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傅金庚
来源丨《穿越》
我在贵州酿酒行业干了46个春秋，从1953年算起到1997年退休，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再到高级工程师，从办事员到技术科长到技术副厂长再到厂长。亲自经历了贵阳市酿酒行业的几十年的变迁，从无到有，不断向上攀登的全过程。而且，见证了我省酿酒工业发展和兴起，又亲自领导参与了贵阳酒厂的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等具体工作以及后来的领导工作。有机会把这段历史回顾记录写下来，留给后人，是人生之大幸。
解放初期，贵阳市人口不到30万人。当时，贵阳市的酿酒业都是私人小作坊，规模较小、厂房破舊、设备又简陋。小一点的作坊，日产白酒100～200斤，大一点的作坊也只有400～500斤，分散在贵阳市的老城区，厂房与民宅相混，交织在一起。而且，在“九门四角”即现在大南门、次南门、红边门、威清门、六广门、老东门等地方都有做酒的作坊。
主要是用包谷（即玉米）、高粱来生产白酒，当时这种白酒叫“烧酒”，生产烧酒的地方叫烧坊，又叫酒坊。偶尔少数业主，也会用高粱来生产少量窖酒。据当时的统计，有的业主停停烤烤，有的已歇业或转了业的，共有大约140多家。小的厂房面积100多平方，大的300～400平方，当时酒的市场销售，是依靠业主自己销售，采取前店后厂的形式。是以业主有多少甑桶来计算征税，有的小业主是雇人挑起一担酒篓，沿街叫卖。
据考证，解放前贵阳市有一两家生产过类似茅酒的白酒业主，据当时的老酒师讲，有叫“金茅”和“谢茅”的，也是用土茅台瓶装用，猪尿泡封口。解放后这两家酒作坊已不见了。据帮过两家业主的师傅讲，是小麦加中药制曲，石窖发酵，发酵3～4个月产酒。这种工艺与茅台酒工艺是截然不同，与1950年代末贵阳酒厂恢复的贵阳窖酒生产工艺完全相同，那时不懂什么酱香、浓香之类。
解放后，当时贵阳市政府秦天真市长，为了达到酒类专卖，增加地方财政税收，责成市工商管理局（张开生任局长）、贵阳市酒类专卖公司对贵阳市的酿酒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实行了关、停、并、转的集中统一。选择在现在的次南门一带，有蟾宫巷、雪涯路、都司路、普恵巷、都新桥。为便于集中，推行“集统联烤”，当时取水就设在南明河（老贵阳一中对面那时水质清澈透明适合酿酒）。联营后，私人老板又称业主，有的只有一眼灶3～4个木制发酵桶，大一点的有两眼灶10多个木制发酵桶。生意好的天天烤，生意差点的几天才烤一次。一个木质发酵桶可装200～300斤包谷，一个业主带1～2个工人，业主既是师傅又是工人。
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等前来厂参观指导
合并在次南门蟾宫巷以后，取名叫“金筑联营酒厂”，总共60～70人，日产白酒只在2000多斤。规模小，产量小，厂房矮小拥挤，分散在蟾宫巷有5个班、雪涯路有4个班、都司路普惠巷有3个班、都新桥有1个班，总共13个班。虽然合并了，但这些小业主缺乏资金，买不起粮食，生产极端滞后。
进入到1953年，贵阳实行棉布国家统购统销，过去紧靠铜像台（现在喷水池）广东街（中华北路起点段）有十几家纱布号，这些大老板有钱，资金雄厚，市工商局动员这些企业转行。广东街兆丰字号转行接管了金筑联营酒厂，新森济转行到贵阳玻璃厂，华成字号转行到贵阳饭店。
兆丰用21万元人民币资本投入到新成立的贵阳力生酒厂，用少量资金买断了金筑酒厂，金筑的一些人转行到砖瓦厂，留下了会做酒的技术工人。同时，又抽调部分技工支援到专州、县、市的酒厂。
从此酒厂开始获得了新生，开始了厂房的更新，设备改造，职工发展到了140多人，日产白酒稳定上升到2000～3000斤。从1953年后，贵阳市白酒产销步入了正轨。市酒类专卖局派了驻厂员，酒厂负责生产，酒类公司负责销售，实行统购统销。酒厂只生产酒，而不卖酒，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1980年之后酒厂才允许部分自销。
力生酒厂仅维持了2年多，至1955年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力生酒厂就变成公私合营，正式成立贵阳酒厂。进入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取消了公私合营，正式叫国营贵阳酒厂，国家派了干部，企业有了书记，是部队转业干部孙立庆，仍是邓逸民任厂长（曾任省民主建国会副主委，省政协常委），经过几任更迭，较长的后任领导有李元钦书记、聂和生厂长。后来有支黔干部于吉和书记，“文革”结束后酒厂得到了大发展，1981年由周焕忠任书记、我任厂长。1997年后改由郑平任厂长。而酒厂真正的发展到辉煌是从1971年以后到1995年这20多年。
贵阳酒厂，经历了公私合营、迈进到国营，又经历“文革”、企业搬迁、改革开放实现了大发展，近五十年的演变至1995年已形成年产10000吨各种名优白酒的中一型企业，跻身于贵州省名酒行业，乃至于全国名优酒行业。最高年份税金上交达1100万元/年，利润达500多万元/年，在贵阳市当时也称得上举足轻重的知名企业。
