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右）与原东湖车队队长李荣伟在一起。（2025年6月19日）
我曾在上海东湖车队做了近八年的车队安全员。东湖车队虽是市委下面一个以接待为主的专业车队，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面对党的中心工作转变的新形势，与原市委办公厅招待处下的西郊宾馆等单位一起响应中央领导指示，打开大门，走向市场；车队部分车辆的属性开始渐成营业性了。车辆属性的变化会带来驾驶员来源的多样化；加上我任安全员的时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遇上海改革开放高潮期。市区马路天天在改建，高架内环刚刚才贯通。道路形态日趋复杂多变；如此路况，是对每位职业驾驶员的安全操作的一种考验。
全社会都在开足马力加速节奏向前推进，各行各业对驾驶员的需求直线上升。当时，沪上《青年报》曾统计过上海最受追捧的“十大职业”，驾驶员职业赫然在列，仅排在医生后面。
如此一来，各行各业的人流都在往驾驶员这个行当里涌动，如千军万马过桥；上了桥顶虽人头攒动，前后推搡：但大都能屏气凝神，晃而不坠。
当年驾驶员培训受名额所限，一张驾驶员的培训报名表真正成了“一表难求”。有些手上握有驾驶员培训资源的人，干起了倒卖“驾驶员培训表格”额度的事；踩上了红线，断送了前程，就是个例证。
一方面有大量的新人成了职业司机，等待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比想象中困难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职业驾驶员条件，并不只是怀揣一张“派司”即可；它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有些技能不是“一年半载”学得到的。比如：对纷繁且有些怪异的上海道路熟悉程度。在从前没有导航的情况下，当客人说出目的地时；驾驶员起码要在一念间有个基本路线方向。如果道路不熟，边问边开；客人不但不舒心，也难注意力集中，极易出交通事故。
另一方面老司机的驾驶状况也面临着不少困境。讲个今天很多人可能不会信的事。驾龄蛮长的老师傅，生平头次上高架；眼前路旁没有了常见的自行车和行人相伴，与目光平行的尽是高楼建筑，飕飕来车；方向的参照物不是路口是匝道了。开车环境的陡然突变竟不知所措，动作走样至操作有点抖豁了。
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上海道路交通事故居高不下，一时难降。还是以高架道路刚建成的道路通行状态和交通事故为例：刚开始高架基本上是沿着上海城区长宁普陀和原闸北等区的中山环路上侧，再加一条南北高架；简称内环，路程也不长。如果那时你就是道路运输从业者，不会不知道高架上的车辆事故大多以车辆追尾居多。二辆车追尾，除了前面车突然变道外，责任的认定应很清晰的。如果是三辆车，乃至四辆、五辆，甚至更多，责任认定一下子就会变得困难了；难就难在如果第一辆车不是违规变道的话，头车与末车还是好认定的。头车与末车之间的车辆就很难认责了。
退休后，作者（中）应邀与上市公司“复星医药”车队驾驶员分享行车安全与车辆保养的经验。（2021年4月11日）
当时的高架事故科的民警想了很多办法来认定中间车辆的责任大小。其中事故科有位老民警徐国尧同志，他对高架车辆事故的责任认定很有自已见地。每次我到高架处理事故，只要有时间我总喜欢到他的办公室与他聊聊。那年头，事故科民警的办公室是敞开的，门上不装门禁，头顶上也不见探头。
老徐看到我后，神态总是笑呵呵地朝着我说：“小王：我这里可要少来来”；他的潜台词就是我到了他那里，肯定是单位里出了交通事故喽。有时候边说边会从办公桌下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卷尺，让我与他一起到事故停车场帮忙量下事故车相碰的痕迹。
