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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随着考古发现与推进，铜镜大量出土，截至目前，出土铜镜数量已超过百万，其中汉镜3万余件，剔除无铭文及残损严重者，有铭汉镜仅近6000件！

近6000件铜镜中所承载的文字总量超10万，篆、隶书风近100种，从体量、风格来看，皆堪称除汉代碑、简、砖、瓦当之外的第五大篆隶书宝库！

且这些汉镜所铸纹饰总量超4万，涵盖动物、植物、几何、自然、人物等多种主题，虽不如漆器、玉器之珍，不如瓦当、画像砖体量之巨，但题材之广、构图之精、寓意之深、工艺之繁，堪称汉代纹饰之最！

然而，铜镜铭文与图像的研究与刊布，却相对落后于书法、篆刻、玉器、漆器等，此前也从未有数量过千的汉镜铭文暨图像的集中整理与刊布。

古文字研究学者、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鹏宇历时15年走遍全世界，搜集、整理、编著的《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首次汇聚了近6000件铜镜，极大地填补了学术空白，被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古文字专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钊盛赞：

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孔祥星高度评价：

经过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团队三年的精心打磨、编辑、审校，这一“史无前例的汉镜铭文集成性重要成果”于11月27日正式重磅首发！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书收录铜镜的图像来源不一，或为实物照片，或为拓本，或为摹本。在遴选过程中，我们秉持图像清晰优先的原则，从中选取了质量最佳者。

其中部分铜镜或受保存情况、获取图像的局限性等客观因素影响，图片质量欠佳，但具学术价值者，仍予收录。

下面，我们将从艺术、文字、文学、文献、鉴藏等多角度庖丁解牛，为大家解读这部体量巨大、收录齐全、涉及学科极广的汉代铜镜集成之作！

《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汉镜近6000件，涵盖常用汉字1500余个，铭文总量10万余字。

这些铭文在书写用笔上方圆兼备、尖楔并施，变化极为丰富；在字体结构上或长或方、或扁或圆，形态多样、意趣横生。铭文随镜形巧妙排布，线条舒展自如，呈现出近100种不同的风格面貌，是书法篆刻创作的巨大资料库。

即便同一铭文内容，同样呈现出万千变化，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来源。

如：一个“乐”字就有数千种书体不同、风格各异的写法：

字形的方、圆、卷曲，用笔的方折、圆润，以及块面装饰，让文字之美在镜铭的方寸空间里得到极大的展现。

同一种吉语，也有多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如“家常富贵”“天下大明”“见日之光”等。

这些百变的篆隶书都在《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一书中有图像实证，如此庞大的两汉镜铭资料库，为书法篆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取法方向，翻开它，你就打开了汉代第五大书法宝库！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历史学家、古汉语研究专家李零曾高度评价汉镜：“铜镜乃汉代艺术之缩影，虽广止数寸，而纳天地于其间，四方八位，万象杂陈，恍如仙境，试取其纹饰，较汉画像石，可知吾言不虚。 ”

从规整抽象的几何铭文，到生机盎然的草叶禽兽；从四神环绕的宇宙图式，到仙气缭绕的西王母世界，再到车马疾驰、宴饮欢歌的现实生活场景，其纹饰种类之繁复，变化之多端、文化内涵之丰厚，堪称一部“汉代百科全书”。

汉代铜镜上的动物纹包括四神、凤鸟、螭龙等，造型与组合丰富，既承载着汉人对宇宙秩序的认知，又寄托了个体的生命诉求，更映射出儒学神学化、道家世俗化、阴阳五行普及化的时代思潮。

如：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宇宙的象征。

凤鸟、螭龙，象征祥瑞，是汉人升仙思想的体现。

辟邪、天禄、麒麟、九尾狐等瑞兽，象征祥瑞降临、国泰民安，寄托了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神仙世界中的羽人、东王公、西王母，以及历史典故里的真实人物西施、越王，也是汉镜中常见的纹饰。

肩生双翅的羽人，象征长生不老。

最重要的神祇人物东王公、西王母，常对称出现。

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吴王夫差、伍子胥、越王、范蠡、闵子骞、曾子等也较多见。

记录车马出行中的贵族、骑吏，歌舞场景中的乐师、舞女等，是汉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镜中纯粹的植物纹饰相对较少，通常作为辅助纹样或经过高度的几何化、图案化处理。

