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陈翰笙的一生横跨三个世纪，履历表上的身份光鲜而厚重。这位生于1897年的学者，是中国农村经济学界的拓荒者，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创始人，更是游走于美欧顶尖学府的精英，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拿下柏林大学博士头衔，1946年受邀成为华盛顿州立大学特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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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显性标签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涯，他还是一代情报传奇。1925年，经李大钊引荐，他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实则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为共产党奔走，甚至受其指派在五卅惨案后发动英租界印度巡捕罢工，还为第三国际撰稿并开展秘密情报工作。1935年，他在莫斯科正式转入中共，介绍人是王明与康生。而在国际情报史上，他有着更响亮的代号与地位，佐尔格小组的二号人物，正是经他引荐（还有史沫特莱），二战中日本首相近卫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加入拉姆扎小组，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棋子。
彼时的陈翰笙，身兼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这份学界要职成为他最好的保护色。开展秘密工作时，他化名王如卿，将自己伪装成往来沪上的新加坡商人，用学者的儒雅与商人的圆滑掩盖真实目的。佐尔格对这位搭档推崇备至，在上海的岁月里，核心工作几乎都与“王”协同推进，只有特殊情况才联络其他成员。那些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与资料，皆由“王”亲手送达，两人在灯下逐条研判，遇有需补充说明之处，也由“王”出面与情报提供者对接。佐尔格的每一条情报收集指令，都通过这位看似文弱的学者精准传递，其沉稳与高效，成为小组运转的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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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至1932年间，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1464号成了隐秘的情报枢纽，这里是德国女士鲁特·维尔纳的住所，如今已变身为淮海中路1676号的美体造型咖啡体验店，往来客流无从知晓八十多年前每周一下午的秘密聚会。维尔纳在晚年回忆录《谍海忆旧》中明确提及，每次聚会，佐尔格与陈翰笙必定在场。彼时佐尔格受苏联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指派，在上海搭建起一张横跨中外的情报网，清晰分为国际组与中国组。中共应共产国际之邀，抽调骨干党员充实队伍，中央特科更是深度参与协作，潘汉年作为特科负责人，曾在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中为佐尔格提供关键支持，他是中共指定的中共隐蔽战线与佐尔格小组的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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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的成员堪称卧虎藏龙，每个人都带着双重人生。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以军事顾问身份为掩护，波兰人约翰化名格里沙，用摄影师的镜头捕捉隐秘信息，爱沙尼亚人克尔曼则专注于电报译码工作。德国女子鲁特·维尔纳的身份更为特殊，她是德国经济史学大师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胞妹，既是共产国际功勋女间谍，也是享誉世界的作家，其回忆录《索尼娅的报告》（删节后出版的即《谍海忆旧》）成为情报史研究的文献级资料，而她在法租界的家，始终是佐尔格与中央特科交换情报、商议对策的安全据点。1933年进入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最初也是这个小组的一员，他曾作为共产国际交通员为佐尔格运送款项，完成使命后留华，意外改写了中国革命的一段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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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这位1899年生于汉堡店员家庭的报务员，1917年入伍成为德军无线电报员，后加入德共，在苏联接受专业情报训练，成为总参谋部四局成员。1928年10月，他从汉堡出发，经西伯利亚抵达哈尔滨，再转道大连乘船赴沪。在汇中饭店（如今的和平饭店南楼），他左手持《字林西报》，右手握烟斗，与接头人吉姆成功对接。为掩人耳目，克劳森在虹口开设了一家带车库的摩托车行，以经商为幌子设计组装发报机，搭建起小组的通讯中枢。在佐尔格的撮合下，他与同住一楼的芬兰护士安娜成婚，这场婚姻进一步加固了他的伪装。后来他随佐尔格远赴日本，在二战情报战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摩托车
