抵御蒙军攻击。[41]

宋朝的主体阶级是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干人等几个阶层。除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外戚大体可列入官户，宗室的一部分也可列入官户。官户绝大多数拥有数量不等的田产。吏户是仅次于官户的统治阶级，其户数也多于官户，对广大民众来说，他们则是更为直接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乡村上户大体上是指没有官和吏身份的地主。尽管各地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不一，但乡村上户往往拥有几百亩以上的田产。按照宋代制度，乡村上户须服职役，即吏役。僧道户是指僧寺和道观，在宋代的户口登记中，只能以寺观为单位，列入主户户数登记，而僧道个人则列入主户人数登记。干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仆人，但对农民而言，却是直接的盘剥者。[124]

农民阶级主要由乡村客户和下户构成，他们分别负担不同的赋役。在宋代，乡村主、客户的区分主要在于有无田地。乡村客户往往成了佃农的代名词。按财产多少，乡村主户分为五等，其中第一、二、三等户称上户，第四、五等户称下户，有时也将第三等户称乡村中户。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大量没有田地，本应算做乡村客户的佃农，也被列入乡村下户的户籍登记。此外，宋代的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根据有无房产，也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主户又分为十等户。[124]

宋代农业中的生产关系以契约型租佃制为主、雇佣制为辅，而在工商业以至家内劳动中，逐渐采用雇佣制。佃农的身份为编户齐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以前“注家籍”的佃客有所松弛。宋代私人奴婢的法定名称是“人力”和“女使”，其社会地位比唐律中的奴婢也有所提高。[124]

衣：参见词条宋朝服饰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7]

佛教禅宗思想在宋代非常盛行，禅宗强调彻见心性、顿悟成佛，同时在生活态度上提倡随缘自适，既有其独到的地方，又与老庄清寂、无为的思想有相当的契合，所以很容易为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他们面对人生困境的重要精神支柱。对佛禅、老庄的自觉接受与深层体悟，与儒家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相结合，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心性修养和理性追求，使得宋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普遍比较超脱、达观，并渐渐积淀成一代社会风尚。[87]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就有十多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67]

南宋城市则出现了以娱乐体育活动为主的体育组织，造成原因是南宋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高度发展和行会组织的大发展。[68]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的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所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宋末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67]

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县以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熏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69]

宋朝外敌频繁，对外交涉（包括与各民族政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71] 。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

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终两宋时期，北方的辽、金两朝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70] ，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其与辽金具体的关系变化如下。

宋朝建立之初，与辽一度因北汉问题发生冲突，但总体上并无大的龃龉，双方使轺相接，络绎于途。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灭北汉后，为燕云地区的归属问题举兵攻辽，结果败北于高梁河之战，雍熙三年（986年）再次北伐，又失利于歧沟关之战。随后宋朝转攻为守。太宗、真宗时，辽圣宗与其母萧太后举倾兵南攻，使战争持续不断，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兵祸带来的破坏对北宋造成较大的影响。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罢兵归农，“通互市（榷场），城池，招流亡，广储蓄，由是河北民得安业”。真宗朝宰相王旦认为：“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赐遗（指岁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总的来说，宋辽关系在“澶渊之盟”后极为融洽，据学者统计，仅互派使节一项，便多达388次（“澶渊之盟”后379次）。宋朝因两国修好，在国书格式上，“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以示遐迩一家，不分畛域。为方便交聘，宋朝特置国信司主其事，辽朝亦设通事主持交往，并于燕京置会同馆接待宋使。双方接待对方使者的规格高于他国使者，不但在帝后生日、正旦时双方都有丰厚之礼物馈送，而且在使节之待遇上也极优渥。一百多年的和平，深刻促进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97]

但宋辽双方也偶有矛盾，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方趁宋朝困于宋夏战争之际，通过武力威胁加外交手段，逼迫宋朝于原定“岁输”，再增加银、绢各十万两、匹，史称“庆历增币”。宋神宗时又因河东边界问题发生分歧。金朝建立后，宋徽宗联合金朝攻打辽南京，但未能成功。随后辽朝灭亡，宋辽关系告终。[97]