如：草叶纹形状像麦穗、叶片或禾苗，以对称的方式环绕布置。

方花纹通常是四瓣或八瓣花纹，位于镜钮周围，常用于钮座。

麦穗纹以对称、连续的方式排列在镜背上，与花瓣纹、连弧纹等组合使用。

几何纹饰在汉镜中起着构建框架、分割布局和装饰的重要作用。

连弧纹由多个内向的圆弧连接成一圈，常用于镜缘或主纹饰区的外围。

规矩纹中类似英文字母T、L、V的符号，是汉代铜镜最具代表性的几何纹饰，作为镜中的“天地之规矩”，其线条既是不可逾越的方圆，也是神灵驻守的宇宙框架。

乳钉纹凸起的小圆点，常作为星宿的象征（星云镜），或作为分区定位的基点。

方格纹在钮座外形成一方框，代表“大地”之意。

纯粹以写实风景方式表现山川的纹饰较少，山川大都以一种象征性、符号化的方式出现。

博山钮最为直接和立体地表现了“山”这一意象，是汉代神仙信仰的立体化、物质化体现。

连山纹、水波纹、水浪纹将山脉和河流抽象为连续的几何符号，是汉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的呈现。

古人对天象的观察和想象也融于方寸之间。

云雷纹是先秦青铜器纹饰的遗风，象征着天空中的云气和雷霆，蕴含着天地交泰、孕育生命的力量。

云气纹是仙境的象征，旨在营造一个祥云缭绕、如梦似幻的神仙世界。

云虡纹是云气与神兽组合的纹饰，描绘的是神兽在云气中奔驰、出没的场景，充满力量感和神秘感。

这些《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中或抽象、或具体、或写意、或写实的纹饰，

是习画者构图范式和神话意象的灵感来源；

是工艺美术研究者追溯纹样体系标准化进程的关键；

是传统技艺传承者浅浮雕、镂刻、错金银等传统工艺学习借鉴的重要标本；

是民俗研究者探查汉人信仰体系与社会生活实况的参照实物。

汉代是汉字构形演变与发展的重要阶段，简省字、俗体字大量涌现，通假现象普遍存在。

《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了超10万字的铭文材料，这些铭文涵盖了文字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讹变、假借、通假、简省合并等多种现象，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文字研究资料库。

为了书写美观或方便，工匠常会根据需要对一些镜铭常用字进行笔画上的繁化、简省、简化、合并，从而产生新的字形。

工匠们还常会用读音相同或接近的字来代替本字，比如“朱雀”的“雀”写作“爵”，臣服之意的“服”，写作“伏”，既体现了镜铭文字使用过程中的灵活性，又反应了当时的古音古韵。

减省不同于简省，在镜铭中专指汉字的笔画减少、结构简化的现象，既是汉字演变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趋势，也反应了汉代文字的书写习惯。

镜铭在传写和铸造的过程中，由于误读、误写、类化、刻工粗糙、抄手不熟、俚俗习惯等原因，无意中还会产生字形错误或变形。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鲜活的汉人笔迹，为文字学研究、书法篆刻创作提供强大的实物资料来源。

由于铜镜铭文在内容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程式化特征，研究者能够借助重复出现的语境，识别出许多以往未被正确释读或尚未识别的字形，这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例如，在编著该书的过程中，鹏宇等就取得了多项新的研究成果：

鹏宇梳理了东汉晚期至魏晋镜铭中“众□主阳”一句中未释字的多种异变字形，指出其与“义”字的关联，并从音韵学角度论证了“义”“兮”与“羲”的通假关系，结合文献指出“羲和”为主日之神，从而释读出“众羲主阳”的完整语义，贯通了整段铭文的吉祥寓意。

此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教授考察大量汉镜材料（本书已收录），指出旧释为“糜”之字实为“橜”，系“橛”之异体，并引用了北大藏汉简《反淫》中的字形作为证据。

认为该字在铭文中当读为代词“厥”，意为“其”，使得“怀厥美之躬体”文意顺畅，意思是“怀抱其美好的身体”。这一改释从字形与文意两方面解决了前人的误读问题。

可以说，《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不仅系统呈现了汉代用字的复杂面貌，更以其丰富、连贯的铭文内容，为识别新字、纠正误释、探索汉字演变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汉代铜镜铭文语言凝练，极富诗意和历史文化内涵，是汉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文体形式、内容题材、语言风格等方面展现出丰富性与独特性。

其文体形式不拘一格，既有短小精悍的三言、四言，也有韵律工整的五言、七言，更有长短错落、抒情奔放的骚体与乐府体，共同构筑了汉代文学的多彩画卷。

同时，铭文内容主题多元，既反映了人们对幸福、长寿、家族繁荣的世俗追求，也体现了神仙思想、儒家伦理和情感表达的深层精神内涵，彰显汉代社会、文化的多元面貌与深厚底蕴。

这类铭文最为常见，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多含吉祥语、祝福语，如“延年寿长”“长乐未央”“富贵昌安”“長宜子孙”等，以祈长寿、富贵、家族兴盛、社会和平、仕途顺利。