更令人传奇的是中国组的存在，其成员同样身怀绝技，在隐秘战线发光发热。佐尔格在《狱中手记》中提及的“王君”，并非陈翰笙，而是方文，又名张放、刘进中。这位燕京大学毕业的中共党员，是佐尔格与史沫特莱赴广州时，经董秋斯介绍结识的第一位得力助手，当时他正以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份潜伏。方文迅速将进步学生柳忆遥、肖炳实发展为骨干，凭借三人精湛的英语能力，承担起小组的中译英工作。他的夫人鲁丝也投身其中，后来协助丈夫前往南京拓展情报网点，夫妻二人并肩游走在危险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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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吴仙青（烈士），是中央特科最杰出的女情报员之一，是被隐埋多年的导师级巾帼英雄，被誉为“远东第一谍”。1928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期间，她便投身共产国际工作，凭借出众的能力赢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赏识，接受了系统的特工训练。加入佐尔格小组后，她的组织天赋迅速显现，短期内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二十多个情报网点，亲手发展了沙文汉、陈修良、沙文威等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革命中坚，沙文汉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曾是解放前南京市委最后一任书记，为大军渡江和解放整个江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分别在江苏、上海，浙江担任要职，沙文威则成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吴仙青的布局与培养，为革命事业埋下了重要伏笔。而吴仙青却因为历史的波折，永远长眠在寒冷的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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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机电专业出身的蔡叔厚，早年便同情和支持中共，拥护中共主张，更是在血腥残酷的1927年毅然加入中共，并成为中央特科一员，他是中共秘密电台事业的开拓者。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周恩来将这项艰巨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同时调蔡叔厚协助。经过一年半的攻坚克难，1929年夏，第一缕红色电波从法租界蔡叔厚的寓所传出。周恩来当即决定将这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自此打通了上海党中央与苏区的通讯命脉。1932年，蔡叔厚的专业能力与革命意志被佐尔格看中，成为红色国际特工的一员。至1932年8月，佐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已扩充至近百人，还分批向苏联保送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为后续工作储备了新生力量。
蔡叔厚前辈
1933年秋，刘思慕结束海外经历回国，经友人引荐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穿梭于上海、武汉、南京的国民政府机关，将搜集到的情报译成英文，同步供给第三国际与中共相关部门。1935年4月，交通员被捕叛变，情报网络遭遇重创，刘思慕被特务列为重点追捕对象。他早已预判风险，带着家人火速撤离武汉，在沪、苏、鲁、晋等地辗转逃亡，最终抵达泰山，在冯玉祥部下友人的斡旋下获得庇护。
刘思慕
当时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务已查明他的藏匿地点，奉命调集三百多人准备搜山，冯玉祥当即下令旧部戒备，县长周百锃更是明确告知特务，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不得擅闯，否则以匪治罪。特务慑于冯玉祥的威望与部署，只得悻悻而退。次年春，冯玉祥派卫队护送刘思慕经潍县、烟台乘船东渡日本，此后还按月汇款接济，这段惊险的逃亡经历，成为情报战中生死相护的佳话。而这场危机的背后，是陆独步叛变后供出刘思慕，其兄陆海防随后叛变，导致方文留下的情报小组全军覆没，隐秘战场的残酷可见一斑。
佐尔格情报系统的核心成员，如同散落的星辰，在黑暗中彼此呼应。负责人佐尔格坐镇中枢，中国助手吴仙青统筹协调，蔡叔厚、张文秋、老常同志承担联络重任，张文秋与吴照高组成情报收集组，方文、柳忆遥等人构成译报组，华南、南京、北平、武汉各站点各司其职，国际成员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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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第一个情报小组不完全成员名单：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上海情报小组”负责人：佐尔格（苏联）
情报系统中国助手：吴仙青（女，烈士）
联络员：蔡叔厚 张文秋（女，毛泽东的亲家母） 老常同志
情报收集组：张文秋 吴照高
译报组：方文 柳忆遥 肖炳实 陆海防（叛徒）
华南站：董秋斯 蔡步虚（女）
南京站：方文 鲁丝（女）
北平站：张永兴（烈士） 于毅夫 张树棣（烈士，中共秘密党员，淮海战场上最著名的贾汪起义主要指挥者之一张克侠之弟）
武汉站：刘思慕(燧元) 、黄维佑(君珏)、曾菀、陈绍韩、关允南、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蒋俊瑜
谍报员：约翰（波兰）
报务员：塞帕.魏腾加尔（德国）马克思.克劳森（德国）
情报员：克拉斯.塞尔曼（爱沙尼亚）柳芭.伊凡诺夫（苏联）安娜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德国） 尾崎秀实（日本）
方文（即王君，中国） 常同志（中国）
这些远去的历史身影，昔年，在腥风血雨中，用社会名望构筑保护壳，以中央特科为依托开展工作，串联起国际情报网络的关键节点。他们的故事，藏在霞飞路的老房子里，藏在汇中饭店的接头暗号中，藏在跨越国界的信仰坚守里，在岁月深处，诉说着隐秘战场的热血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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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张文秋（1903-2002），又名张一萍，另有李丽娟、陈孟君、羡飞、秋萍等。190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青树岭村谢家湾。她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参加了湖北女师学潮，1924年3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因叛徒出卖，与丈夫刘谦初（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相继被捕，1930年1月由组织营救出狱（刘则于1931年4月英勇就义），嗣抵沪，任中共中央局交通员。