其中车辆接触的面积大小，撞击深浅，相碰高低，首次接触点及车辆制动的压印深浅拖印长短等是老徐重点要测量的部位和思考的重点。根据上述数据和现象，再结合驾驶员的笔录等，基本可将车辆当事方的车速和前车保持的安全距离等事故因果关系的大小来了个还原。
不算很长的内环高架，当时事故每天频发不断。一开始高架事故科在位于中山西路靠近武夷路北面，紧靠原来沪西体育场（现上海体操中心）西侧旁的几间临时房内对外办公；没多久，大概是事故趋多的原因，场地不够用就搬到了中山北路大柏树后面汶水路的一整排房子内。
现在回忆这些，我的心情还是起伏不定。特别是上个月我骑电动车亲遇过一起交通事故，心情更多变感慨。
那天上午我开着电动车去朱家角菜场买菜回家。由南往北过珠溪路口左转弯往浦祥路时，路口显示红灯；我停在非机动车道的靠右一侧等绿灯通行。突然，后面有一辆电动车全力撞击我的电动车后面。凭着我年轻时多年火场上的“自保”技巧的习惯，没有揿牢车不放，而是有意让车向前放了一下，将冲击力散开趋缓。即使这样，我的电动车被撞到的后半部分基本报废。
对方是个年轻小伙，一上来就大声问我：你的车为什么停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对方有点不讲理。他的车从后面突然撞倒我的车，照正常想法，下来先打个招呼。我静下来想了一下，以退为进回复：那么按你的理解，我在等绿灯过，应该停在什么地方才是合适安全的？
对方听了我的回答，几乎有点哑口无言；这样责任明确的事故，损失也不是很大。只要对方打个招呼，赔点损失也就认了；我真不想浪费警力。但对方还是继续与我绕，不认可。
民警到了现场后，问他事故的情况？在民警面前，他居然吞吞吐吐，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见此状况我将大概的情况向民警叙述了一遍。
现场民警随后与上级部门联系，将事故发生地的情况汇报了一下；不久民警手机里面就传来了事故现场道路的录像。看后民警明确地对对方说：责任已经很清楚了，先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了二点，一是对方要认清自己的责任，二是看着车辆的损坏程度，赔点损失，费用可以由对方定，我不会为了这点钱，讨价还价的？
这时，可能民警在场，对方也渐渐认为我是个讲理爽快的人。先和我打了个招呼，口气也慢慢柔和好多；后答应赔偿三百元，我一分都没有再要价；认可了赔偿方案。民警据此开具了“现场交通事故调解书”。
等民警处理好事故后，我总感觉这个事故原因有点蹊跷。就追问了对方:你难道真没有看到前面有车辆吗？我的撞击感受你连刹车的动作都没有。
也许我在车辆赔偿中的大度有点让对方从刚开始的对立慢慢有了些松弛。他停顿了下，提了一下手上的头盔对我说：车开到出事点，头上的头盔带突然松开，帽檐滑入挡住了视线。此时他才道出实情，现在的人啊！有了事，为什么多数总喜欢在言语气势上压住对方；我说你应该刹车停下才对，而不是想着先去责怪谁？他听后面孔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纹。
这个事故，我后来仔细回忆了一下。如果我的电动车违规，像马路上有很多骑行者一样后面座上个人，那后果将是不堪的；这又次印证了一个人规规矩矩地遵纪守法，最大的得益者应是他本人。我将赔偿的三百元，再加上原来旧车可处理五百元，自己再贴上一千多元买了一辆新的电动车。
今天我们处理交通事故的手段方法等更加丰富了，特别是借助于先进监控技术的使用，将交通事故的原来面貌一览无余；固定证据的方法可信便捷。但三十多年前一线处理事故的老民警们，他们在我国城市刚出现高架道路通行之初所开创的交通管理的模式，就当时来说是卓有成效的，其工作的内容也很有开拓性。开拓者总是与勇气和聪慧融乳的，有着甘愿冒失败风险的品性。后来人要秉持厚道和感激，应该记住并致敬。
写到这里，离题目要表达的中心可能扯远了，犯了写文要贴着“主题”写的大忌。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个心结难以抹去，只有写上了上述的文字，内心似乎才会爽些。