金朝崛起于东北后，宋徽宗秘密派遣马政由登州浮海赴金相约攻辽，与金太祖订立海上之盟。从政和七年（1117）至宣和五年（1123）七年之间，宋朝十次遣使赴金，就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及善后问题进行了反复的争论，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宋军进入燕京。但宋人席不暇暖，金人便于宣和七年（1125年）败盟，大举侵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在“靖康之变”中被金人俘获，北宋灭亡。北宋亡后，金人不敢贸然进行直接统治，因而相继立张邦昌为楚帝、刘豫为齐帝，以收傀儡遥控之效。同时继续派兵大举进攻南宋，虽攻势迅猛，却难以使南宋军民屈服。绍兴九年（1139年），金朝主政的完颜宗磐等图谋与宋议和，将陕西、河南之地归还南宋（参见词条天眷和议）。不久后金方主和大臣被杀，金熙宗于次年（1140年）撕毁合约，继续攻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底，在秦桧的图画，宋高宗的决定下，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宋在割地、赔款的同时向金称臣。[98] 此后双方度过了一段和平时期。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大举南侵，但因虞允文取得采石大捷、金内部变乱而遭遇失败。随后宋孝宗即位，发动“隆兴北伐”，试图收复中原，然而惨遭败北，不得已与金朝缔结“隆兴和议”，恢复了宋金之间的和平状态。但金宋关系由君臣关系调整为叔侄关系，宋对金的“岁贡”改称“岁币”，所给银、绢数量也从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100]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掌权的宰相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仍遭失利，杀死韩侂胄的主和派史弥远等与金达成“嘉定和议”。金宋关系变为伯侄关系，宋方所输银绢增至三十万。数年后宋金战事再起，而随着大蒙古国在北方兴起，金朝日趋衰弱，南宋统治者在金南迁汴京后停输岁币，并选择“联蒙灭金”。[101]

西夏的前身是唐末五代的夏州定难军。北宋建立后，定难军仍奉宋为宗主国，以维持自身势力。宋太宗时北宋并吞夏州政权，李继迁举兵反抗，采取事奉辽朝、连辽抗宋的策略，多次击退宋军，并且扩张势力。李德明袭位后，为了巩固新领地，对宋和谈，于景德三年（1006年）达成和议。然而李德明依旧维持与辽朝的关系。宝元元年（1038年），李德明长子李元昊称帝建国，自称“邦泥定国”，称男不称臣，并且多次入侵宋朝边疆。宋仁宗不满西夏独立，派兵攻打，引发第一阶段的宋夏战争。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达成庆历和议，宋给予“夏国主”名号，西夏对宋朝称臣，但实际上西夏统治者在国内仍以君王自称；宋朝给与金钱、茶叶等大量物资。宋神宗时趁西夏内乱之际发动五路伐夏与永乐城之战，但未能成功。西夏虽然取得胜利，但经济上也失去岁赐和贸易的实惠，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双方都没有力量继续打下去，于是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宋夏边境上的冲突持续不断。宋哲宗、徽宗时接连攻击西夏，西夏横山地区又被北宋占领，此后有赖辽朝周旋方能稳定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关系。[93] [117] 南宋建立后与西夏疆土未连，故联系极少。

西夏在制度、文化上受到宋朝的影响。其官制有两个系统，其中一套仿宋制，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司、御史台等，分别掌管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李元昊曾命野利仁荣仿汉字形体创制西夏文字。后来又实行科举制度，以儒学取士。[107]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灭亡以后，无论是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吐蕃王朝曾经统治的河西、陇右地区，都处于分裂、混乱的状态。在这期间，逐渐形成一些较大的割据势力。甘州回鹘建立后，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处于被隔绝状态。凉州首领后来是由当地吐蕃首领担任，但他们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并几次请求中原王朝派去节度使。真宗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统治凉州一带的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及其后人，积极配合宋朝抵抗党项人的战争。六谷部还经常供应宋朝大批战马，宋朝也回赠他们茶叶、纺织品、药材甚至弓箭兵器，双方保持着密切联系。[117]

