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者法式善的往来信札及其书画收藏刍议

来源 l《西泠艺丛》2024年第4期、乾嘉同光

作者 l 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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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善（1753—1813），清乾嘉时期的诗人、学者、官员。原姓伍尧，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诗龛、梧门、小西涯等，内务府蒙古正黄旗包衣出身，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长年任职于翰林院、詹事府或国子监中，最高官至国子监祭酒。乾隆皇帝于1785年特为其改名为“法式善”，在满语中意为“奋勉有为”。法式善著作等身，如《存素堂诗文集》《梧门诗话》《槐厅载笔》《清秘述闻》等，包含诗文、诗话、笔记、掌故等多种文体，也曾参与过《四库全书》《全唐文》《熙朝雅颂集》等大型官修典籍的编纂工作。因常有论诗、选诗之举，法式善被誉为乾嘉时期的北方诗坛盟主，“主盟坛坫三十年”［1］，在诗坛颇有威望。

目前学界对于法式善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领域，讨论其诗歌风格、诗歌品评、诗学成就、诗坛地位、文献整理等，所关注的对象集中于法式善的文学著作。近年来涌现众多对于法式善的民族身份、诗歌用韵、社会交游、信札手稿等内容的讨论，其中包括多篇学位论文，说明法式善作为乾嘉学人与文人的普遍性，以及作为蒙古族诗人并且雅好文艺、交游广泛的特殊性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相关研究在广度、深度上都有所增加。本文希望通过使用《存素堂诗文集》《梧门诗话》等诗文、诗话等著作之外的信息，如法式善与友人之间的书信手札、收藏著录等内容，关注其书画等艺文活动，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详细考释，并探索法式善的收藏概况与书法面貌。

一

法式善本人于书画并不擅长，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其扈从出行时不慎坠马跌伤手臂，自此之后常常手战不能书，尤其无法书写工致的小楷，因此两度在翰林院考核中位列三等，遭遇降职。如陈康祺《郎潜纪闻》中所言：“两应大考，俱左迁。相传书法甚古拙，知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矣。”［2］可见书法已成为法式善仕途中的阻碍。他常常邀请善于书法的朋旧后学，如孙星衍、钱泳、汪正鋆、冯学淳等人为其题写卷前引首与序言，题画诗也常由他人代笔录于卷上。如美国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藏《七家诗龛图》是由七位画家所作八幅《诗龛图》共同装裱完成的，后有法式善为七位画家分别作诗一首，即《七家诗龛图歌》，由辛梅臣书写。此卷上另有清嘉庆十五年（1810）汪正鋆作记，1812年冯学淳受法式善之命题写引首。这幅由法式善主持、装裱、收藏，专为其书斋诗龛所作的作品上，本人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可见其平日对于书法的刻意回避。

在绘画方面，虽然法式善向庞大的画友群体征集了众多《诗龛图》《西涯图》等描绘个人生活与成就的作品，然而其本人并不善画，目前并未发现真实可靠、出自法式善本人之手的绘画作品。其一生以诗歌学问为主业，对于画史画理也并不精通，如《兰雪堂诗集序》中所言：“余不能画，而喜购画，不善书，而喜论书。”另外《白阳山人墨笔花卉送观生阁藏弃识以诗有序》中有“诗龛道人惟解诗，书耶画耶全弗知”等［3］。法式善曾过目众多元明时期名家名作，并有题诗，如《黄子久春林远岫》《王叔明花溪渔隐》《倪元镇渔庄秋色》《陈惟允溪山秋霁》《王孟端湖山佳趣》《沈石田柳州烟艇》《唐子畏水亭午翠》《文徵仲郭西闲泛》《陈白石烟峦叠嶂》《钱叔宝溪山深秀》《陆叔平溪山余霭》，但是他关注更多的是画中清幽宜人的景致与画中诗意情境的营造，并非画家的笔墨功夫。如倪瓒《渔庄秋色图》中，法式善沉醉于画中萧条淡泊的诗意，绘画成为引发其诗兴的媒介：“秋气萧然入笔墨，荻败芦荒都有色。三家五家杨柳国，水烟阻人行不得。短篷摇曳日夕昃，鲤鱼风起云沙黑。老树空崖自欹侧，茅亭路远黄叶塞。昨日溪南今溪北，日日捕鱼谁之力。”［4］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法式善《行楷书诗稿卷》（图1），是于嘉庆八年（1803）正月上元日，录古近体诗五十章为记，其中多为纪游之作，如《由天城万松越岭抵青峰寺》《由双峰寺出西峪归饭寓斋》《由感化寺至千像寺》《自枕漱山房抵古中盘慧因寺》等（录于《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十四），以及上述录于《存素堂诗初集》卷五的《题元明人画卷》等题画诗。卷中文字清秀文雅，端庄沉稳，章法排布大小匀称，字形方正中显圆润，具有明显的颜真卿楷书笔意，可见法式善身为馆阁中人，却有意突破小楷千人一面的状况，力求晋唐小楷的变化，然笔力稍弱。卷中有《思元主人以临摹诸帖见贻，并示游香山卧佛寺诗次韵》一诗，是法式善称赞思元主人，即宗亲裕瑞临摹之作，恰可用以形容此卷笔意：“细字森斜行，精神巧结构。妙处不相师，独能出细瘦。新篇极幽陗，泠泠滴雪窦。”在此诗卷的最后，法式善自称因忙于修书，无暇作诗，即使有也多为应酬之作，“然三四年之别又不甘以废业告知己”。他在《存素堂诗初集录存》自序中也提及自己自入词馆后诗歌专攻应制之体，较少有适情陶性之作，后提调书局，入侍讲筵后，交游见多，应酬之作也渐多［5］。故宫博物院另外收藏两幅法式善的行书诗轴，相较于恭谨方正的楷书，此处的行书字形瘦长，笔墨舒展，墨色浓淡相间，姿态力求轻灵飘逸，是传统帖学的柔媚书风，应是受到了董其昌的影响。且书风多变，应是学习了多家风格的结果。其一是为“杏垞大兄”所写（图2），内容为诗文集中所载《昌溪村八景为吴子野赋·竹林夜读》：