由于安全员在岗的时间比较长，经手八年的交通事故积累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大多数事故的当事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淡忘了。但有一位当事人，我至今还没有忘记。不是这个事故的损失有多大，或者亡了、伤了多少人，现场有多惨烈；抑或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当事方”如何呼天号地，怎么漫天要价，全力耍尽心机等，以上都不是。而是这位“当事人”在认可赔偿方案，签完了“交通事故调解书”后的一番言行在我内心所引起的涟漪，至今还会常常泛起。
那是一九九五年春节前夕的一个朔风凛冽上午，车队一位驾驶员驾驶一辆轿车按正常车速行驶在松江人民路上。当时的人民路还是来回双车道，没有人机隔离安全带。与轿车同向的一辆自行车突然没有示意来了个左转弯，与轿车相碰。轿车制动不及，骑车人倒地受伤；造成轿车右灯损坏，骑车人左脚腓骨骨折的后果。
事故发生半年后，松江交警来电告诉我：受伤人基本康复，事故可以“了”了。
三十年前，松江交警事故科办公的位置离事发地人民路的西面大约三公里，也是由几排彩钢板的临时房组成。我与驾驶员一早就从市区出发来到了松江。经办民警将事故的大概过程和责任认定的情况与我和驾驶员交流了一下。民警是位干练爽快人，业务也极为娴熟。我们驾驶员的操作，就当时的交通法规来说，要套上瞭望不够，措施不力等之过。给了个事故“等责”。
受伤者是位三十开外的松江当地女性，虽然天气已经炎热，但头上还扎着当时郊区女性常见的蓝白相间头巾，红扑扑的脸上泛着一层汗水。手里拿着一个深色尼龙布袋，布袋上缀着淡淡的小花。从布袋里面她匆忙不停地递出“病史卡，就医凭证发票及与事故相关等资料”。
退休后与上海邮政局车队分享车辆自动驾驶系统知识。（2018年4月27日）
厚厚一叠资料，散乱又皱褶。我先将资料用手一张张尽力抚平，然后按就医时间分开集中；将病历卡上看病的时间与就医发票的时间吻合相接，分成一堆。并将与事故没有关联的资料剔除在外，细心地将为何剔除情况与对方说明。遇到对方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提出的疑问，将剔除的原因与对方耐心讲明；语气尽量轻声缓慢。
眼前这位老实淳朴的农村妇女，此时最要紧的是不要让她心里有“职业”诱导“不职业”之嫌。我的言谈举止要让她感到真诚和坦荡，是处理好这个事故的关键所在。
我将所有“交通事故凭证”收拢叠齐后，关切问道：病完全养好吗？多年的处理交通事故的经历，我也多少懂得了一些人体结构上的知识，特别是在人伤事故中易于损害的部位，康复的时间大概要多少？脚腓骨骨折骨裂是人伤事故常见的一个部位，因为车辆撞击骑自行车后，骑车人会有个习惯的动作，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会用脚底朝路面“支撑”一下，这一“支撑”因为比平常的冲击力要大得多，易造成脚腓骨骨折骨裂。一般情况下，三个月的治疗应该是充裕的，现在已经过了半年时间了；但我不能表露出急于处理的姿态。再三告诉对方：字一签，等于这个事故就处理好了。你以后如果再有什么三长二短，我们只能爱莫能助。
她和她一起来的丈夫听了我的话，双方对视了数秒；都没有说话，嘴角来回蠕动了几下。二个人的表情似乎告诉我，他们也定下心，今天准备将事故“了”了。
这样我与对方暂时离开了经办民警的办公室。因为在我们身后已有很多人群排着队要等待着处理事故。民警也在忙不迭翻阅着案卷，要大家保持秩序和安静。
我和对方又回到了事故处理的等候大厅。这时的大厅杂音鼎沸，人头攒动。我手捧当时常用的黑色小巧的日产“计算机”，按交通事故“人身伤亡事故十二项赔付标准”的内容一一对照，将对照出来的各项数额再一一揿来，敲出了这次事故赔付的总数；最后再按双方的责任进行了赔偿划分，赔偿对方的总金额也就出来了。