11世纪初期，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为中心，吐蕃首领唃厮啰建立了一个地方性政权，成为甘青地区吐蕃势力的中心。11世纪中叶，凉州被西夏占领，六谷部余部也来投奔唃厮啰。历代唃厮啰统治者都接受宋朝的册封，尊称宋帝为“阿舅天子”。宋神宗之后，进行河湟开边活动，多次征讨河湟吐蕃，与吐蕃的关系趋于紧张。西夏控制整个河西走廊之后，高昌回鹘等地的商人往往取道唃厮啰政权统治下的鄯州（今青海乐都）到中原贸易，鄯州成了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一个枢纽。[117]

北宋境内的泾水和渭水流域，还有不少分散的吐蕃部族。其中被编入北宋政府户籍者，被称为“熟户”，北宋保留他们的部落组织，任命他们的首领以各种官职，而且一般是世袭的。[117]

当时旺蕃本部虽然同北宋没有直接的接触，但甘青地区和宋境内的吐蕃部族却成为他们联系的媒介。[117]

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人的主要部分而西迁徙到河西走廊直至葱岭以西的广阔地区，特别是今新疆地区，先后建立了甘州回鹘、高昌回鹘、于阗回鹘、龟兹回鹘和喀喇汗国（或称黑汗王朝）。宋朝秦（今甘肃天水）、渭（今甘肃平凉）等州的守臣经常派遣牙校到甘州回鹘境内购马；高昌回鹘经常派遣使节到宋朝。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太宗派王延德等出使高昌，受到隆重接待。于阗、龟兹的统治者也同宋朝保持密切联系。[117]

回鹘原是游牧民族，西迁以后除保留原有的畜牧业外，农业和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回鹘商人来往于东西方之间。其中到北宋贸易的回鹘商人也很多，有的甚至携带家眷，久留不归。通过朝贡、互市等方式，回鹘人将自己出产的或从别处转运来的马匹、玉器、药材、香料等运往内陆，从内陆换回茶叶、铁器、钱币等。在经济交流的过程中，回鹘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以回鹘为主干的维吾尔族逐渐形成。[117]

宋朝灭后蜀后，与西南的大理国接壤。因为宋朝统治者认为唐朝灭亡是缘于与南诏有关的桂林兵变，并将大理国与南诏类比深为防范，且宋朝早在立国之初就出现了“内重外轻”的倾向，所以宋太祖划大渡河为界（参见词条宋挥玉斧），不再出兵，也不与大理建立官方关系，保持“欲寇不得，欲臣不能”的状态。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朝与大理建立宗藩关系，随后大理国多次派遣所属位于建昌一带的邛部蛮和两林蛮至宋朝朝贡。为向大理国和西南诸蛮购买马匹，北宋在黎州、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设置了博易场。南宋一方面延续北宋对大理国较为冷淡的态度，将大渡河以南的地区（包括大理）视作徼外，不许其进贡；另一方面又因对马匹的需求，被迫在广西设置买马提举司，向大理和罗殿、自杞诸蛮买马。这一时期包括大理在内的西南诸族与南宋的民间贸易仍在进行。虽然宋与大理关系长期处于极为冷淡的状态，但彼此的政治联系至大理灭亡前并未完全断绝。[72]