凉露泻银汉，因风滴竹梢。三更幽梦醒，掩书未即抛。柴扉绿阴闭，月下孤僧敲。［6］

 图 2 行书诗轴 法式善 故宫博物院藏

图 3 行书诗轴 法式善 故宫博物院藏

图 4 《送朱鹤年诗》 法式善 日本澄怀堂美术馆藏

其二是为“允昭世讲先生”所作（图 3），内容为《约同人看荷花有不识蹊径者念之以诗》以及《国花堂坐雨》两首：

萝径接松（红）墙，林深古寺藏。一楼明远水，万叶下新凉。花外鸥全碧，云中草亦香。江湖望寥寂，露白与霞苍。［7］

云阴吹不去，雨气满西山。孤鸟叶兼下（孤蝶叶兼度），万蝉声各闲。楼欹花作屋，桥断路成湾。钟磬隔溪响，老僧催我还。旧作书应允昭世讲先生属。［8］

日本澄怀堂美术馆藏有另一诗轴（图 4）：

“江上梅花繁所思，疲驴破帽去迟迟。听钟野寺秋凉夜，曳杖荒村日暮时。南国有山皆入画，西堂无梦忽成诗。何年访尔扬州市，短笛横吹鹤倒骑。奉送野云山人归里即致，梧门法式善。”

朱鹤年自扬州北上，寓居于京师，为法式善、翁方纲等众多京师名流作画，声名大噪，归乡之际，此轴即为法式善专为其书写的赠别之作，可见二人友谊之深厚。

以上四首诗的风格较为统一，对仗工整，语意清旷，描绘了小桥流水、古寺老僧、风轻露冷的自然景象，夜半梦醒时有孤僧叩门、钟声邈远，兼具陶渊明的平和淡泊与王维的清新流丽，应是最能够代表法式善诗风的作品。吴锡麒称其“酝酿群籍，黼黻性灵，清而能腴，刻而不露”，洪亮吉称“清峭刻削，幽微宕往”，王昶称“质而能癯，清而能绮”［9］。由此可见，书写自己的诗作（包括此前所作的旧诗）赠人，成为法式善的常用社交方式。

二

清代学者的书信手札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出现诸多关于清代信札的图录与研究，因其作为文人学者最便捷与常见的交流方式，内容包罗万象，如日常问安、索诗索画、诗文唱和、引荐后学、商定文稿、约定雅集、探讨学术、钱财往来、交办事宜、报喜贺庆等，为了解清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学学术提供了大量信息与研究资料。部分学者针对信札、日记中“日常书写”的书法形式与内容进行了研究，并以此展开了对于士人精英文化生活与社会交往的考察。