1932年2月起，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委派），进入佐尔格上海小组，即上海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做国际情报工作，负责搜集和阅读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报纸，将其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报道分门别类摘录出来，整理成文字资料，交给佐尔格处理，佐尔格审定之后，译为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陆续发往莫斯科。由于工作的出色表现被任命为远东情报驻华南方站站长，后第二次重返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工作时，担任华尔顿（怪西人案主人公）主要助手，曾任华北站站长。结束共产国际工作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上海浦东区委做机要工作。中共建立政权后，她先后任中国银行人事室副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
她有两个女儿，刘思齐（刘松林），刘少华（邵华）分别嫁给了毛岸英，毛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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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张文秋老前辈回忆录《踏遍青山》节选：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精于情报工作和保密技术。远东局的任务，则是要了解国民党的各种情况，及时报告给共产国际，以利于共产国际来领导和帮助中国革命。了解情况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各种公开发行的报纸上，搜集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其中有全国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部署及他们的作战的计划和战略方针等。在在报纸上搜集到的这种情报，要加以分析研究，作出结论后，编写成资料，交佐尔格审阅后，再翻译成英文或俄文，然后由佐尔格译成密码并拍摄在微型胶卷上，通过上海与哈尔滨的秘密交通线定期转送给共产国际。
如有特别重要情报，也可以用无线电发报机直接发送。了解情况的另一种方式，则是派人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来往，打入敌人的内部，从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那里，搜集敌人各方面的情报，报告共产国际。我的任务是前一种。
“我每天有看不完的报纸，摘不尽的消息，如：上海每日新闻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北京报、南京日报、大陆报、字林西报、世界周报等，要不断地考虑各方面发生的新问题。同时，因为用不着与中央苏区联络，我又将原先在联络处建立的六个通讯地址，改作国际华南站的通讯地址。如：法租界水果店、仁和酒店；英租界的五州书店、商务印书馆；北四川路的培英小学、杨树浦煤炭店等处。
南方几省送来的情报资料和南方同志们前来洽谈的问题，也要由我负责处理后，转告吴照高或佐尔格。除此之外，我还要与房东和巡捕房应酬，作掩护机关的工作，所以，我的工作特别忙碌，有时，一连好多天都抽不出时间去看孩子，思齐基本上完全由保姆照管。吴照高每天都来检查我的工作，除了看我编写的材料外，还要看上的消息与之相对照。有一次，他审查完后对我说：'你整理的资料和从中得出的结论与建议，对我们的工作大有帮助。’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高兴。
“佐尔格也经常到我们这里审阅文件，史沫特莱有时也同他一道来。但她只有在房间里才能和我亲切交谈。因为保密的关系，不让别的同志知道。但她每次来我房里，都要问'小宝贝’思齐的情况，还要我带来给她看看。她曾同我一道去看过孩子多次，有两次她把佐尔格也带去了。我的办公室除了他们两人来过外，其他人几乎都不敢来，偶尔来联系一下工作，也从不谈一句题外的话。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事，谁也不开口探问，不是分配给自己的工作，谁也不去插手扰乱别人。大家都在默默不语地工作，尽管秘书、翻译、打字员等工作人员都和我同在二楼，但整个二楼仍然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有一种神秘严肃的气氛。
“连我也感到神秘的还是三楼。三楼住着一位苏联妇女。她只会俄语和英语，完全不懂中国话。我负责掩护她，并且照顾她的生活，每天早晨，保姆煮好咖啡、牛奶和鸡蛋，由吴照高悄悄地给她端上楼去。中餐和晚餐，她就吃买回来的面包、香肠火腿，或者独自出去吃。她换下来的衣服，也由吴照高装在一个口袋里拿下来，要我交给保姆送到洗衣店去洗。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我的这位假丈夫吴照高，除了与我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外，其余时间整天都和那位苏联妇女在一起，晚上也就住在那里不出大门。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夫妻？他们每天在一起干些什么事。
根据组织纪律，我又不能问，但是心里总觉得很奇怪。那位苏联妇女偶尔也到我屋里来坐坐，但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只能握握手，说声你好，或者微笑着互相点点头。我有时也到她那里去看看，但经常遇到的，是她在用外语打电话，有时电话一讲就是好半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吴照高说：'那就是她的工作，她在谈工作情况！’吴照高沉默了一会，最后对我说：'我是从苏联回来的，她就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在苏联相识后结婚的。她不仅会俄文和英文，还会打字和发电报。你摘编的中文资料，就是我和她翻译后，再由她译成密码往上送的。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