回顾几十年的变革，1960年代初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虽然国家每年每月都保证特殊用酒的粮食给贵阳酒厂生产白酒，但还是满足不了酒厂的生产能力以及市场的需要。采取凭票定量供应市民的白酒。当时供应贵阳市场的白酒分“市烧”（贵阳酒厂生产）和“调烧”（由专州县调进贵阳的）。为了解决酒源的不足，贵阳酒厂就采用青杠子、土茯苓等代用品酿酒。贵阳酒厂组织技术人员研究麸曲酒母法来生产。为了节约粮食提高出酒率，1961年又研究根霉曲代替中药曲，出酒率由过去的50%提高到65%～68%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粮食。全省、部分其他省、市都来贵阳酒厂学习取经，带动了新技术在贵州及邻近省份的推广运用。为了更好地适应酿酒工作，1958年组织上送我到贵阳业余工学院化工系学习，1961年毕业后在厂里任技术员。
1969年，贵阳酒厂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次南门场地狭窄，经贵阳市政府的批准，贵阳酒厂搬迁到现在的河南庄（新体育场旁边贵阳火车客站左侧），利用原省劳改局废弃的砖瓦厂约6.5万平方米的面积，进行新建、扩建，形成普通白酒、窖酒、酒精年产能力5000吨。但缺乏名优品牌，在李元钦书记、聂和生厂长领导下，决定由我负责，组成了攻关研制小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进行了人工速成窖泥的培养、大曲的研制、车间的改造，终于1970年正式研制出泸型大曲酒（当时只知泸型尚未提浓香型）贵阳大曲酒，酒质达到了窖香浓郁、绵甜醇和、尾净味长。开创了贵阳市名酒好酒的先河，一炮打响，获得了贵州名酒金奖称号，又获得轻工部优质酒金奖，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贵阳市政府非常重视，定为贵阳“市酒”，作为宴会、宾客之用，为满足市场需求，在酒厂的一块空地上，用油毛毡和楠竹塔建一座车间投入生产。于1972年贷款13万元新建年产贵阳大曲酒100吨车间。
进入1979～1980年，贵阳酒厂以我为首，与贵州省轻工厅以轻工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曹述舜为首组成麸曲酱香型白酒的研究小组。采用了从茅台曲分离的13支菌种（其中6支细菌6支霉菌1支酵母）进行制曲、制酒培养的研究。经过一年多，十多个轮次的试验终于将麸曲酱香型白酒研制成功。取名——“黔春酒”，其优点与大曲酱香比较，发酵期短，一个月就发酵产酒、出酒率高、麸皮制曲代替了小麦、贮陈期才1-3年、酒质具有浓郁的酱香、后味约有焦香、空杯留香仅次于茅台酒，填补了麸曲酱香空白。获得了贵州省科技二等奖，引起全国知名酿酒专家高度重视，后来在我省先后发展了筑春酒、金壶春酒、碧春酒等。“黔春酒”被国家评为国家优质酒银奖。
贵阳酒厂采用传统蒸馏工艺酿酒
这时的贵阳酒厂，名优酒、高档次酒的开发工作加快。我又在贵阳酿酒研究所的基础上搞起了大曲酱香酒——贵酒的研制（比珍酒还早2年），结合他们在贵州酒行业的几十年的经验，把茅台酒的工艺移植到贵阳市，采取了石窖发酵、高温制曲、九次发酵、七次蒸馏的大曲酱香工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83年生产出大曲酱香型白酒——贵酒。经专家评尝，评价极高。用自筹资金建起了年产贵酒200吨车间。
1984年省轻工厅邱栋臣厅长将贵酒带上北京，在大曲酱香酒系列的评尝会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超过了金奖的名酒。1987年3月全国白酒工作会议在贵州省召开之际，当时轻工部康仲伦副部长及全国知名专家来厂参观评酒，除了对贵阳大曲、黔春酒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之外，对贵酒更是情有独钟，山西汾酒厂文景明厂长借康仲伦副部长对贵酒的高度评价之际，当即作诗赞誉贵酒“贵酒醇和、亚赛茅台”赠予留念。
贵阳酒厂灌装设备
进入1984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对贵州13家名酒厂进行投资扩建，贵阳酒厂这时得到了机遇，获得贷款，并以税还贷（新增税）。这样贵阳酒厂就地规划，贷款1700万元扩建3000吨/年产贵阳大曲车间、3000吨/年产黔春酒车间、再建200吨/年产贵酒车间，加上其他品牌，形成了万吨/年产饮料酒规模。成为贵州省酿酒重点企业，至1994年以前各种产品呈现供不应求的大好局面，形成了限量搭配供应，批条供应，有时需等上很长时间才能供货的畅销局面。畅销全国各省、市、区及港、澳、台湾地区，并出口外国，为我省、市创造了外汇和积累。
贵阳酒厂的发展，带动了我市部分工业的发展，如玻璃制品业、造纸业、纸箱厂、印刷行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发展。
