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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八大山人在书写《临河叙》时，经常改变原文中的用字和用词，这些改变在各版本中保持一致，如将“莫春之初”写成“暮春”，“有崇山峻岭”写成“峻岭山”，“又有”写成“更”或“更有”，“惠风和畅”写成“惠风何畅”，“信可乐”写作“洵可乐”。这些改动不影响文意，也不似一时笔误，而是可能在反复书写中形成的习惯。八大山人不断书写《临河叙》，不仅是为了感受王羲之书法的韵味，更是在体会魏晋名士的思想境界，这种临写方式符合玄学中“得意而忘象”的境界。
八大山人的晚年书风深受晋人影响，其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相契合，这与他一生的波折经历密切相关。八大山人的人生观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演变。他年轻时作为明朝宗室，接受儒家教育，准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而，明朝灭亡后，他为了避免清军的追杀，剃度为僧，隐居山林20年，深入研究佛教，并成为一名高僧。同时，他对道家学说也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晚年还俗后，八大山人投身于诗、书、画，效仿魏晋玄学家，将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思想融合，寻求避世超脱的人生归宿。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与魏晋时期相似，正当壮年，却遭遇社会巨变，从而失去了进取之志，选择隐逸避世。晚年时，对于恢复失去的国家感到无能为力，只能通过书画来表达内心的苦闷。
从八大山人晚年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既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也有消极出世的态度。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儒家思想，如《行书宋璟五律诗》轴、《行书程子四箴》轴；一些作品体现了佛家思想，如《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还有一些作品展现了道家思想，如《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册页等。此外，历代文人的失意、避世题材作品，如《行书〈琵琶行〉》卷、《行草书〈桃花源记〉》卷等，也是他书写的对象，这些作品正是他当时思想情怀的写照。而八大山人自己的诗文创作，更是将儒、释、道三教思想融为一体，并用玄学的语言进行演绎，内容往往深奥难懂，充满隐喻，正如邵长蘅所言，“如晋人语也”。
八大山人在晚年不仅书风受到晋人，特别是王羲之父子的深刻影响，其举止言行也颇具魏晋名士的风度。他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反映了他“形虽俗而志清高，身处世而心逍遥”的人格境界。
八大山人喜欢饮酒，醉后的行为古怪而不羁。据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记载，他虽然酒量不大，但非常喜欢饮酒。即使生活贫困，只要有人邀请，他都会欣然前往，而且往往喝得大醉。醉后，他常常墨汁淋漓地作画，似乎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作品。他在饮酒时的表现，如缩颈抚掌大笑，或者输掉赌注后抚摸胜者的背，都是他性格中率真、不拘小节的一面。醉酒时，他甚至常常感动得流泪。
在社交上，八大山人对待知己的朋友和显贵之人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前者，他会尽力满足对方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即使提供高额的报酬，他也未必愿意出售自己的作品。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会将送来的作画材料用作其他用途，如织袜。对于那些强迫他作画的人，他甚至可能会在室内随地大小便以示抗议。
这些行为体现了八大山人超脱世俗、追求内心自由的人格特质。他的书法作品不仅反映了这种人格特质，也体现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独立追求和创新精神。他在吸取晋人书法精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正是他实践董其昌书法理论的体现。
因此，八大山人晚年书法的三个影响因素——家学渊源、金石学风和魏晋玄学思想——是相互关联的，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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