位于今越南北部的交趾（亦称安南）在唐末五代之后逐渐脱离中国版图，建立起自主其地、自治其民的封建国家。宋朝建立后，丁部领平定“十二使君之乱”，建立了“大瞿越国”，即丁朝。北宋灭南汉后，丁部领遣长子丁琏祈求北宋册封，赵匡胤封丁琏为静海节度使、安南都护，后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自此开始，中国统治者开始将交趾视为“列藩”，承认其析离中国版图的事实，双方确立了宗藩关系[103]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交趾发生动乱，黎桓建立前黎朝，宋朝派兵干涉失败，此后被迫承认他为交趾之主。此后交趾再度动乱，宋真宗拒绝干涉，并承认了李公蕴建立的李朝，宋神宗时，因李朝入侵，引发宋越熙宁战争，李朝在被击败后停战请和。陈朝取代李朝后，仍维持与南宋的宗藩关系。交趾历朝统治者除对中国自称国王外，对内和对其他国家，都称皇帝。宋朝统治者满足于“厚往薄来”的封贡关系，在正常状态下从不过问交趾的内政外交。在三百余年的时间内，双方见于史载的政府间通使共达近两百次。除战事和封贡关系外，两国边境的商业贸易亦甚为频繁。[104]

宋朝在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来往中也应用了对待交趾的宗藩关系。北宋建立后，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国王释利因塔蛮多次遣使朝贡，双方此后的交往以经济方面为主[104] 。随后，东南亚诸国，如室利佛逝也纷纷来华进行朝贡。[102]

宋朝建立后不久，高丽就与宋朝建立起宗藩关系，光、景、成三王均受宋册封，并自乾德元年（963年）底开始行宋年号[95] 。第一次高丽契丹战争结束后，高丽虽然表面上向契丹称臣，但暗中仍不断请求宋朝支援，宋朝均消极对待。天圣七年（1029年）后，高丽中断了向宋朝的使节派遣。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文宗遣使朝贡宋朝。高丽十分仰慕宋朝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在文宗以后的频繁往来中，高丽不遗余力地吸收宋朝典章文物，以至于获得“小中华”的美称[94] 。不过，高丽并未与宋朝恢复册封关系。金灭辽及北宋后，宋高宗在建炎二年（1128年）派杨应诚出使高丽，要求假道入金，遭高丽拒绝[96] 。此后双方关系更加冷淡。

据不完全统计，自建隆三年（962年）至隆兴二年（1164年），这203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丽也有27次以上。两国通使频繁，礼仪隆重。高丽接待宋朝使节必遣大臣出迎并陪伴。有时甚至国王亲自出迎，或在宫殿宴请宋使。高丽除了殷勤入贡宋朝以外，还在开京建造顺天馆以款待宋使，该馆豪华程度不仅远在接待辽使的迎恩馆、仁恩馆之上，甚至“工制过于王居”。同样，宋朝对高丽使者也给予超规格优待，在开封设有同文馆以待高丽。[95]

隆兴二年（1164年）后，高丽与宋朝的使节往来中断（一说孝宗时还有一次联系）。虽然正式邦交终结，但两国仍有通过不同渠道的间接联系。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来往交流更为频繁，影响深远。[95]

宋代中日交往相当密切，明州（今浙江宁波）一直是双方交通的门户。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输入后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有生动的描写。[113]

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北宋初年与神宗在位时，准许铜钱出口。而日本镰仓幕府时期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宋理宗时，日本政府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自唐至明共为55.3万余枚，其中北宋钱占82.4%。至于书籍，也不断传入日本。如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雕板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影响颇大。南宋商人刘文仲也携去《新唐书》《新五代史》，赠送给日本左大臣藤原赖长。[113]