由于交游广泛，在诗坛、学界中名望素著，且喜好奖掖后进，法式善成了乾嘉时期京师文士交游圈中的重要人物，与京师内外的诸多文士名流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有书信往来。马振君《孙星衍致法式善书札五通考释》、林珊娜《翁方纲〈致法式善行书卷〉释考》、王红霞《袁枚致法式善、王葑亭函札考释》、王博研《故宫博物院藏钱泳致法式善九札考释》等文章都对他人致法式善的信札内容进行了考释，揭示了法式善与友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如积极为钱泳刊刻《诒晋斋法书》寻找人脉资源［10］、袁枚引荐郭麐与法式善相见［11］、孙星衍引荐董琴南至法式善处阅览官修典籍［12］等。另外，在铁保致法式善的信札中，也可见两人商讨《熙朝雅颂集》编纂内容［13］、法式善之子与那彦成之女的婚事等内容［14］。

作为与友人通信的另一方，法式善本人现存信札数量较少，且未曾经过系统整理，因此并未受到过多关注。小莽苍苍斋藏有法式善致王嵩高的信札一则（图5），不仅展示了法式善平日里的书法面貌，同时展现了其与友人之间交流往来的经过：

法式善顿首：少林先生阁下，忆违雅范七八年矣，中间两奉手书致候起居，谅入典签。兹接翰言，可抵良晤。拜读家集，实风雅之宗，后学之津梁也。以消遣岁月，竟无卓越之作可以印证知交。弟所居诗龛，为前明李西涯旧址。弟近为考订明确，绘图赋诗，并于六月九日李文正生日，集都下名士四十余人赋诗，以当清荐。尚属雅事，可以奉闻左右者。《梅石心知图》在范苇舲处，渠云水踪迹，往来无定，不知何日得睹诸公名句也。程生自是佳士，□当□□，勿厪雅怀。余不宣。法式善拜启。六月十六日。

寄去《西涯诗》及《续西涯杂咏诗》，附呈诲正，倘蒙赐和，则西涯必为之生色也。

图 5 致王嵩高信札 法式善

法式善并未书写年份，只称是在六月九日为李东阳做寿之后的六月十六日。李东阳号西涯，是明代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也是法式善钦慕的前辈。经其在《西涯考》一文中详细考证，称自己所居之地，即积水潭乃李东阳旧址西涯所在，因而自号为“小西涯居士”，并由此展开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赋诗、绘图、画像、拜像，以及每年六月九日为李东阳做寿等，连续多年不曾懈怠［15］。法式善于清嘉庆二年（1797）作《西涯诗》三首，嘉庆三年（1798）作《和西涯杂咏十二首用原韵》以及《续西涯杂咏十二首》。同年（1798）六月九日，广泛邀人于西涯雅集，参与者众多，包括翁方纲、罗聘、铁保、瑛宝等众多在京文士名流、画家，见《六月九日招同人集西涯旧址》一诗：

风流两县尹（石楼、虚堂），趋跄拜诗老（覃溪先生）。古佛耦无猜（梦禅、两峰），禅心托画稿。谁鼓冰玉琴，松风吹浩浩（庆亭）。解衣磅礴者，据石作狂草（冶亭）。余辈名海宇，笔各云烟扫。旨趣虽不同，要皆适于道。情文取真率，来去奚迟早。物贵任天动，春荣而冬槁。所以池上花，开谢年年好。［16］

法式善在信札述及自己考证、尊崇李东阳之始末，并将《西涯诗》与《续西涯杂咏》同手札一并寄予王嵩高，并述及几日前西涯雅集的盛况，希望得到其和诗。由此可见法式善向各地友人征集和诗，通过京师内外的广泛唱和来传播自己尊崇李东阳之举，强化自身与“西涯”之间联系的经过。在此过程中，法式善的诗歌与事迹在京师与地方之间开始广泛传播。

法式善提及的另一幅《梅石心知图》在当时也有广泛题咏唱和。法式善《蒋香杜棠、于野莘同访诗龛，出钱辛楣大昕詹事所署梅石心知图并题句见贻》一诗中记载，1798年，蒋棠、蒋莘来访诗龛，将钱大昕所署《梅石心知图》转交于法式善［17］。根据法式善《题朋旧尺牍后·钱辛楣少詹》一诗记载，他与钱大昕仅有一面之缘，钱氏公子来京应试，钱大昕遂请王翚之后王州元画法式善像，署名为《梅石心知图》，并请吴下诗人题咏成轴相赠［18］。钱大昕在题诗中称法式善为文坛盟主，并表达了尚未会面只得神交廿载的遗憾，以及亲至诗龛谈诗论艺的愿望［19］。每忆及此事，法式善即心有戚戚，颇有与钱大昕惺惺相惜之感。