此类多出现在男女互赠或夫妻使用的铜镜上，表达真挚情意或思念之苦。

这类铭文记录铜镜的铸造背景或歌颂时代盛世，具有历史与政治价值。

受汉代黄老思想和神仙观念影响，汉镜铭文中还常出现仙人、仙草、神兽、长生等内容。

这类铭文强调个人修养、社会伦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如“许氏作镜”言简意赅地叙述汉人仕进之路，比《史记·职官志》反映得更生动直接。

语言风格上，汉镜铭文或质朴无华，直抒胸臆；或辞藻华丽，雕琢细腻，既体现了汉代文学由简入繁、由质朴趋于华美的发展趋势，也反映了汉代人民审美情趣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如“太上富贵，长乐未央”，是最直白的世俗祈愿，直接表达了汉代普通家庭对富裕与快乐生活的向往。

如“秋风起，吾志悲，道路远，侍前稀”，宛如一首精炼的汉诗，将“悲秋”与“怀人”两大主题巧妙融合，情感真挚，意境苍凉。

如：“洁白而事君，志获之合明……”以女子口吻，借镜之“清白”喻己之贞洁，抒发了对“君”的忠诚和恐被遗忘的忧思。

如“青盖陈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是一篇具有“颂圣”性质的铭文。

它从国家（四夷服、天下复）、人民（风雨时节）、家庭（长保二亲）到后世（传告后世）多个层面表达祝福，句式流畅，叙事层次分明，气势磅礴，是东汉镜铭中“大国气象”的代表。

形态丰富的铭文不仅是铜镜上的装饰元素，更是流动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学宝库，展现了汉代人“物以载文，文以化俗”的智慧。

古代铜镜并不仅仅是日常用品或艺术品，其铭文内容往往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思潮紧密相连，是证经补史的珍贵实物文献。

镜铭中“黄贼波（破）尽汉家昌”直接反映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镜铭“新兴辟雍建明堂”存世稀少，却记录了王莽建立新朝后兴建“辟雍”（国家最高学府）这一政治文化举措，是印证王莽托古改制、建立新朝这一历史时期的珍贵实物证据。

镜铭“铸成错刀”与《汉书·王莽传》中关于王莽居摄二年币制改革的记载完全吻合，不仅可以确证铜镜的铸造年代（居摄年间），更以实物证明了王莽那次著名的、发行大额虚值货币（错刀、契刀、大钱）的经济政策。

《汉书·王莽传》

镜铭中还有一些内容可以反映当时百姓的经济生活。如“米斗两泉石十九”，意为一斗米售价两泉，一石（合10斗）售价十九泉。

“斗米两泉”价格在当时并不高，但按这个价格，一石原本应售价二十泉的，此处却售价十九泉，显然在呈现新莽时期的物价水平的同时，也展现了当时商业活动的灵活（买的多，可打折）。

“新有善铜出丹阳”，明确指出当时优质的铜料产于丹阳（今安徽铜陵一带），为研究汉代矿业资源和金属流通提供了线索。

可见，汉镜远不止是照容之物，更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史料”。

书中系统收录的近6000件铜镜，几乎全是考古发掘品及博物馆珍藏品，这些器物来源清晰、断代准确，清晰地展示了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铜镜在纹饰构图、铭文内容及书风上的演变规律。

如，龙氏镜自铭“淮南龙氏”所作，有明确考古信息的龙氏镜确实多出自安徽，据此可知镜铭所言不虚。除安徽外，龙氏镜在湖北、陕西等地亦偶有出土，据此又可大致推知出龙氏镜的流布范围。

此外，书中收录的143面汉代纪年镜，不仅丰富了研究材料，更为汉代铜镜的形制、纹饰及铭文的演变序列确立了关键的时间坐标。

可以据此构建起一个清晰的时代风格框架，从而准确判断一件未知铜镜的大致年代与风格。

《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汉代有铭铜镜近6000件，先列纪年镜，后列非纪年镜。纪年镜据镜铭所记时代先后排序，非纪年镜依镜铭类属编录，共计241种，并大致依据铜镜时代或流行时代先后排序。

总目录

分册目录

在非纪年镜中，每种镜铭根据具体情况，先概述其常见辞例、形制、纹饰、现有研究成果等，再胪列具体辞条。

每件铜镜则由图像与辞条两部分构成。

图像涵盖铜镜实物影像、拓本、摹本三种不同类型，尽可能选用呈现效果最优者。

辞条包括：铜镜名称、编号、释文、特征、尺寸、出土地、收藏、时代、著录。

全书共20册，6000多页，16开（21cm x 28.5cm）布面精装，而每册前均附有6张铜镜的高清彩色图像，以供读者赏析。

同时，为方便查引核对，凡购买纸质图书的读者，可联系客服，在12月27日后我们也将附赠索引版PDF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