我先去了民警办公室，将赔偿对方的最后金额给经办民警看了一下，言语中也流露出先征求民警意见的看法。与此同时将逐条赔偿项目下的数额来历，大体谈了我的基本想法。
民警的办公室内，等候处理事故的人比先前少了很多。经办民警看到赔偿数据后，几乎没有停顿就对我说：让对方到他办公室来。
在我们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经办民警对赔偿数据谈了自已的看法。认为这个数据在交通事故赔偿的原则下，尽可能考虑了“受伤者”的具体情况，是一个可行的赔偿方案。让我们双方对这个方案表个态。
我简述了一下赔偿数额的来历，对标及法律上可放大的一些尺度。最后我特地强调，对方今天也可以不签字，将最终赔偿数字回去咨询一下周边熟悉的专业人士后再定夺。
对方听了我的话后，也像先前一样，脸上几无表情，只是都朝民警看了看。民警适时地对对方说：这个赔偿的数字已经可以了；说完又朝着我：还有放的余地吗？
民警的问询口气，凭直觉：这个事故已经非常接近签字了结的地步。看着赔偿草稿几行数字，我微皱眉头，考虑数秒。只有在“人物损失一栏”下加个几百元，我勉为其难地表了个态。我边说边看了民警和对方。民警听着我的表态后，用松江当地方言朝着对方说：人家单位的安全员，考虑也蛮周到，也蛮上路的，心也很诚的。
这样在民警的调解和见证下，双方终于签署了“交通事故人身损失调解书”。当年处理交通事故的民警，个个都是调解纠纷的高手，再大的事故都是在“调解阶段”了结，很少动辄上“法院”一事。
字签完后，我拿着单位有点泛黄的“有责交通事故处罚”规定章程，指着上面的条款对对方说：驾驶员这个事故要扣多少多少钱。也不失时机提醒对方在这起交通事故的一些过错，要下次引起注意云云。声调有点高亢，语气也夹些职业安全员味道。
对方将赔款慢慢放进了深色尼龙布袋内，欠着身子向警察和我打了招呼离开了民警办公室。之后，我与民警聊了一会也离开了。
室外，时近中午，烈日当空。在阳光的照射下，我和驾驶员走到“事故科”的门外，看到对方站在四周光秃秃的道路旁，汗水淋漓。双眼一直盯着我们；外表的样子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头脑首先起的念头：是否对方对赔偿方案反悔了？
2007年作者获上海市安全行车管理先进干部荣誉证书。
我关照驾驶员先不要到车辆旁，停在原地。因为曾经碰到过有些“事故方”对处理赔偿方案不满后悔的，找到车辆会缠绕不放，弄了事情了很被动；我一个人先径直来到对方身边，在处理事故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说什么话的“受伤者”喃喃轻语对我说：你们很远从市区到松江，忙了一个上午；现在已经是午饭时间，我和老公想请您和驾驶员到附近的饭店吃个午饭。
我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对夫妻站在酷热太阳下的等待，最终目的是想请我们吃个午饭。我的脑回路无论多么复杂精细，也不会往这方面想。
为了不辜负对方的一片心意，我看了一下手表说：时间已过十一点。而后编了个理由，我们要赶回单位，下午有个会要参加。
我坐上车后，将对方等我们的缘由与驾驶员讲了一下。驾驶员听后，一脸诧异；不由得不断说：这样的人现在也蛮少的。
我与驾驶员虽是同一单位，但由于驾驶员常常开车在外，平时接触机会不是很多。早上在去松江的路途上与驾驶员在车内交流几乎没有停顿，毕竟像这样交谈的机会不是很多的。但在返回上海一个多小时路程上，我和驾驶员基本上都沉默地注视前方，我的内心慨然很久，难以平静；想了很多，很多……
由于安全员岗位时间近八年。我经历了多次伤、亡人的交通事故处理场面，被对方鲁莽对待，甚至羞辱动手，皆为常事；我都能以职业理解的眼光，晃然而过。
但这对夫妻事故处理后的一番言行：在我很长时间的生命历程中遇到种种坛坛罐罐时，这位“受伤者”和她丈夫脸颊透红等待我们的场景眼中常现，带有松江方言的软糯之声耳畔常起；注入了鉴判人世间纷纭风雨的力量，充满了彼岸之感和眼前豁朗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