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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是流行于商代至汉代的一种格斗兵器，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可横击，又可勾杀，后因作战需要和使用方式不同，分为长、中、短戈三种，长戈用于车战，短戈用于步兵。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于1987年9月在四川省青川县白水区出土，全长26.5厘米，援长16.8厘米，宽3.6厘米，胡长15厘米，阑长16.3厘米，内长10厘米，宽3.3 厘米。这件铜戈的援中部有凸棱，阑侧四穿，内部开刃，中有一穿，援、胡、内有利刃，刃部锋利，是战国中晚期青铜戈的典型样式。

如果单从形制看，此戈和一般的铜戈并无明显不同，但它却是国家一级文物，对研究成都地域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要从它身上镌刻的珍贵铭文说起。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的内部正反两面都有铭文，内部正面用金属锋刃刻划，笔道极细，字体草率，字口较浅。铭文共三行二十一字：“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通过铭文，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善、严格的秦国军事系统缩影。

“九年”指秦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吕不韦时任秦国相邦一职，史书中对此有明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元年十月至十年，尊吕不韦为相国”，另《史记·吕不韦传》载:“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这里的“相邦”即“相国”，其官职略高于丞相。这样一个铜戈，怎会和堂堂相国吕不韦有关系？其实在秦国，兵工生产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此戈由相邦吕不韦监造，再由蜀守、东工守、丞、工四级分工铸造，所以铭文中的“蜀守、东工守、丞、工”分别是秦国铸造兵器的四个级别。“蜀守”是掌管蜀地的官职，我们熟知的李冰就担任过蜀守一职，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让成都平原变成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此后，汉代蜀守最有名的是文翁，他兴办文翁石室，让文脉在蜀地延续至今。铭文中的“东工”指秦时成都的东工作坊，“丞”指工师之下的一级宫吏，是工师的副手。而“蜀守、东工守、丞、工”后面紧跟的“宣、文、武、极”分别是这四个级别的官员姓名、作坊名称或工匠之名，即所谓的“物勒工名”。“成都”指铜戈的置用地。

“物勒工名”，勒就是镌刻，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便质量检验和日后的追查。《礼记·月令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这种制度春秋时期已经产生，到战国晚期已经比较完善，是秦国手工生产管理模式的具体反映。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内部的背面也有铸文：“蜀东工”，指铜戈是在蜀地“东工”由中央官吏监造。

这件铜戈铭文的记录符合秦兵器铭文的格式：某年、相邦某、工师某、丞某、工某，可认定为国都所造。国都所制造的兵器上款识多在中央官吏监造后，直接刻上工师某、丞某、工某等，地方官作坊制造的兵器上款识多在纪年后刻地方官吏(郡守)监造。而“九年相邦吕不韦戈”上既有中央官吏监造，又有地方官吏蜀守的铭文，这充分说明了铜戈的重要性，凸显了成都的历史地位。

成都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最引以为傲的就是2000多年来城址未变，城名未变。城名未变的依据主要来自史料记载：“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后，接受张仪建议，在公元前311年筑成都城。”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上铭刻“成都”二字，说明“成都”一名至迟在公元前238年已经存在，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它以实物的形式证明文献记载真实可靠，这对成都得名的由来，对成都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在雅安荥经、成都蒲江等地也先后发现刻有“成都”二字的战国青铜兵器，但唯有青川这件刻有准确的纪年，尤为珍贵。

另外，“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在青川发现，说明秦并巴蜀以后，秦国开始了对“天下粮仓”蜀地的经略，进一步巩固了秦国在秦楚之争中获得的战略地位，使秦国日益富强，才终于有了天下归一的盛景。

快来川博打卡“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探一探成都的千年文脉，看一看这件两千多年前由成都本地官员和工匠们铸造，由大名鼎鼎的相国吕不韦监造的精美铜戈吧！

撰文：吕静

审校：王代乾  刘骐恺  陈佳欣

终审：谢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