在《诗龛论画诗·王山人州元》中，法式善称此前初彭龄曾以王翚所画《梧石图》相赠，钱大昕复请王州元作画，署名《梅石心知图》相赠，“石谷孙画石，置我梅花左”［20］。蒋征蔚《题时帆祭酒梅石心知图》中也称图中补景是由王州元完成的：“即看画手苍凉甚，踪派遥分乌目山，补景者石谷曾孙。”［21］

法式善于1810年所作《病中杂忆·吴中三蒋》中又称钱大昕所署名的《梅石心知图》是蒋莘所画：“蒋于野画余小像，至苏州装为长卷，竹汀前辈署额《梅石心知图》，吴中贤士大夫皆有题咏。”［22］然而蒋莘《奉题时帆先生梅石心知图》中却记载道，某日晨起，范君（应为范苇舲，笔者注）前来拜访，自称是从帝都归来，并向蒋莘展示了法式善书札与画像：“袖中出公书，奖饰兼吹嘘。继出画像容，容色何安舒。光风昭霁月，至乐性有余。”［23］在观览法式善画像后，两人在图上添绘景物，并向他人索题：“为公商位置，为公布箖箊。长梅植于前，怪石承其趺。山涧写潺湲，碧草层层铺。为公索题句，老辈捻吟须。”［24］按照蒋莘的说法，此图中梅石景物应是出于其手。画家、题跋者、像主、赠画者关于《梅石心知图》的多处记载皆有矛盾之处，这可能是当事人时隔多年记忆模糊，或是《梅石心知图》不止一卷，抑或其中的人像与梅石的补景由不同画家分别完成，在此暂且搁置不议。

无论画家为何人，此《梅石心知图》应以法式善小像为主，画中其容色安详，清标隽逸，有“神仙风貌”“冰雪之姿”，辅以梅花、白石、溪水，法式善《钱辛楣前辈寄〈梅石心知图〉卷，阅十年矣，久欲跋一诗而未能也，秋夜题此以当怀人》一诗中所言，“石云气蒙蒙，梅崦风疏疏”，王州元用笔如倪瓒般萧散，“中腴外老苍”［25］。苍石梅花是用以突出像主之淡泊高洁，如钱大昕《题法梧门梅石小照》中所吟咏的：“先生诗味似寒梅，不学秾华桃李格。素心相对石丈人，磊落不减米家癖。”［26］

《梅石心知图》曾在吴中文人群体间广为流传，一时题咏络绎不绝，多人在题诗中表达了对于法式善的仰慕。吴蔚光更因见此《梅石心知图》后，特意作另一幅画寄给法式善，以慰离思（吴蔚光《奉题时帆先生梅石心知图，即以奉怀》）［27］。钱大昕明言图中所画乃苏州城南邓尉山之梅花胜景“香雪海”与洞庭湖石，因此许多人曾提及江南风貌，并且表达了期待法式善这样的“玉堂仙人”能够来访。如李尧栋“天平山石碧云，邓尉梅花雪海酣，此是三吴好风景，乘轺何日到江南”（李尧栋《范苇舲蒋于野梧门祭酒行看子索诗，忆旧怀人感而有作》），王昶“同寻香海千株雪，更访云根万顷湖”，范来宗“谁知邓尉山前景，尽被君家收取来”［28］。谈炎衡《奉题时帆先生梅石心知图》一诗中甚至提及曾经在此地稍作停留的文人巨擘王士禛，认为法式善可继其后主掌坛坫，可见法式善及《梅石心知图》在吴地的影响之大：“新城王渔洋先生曾过姑苏邓尉山观香雪海梅花，流连赋诗，一时唱和称盛，爱太湖中山色，因取以自号，留像还元阁中。今梧门先生梅花玉照传遍大江以南，其有预兆棨戟来临之意欤？吾党曷胜翘企。”［29］法式善在十年后仍以未曾亲至江南为憾：“江南无由至，何日见香草。闻声辄相思，令我增懊恼。”［30］

法式善与钱大昕二人之间常有书信往来，如在1797年钱大昕致法式善信札（图6）中可知，钱大昕对于法式善的诗名才名以及翰林清贵的身份素来仰慕，只是京师与吴地相隔甚远，且身体孱弱无法北上京师，因而二人素未谋面。此前，吴蔚光曾受法式善之托携《梧门图》《诗龛图》登门拜访钱大昕，并索题诗，今岁又在蒋莘处看到法式善的信札中曾提及自己，十分感念。因而此次借友人入京之便，将自己的书信带给法式善：