同时，也带动了贵阳市郊县，周边如修文、清镇、卫城、扎佐、花溪的一些小酒厂的发展，为我厂提供每月4～5千吨高粱基酒，为我厂生产中、低档白酒供应市场作出了贡献。
为了增加产量，投放市场，满足市场的需求，贵阳酒厂又采取了联合办厂，先后与贵州军区酒厂联营生产黔春酒，又在十三公里处建立贵阳大曲一分厂，与龙洞堡农场联营建立了贵阳酒厂龙洞堡分厂。扩大了产量，满足了市场，为贵阳市增加了税收，发展了地方经济。
贵阳酒厂从1950年建厂到1960年，国家基本没有投资，每年上交税金在20～30万元，利润在11～12万。1961年至1971年国家对酒厂固定资产投资16.57万元，而企业创税金已上升到40～50万元，利润平均在16～25万元。1972年至1980年国家对酒厂投资总额为98.48万元，而企业上交税金平均在每年80～100万元，利润平均每年升至50-80万元。1981～1983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达494.29万元，这时酒厂的年平均上交税金在160～328万，利润已上升至112～250万元。1984年技改投资1700万元，至1987年技改完全形成万吨规模后，税金上交在580万元，最高年份达到1100万元，利润平均达到380～500万元。国有企业所得的利润，是地方财政与企业按比例分配，企业得小头。企业所得部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改善职工福利。如修建宿舍先后在观水路、新路口、金顶山、解放西路、贵阳酒厂靠铁路边上及山脚下修建了几百套职工宿舍，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改革开放之后，贵阳酒厂发展很快，这时领导班子是周焕忠任党委书记、我任厂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书记离休，就由我兼任党委书记至1997年，这段时期是贵阳酒厂的顶峰时期。1997年改为郑平任厂长。
从1973开始，贵阳酒厂就开始了重视科技队伍的培养，1982年建立起自己的贵阳酿酒研究所（含培菌室、化验室、色谱室、试验室）形成了三十多个科、室、所，八个车间，在职职工人数达到1100余人。贵阳酒厂的历史变迁，也是贵阳酿酒工业的发展史，带动了县、区酒厂的发展。为贵阳市的财税创收作出了贡献。
中央、省、市各级领导，中国知名酿酒专家，多次来厂参观指导，当年李万禄书记亲自陪同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同志、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来厂视察指导。轻工业部康仲伦副部长亲临指导，全国知名专家也来厂参观评尝我厂名优产品。每年接待的国内外宾客以及同行业技术专家不计其数。许多省、市、县同行业企业派出技术人员、工人来厂实习参观。并且，参加了法国、比利时的两次国际酒类博览会，获得了金奖和特别奖。
贵阳酒厂生产的贵酒、黔春酒、贵阳大曲三大名优品牌
从1976年开始，我厂获得省、市科技成果奖共计四项，获省优质产品金奖两项，国家优质酒银奖一项，部优质产品一项。贵阳酒厂的三大类产品分别是：麸曲酱香——黔春酒，大曲浓香——贵阳大曲，大曲酱香——贵酒。多年来，厂里职工一直珍视这些荣誉，口口相传。
我从事酿酒专业多年，曾发表过多篇酿酒专业论文（见酿酒科技杂志），参与编写过《白酒生产技术》一书，退休后编写过《白酒酿造工艺学》一书（含制酒、制曲、化验分析三个部分）。同时党和人民了给我许多荣誉：荣获三次贵州省劳模称号、两次市劳模称号。贵州省政协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曾获得过贵州省与贵阳市优秀厂长称号，曾担任贵州省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贵阳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在任期间曾参加过中国企业家协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贵州省轻工业代表团赴美国考察、先后到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进行参观考察。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是贵阳酒厂的成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厂里全体职工艰苦奋斗几十年的结果，而我只是其中一员，一名代表。
几十年光阴似箭般地过去了，人间沧桑。走了的、老了的、退了的不计其数，他（她）们，都为金筑联营酒厂、力生酒厂、公私合营贵阳酒厂乃至国营贵阳酒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让我们永远的记住他们！
何时再创辉煌，只望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