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106] 日本名僧荣西，曾于乾道四年（1168年）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两次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庙号	谥号	姓名	在位时间	年号	画像
宋朝（960年－1279年）
追尊皇帝，未实际统治
圣祖	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	赵玄朗	—	—	无官方画像
僖祖	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	赵朓	—	—
顺祖	惠元睿明皇帝	赵珽	—	—
翼祖	简恭睿德皇帝	赵敬	—	—
宣祖	昭武睿圣皇帝	赵弘殷	—	—	宋宣祖赵弘殷
北宋（960年－1127年）
太祖	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赵匡胤	960年－976年	建隆（960-963） 乾德（963-968） 开宝（968-976）	宋太祖赵匡胤
太宗	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	赵炅	976年－997年	太平兴国（976-984） 雍熙（984-987） 端拱（988-989） 淳化（990-994） 至道（995-997）	宋太宗赵炅
真宗	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赵恒	997年－1022年	咸平（998-1003） 景德（1004-1007） 大中祥符（1008-1016） 天禧（1017-1021） 乾兴（1022）	宋真宗赵恒
仁宗	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赵祯	1022年－1063年	天圣（1023-1032） 明道（1032-1033） 景祐（1034-1038） 宝元（1038-1040） 康定（1040-1041） 庆历（1041-1048） 皇祐（1049-1054） 至和（1054-1056） 嘉祐（1056-1063）	宋仁宗赵祯
英宗	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赵曙	1063年－1067年	治平（1064-1067）	宋英宗赵曙
神宗	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赵顼	1067年－1085年	熙宁（1068-1077） 元丰（1078-1085）	宋神宗赵顼
哲宗	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赵煦	1085年－1100年	元祐（1086-1094） 绍圣（1094-1098） 元符（1098-1100）	宋哲宗赵煦
徽宗	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	赵佶	1100年－1126年	建中靖国（1101） 崇宁（1102-1106） 大观（1107-1110） 政和（1111-1118） 重和（1118-1119） 宣和（1119-1126）	宋徽宗赵佶
钦宗	恭文顺德仁孝皇帝	赵桓	1126年－1127年	靖康（1126-1127）	宋钦宗赵桓
南宋（1127年－1279年）
高宗	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	赵构	1127年－1162年	建炎（1127-1130） 绍兴（1131-1162）	宋高宗赵构
—	元懿太子	赵旉	1129年	明受（1129）	无
孝宗	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赵昚	1162年－1189年	隆兴（1163-1164） 乾道（1165-1173） 淳熙（1174-1189）	宋孝宗赵昚
光宗	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赵惇	1189年－1194年	绍熙（1190-1194）	宋光宗赵惇
宁宗	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	赵扩	1194年－1224年	庆元（1195-1200） 嘉泰（1201-1204） 开禧（1205-1207） 嘉定（1208-1224）	宋宁宗赵扩
理宗	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赵昀	1224年－1264年	宝庆（1225-1227） 绍定（1228-1233） 端平（1234-1236） 嘉熙（1237-1240） 淳祐（1241-1252） 宝祐（1253-1258） 开庆（1259） 景定（1260-1264）	宋理宗赵昀
度宗	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赵禥	1264年－1274年	咸淳（1265-1274）	宋度宗赵禥
—	—	赵㬎	1274年－1276年	德祐（1275-1276）	无官方画像
端宗	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赵昰	1276年－1278年	景炎（1276-1278）
—	—	赵昺	1278年－1279年	祥兴（1278-1279）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91] [9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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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 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第一章）．地球出版社，1993：252
• [32]  《宋史》卷41《理宗纪一》：八月癸酉，诏：“河南新复郡县，久废播种，民甚艰食，江、淮制司其发米麦百万石往济归附军民，仍榜谕开封、应天、河南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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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189
• [3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 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第一章）．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255
• [36]  《宋史》卷85《地理志一》“京城”：南京。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元丰六年，赐度僧牒修外城门及西桥等。京城周廻一十五里四十步。东二门：南曰延和，北曰昭仁。西二门：南曰顺成，北曰回銮。南一门，曰崇礼。北一门，曰静安。中有隔城，又有门二：东曰承庆，西曰祥辉。其东又有关城，南北各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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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宋史》卷85《地理志一》：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
• [56]  《宋史》卷89《地理志五》：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
• [57]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栗布匹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倍于旧。
• [58]  《文献通考》卷11：宁宗嘉定十六年，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万八十五。……而南渡後莫盛於宁宗嘉定之时，故备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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