大昕顿首梧门老先生阁下，大昕蹬伏江乡为日已久，于都门贵人未敢轻通尺素，大人当今山斗，诗文播在人口，弟素所钦仰而燕吴迢递未及瞻韩，时以为憾，乃去冬吴竹桥以梧门、诗龛两图见示转述台谕索题拙句，草率不恭，谅为大方喷饭。今岁又于蒋生莘处得见尊札，齿及贱名伏念，大人身依日月之光，交游满海内，乃犹于细流寸壤，素未通殷勤者亦复吹嘘及之，殆所谓前身有香火缘者耶。弟目眊耳聋日甚一日，无由再作春明之游，唯望旌节南来吴会或得于道左一识紫芝眉宇也。兹因陈稽亭工部入都之便，敬附寸函奉候兴居，不任驰切之意。学弟钱大昕再顿首。丁巳（1797）七月十五日。

图 6 钱大昕致法式善信札

此外，钱大昕还曾在书信中向法式善推介和称赞陈诗庭的绘画，不久陈诗庭便持所画《诗龛图》登门拜谒，见法式善《陈诗庭画山水》一诗：“钱公（竹汀）远寄书，称述陈子画。陈子持画来，老梧秋叶败。虚堂落江影，中有诗境界……生平志山水，写成肯轻卖？”［31］

以上法式善致王嵩高的信札以及与钱大昕之间的往来，揭示了法式善与京师内外的文人学者之间通过书信进行题咏唱和的情形。其中既有法式善本人的主动求索，又有他人出于其他目的的主动投靠，既有友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又有客观存在的利益交换，内容多是围绕诗歌书画、学术探讨、文集编纂等展开，不仅具有学术性、文学性和艺术性价值，又充满人情世故的考量，揭示了乾嘉时期文艺之盛与庞大社交网络的形成。

三

法式善着力收藏甚久，古籍图书、法书绘画、金石篆刻、碑版铜鼓、诗文手札等等无不包含，正是《存素堂书目跋》中所谓“三十年来，一甑一裘，悉以易书”［32］的成果。1798年，法式善曾将自己的收藏作一整理，辑成《存素堂书目》四卷、《诗龛藏书目录续编》一卷，以及《书画录》四卷（分别为“册”“卷”“轴”“扇”）以“留示子孙，传诸奕世”，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虽然记载简略，但是从中犹能观得诗龛收藏的概貌。在序言中，法式善称京师书价昂贵，贫士难以承担，其所藏书目大多是“大江以南爱余者多以副本见贻，益以生徒所缮写中秘本”，逐渐累积至充楹溢栋［33］。法式善还有《存素堂印簿》一部，收有白文七十一，朱文七十三，共一百四十四枚印章，是仿照查礼《铜鼓书堂藏印》之式所辑。根据其序言可知，虽然法式善本人对于金石篆刻并不精通，但是“喜与一代贤豪游”［34］，因此四方之士来到京师，过访诗龛谈文论艺时皆各出所长相赠，其中便多有工篆刻者。

至于书画藏品，其中虽然不乏前代名家真迹，如王冕《梅花图》、王绂《蕉石小景图》、倪瓒《顾阿瑛笠屐图》、沈周《白云流水图》《枇杷图》、文伯仁《秋色览胜图》《甲申十同年图》、陈淳《墨笔花卉卷》、王翚《梧竹清阴图》、傅雯指画等等。但是更多的是当代书画家的作品，如刘墉、翁方纲、罗聘、瑛宝、马履泰、张问陶、王芑孙曹贞秀夫妇、笪立枢等等。除了法式善向众多画家征集的表现自己生活、经历与志向的《诗龛图》《西涯图》《梧门图》之外，其他本不属于法式善的藏品多是他从友人手中求得，也常是临摹本，这也符合法式善财力不足，无法承担更为贵重的书画真迹的记述。如蒋衡曾临摹李东阳西涯诗帖，因法式善有西涯之作，遂重临一本，由蒋衡之孙蒋和赠予法式善，“楮墨虽败，神彩尚存”［35］，法式善不仅作《蒋湘帆临西涯诗帖跋》，还以李东阳原韵和诗一首；康熙时期翰林《崇效寺看梅诗册》是法式善读书于广慈庵时，从千佛殿中寻出［36］；《鄂刚烈公试卷》是从其子鄂岳处求得；钱沣《画马图》是1799年法式善借居徐静秋宅时见到壁上遗留此画，故收藏之；欧阳公南唐官砚拓本是由铁保的藏品拓得。藏品中常见当世文人画家的诗画合璧之作，如“扇”部中即有《铁冶亭书罗两峰画》《陈伯恭书缪石林画》《梦禅居士书郑亲王兰花》《翁覃溪先生书罗两峰山人梅》《王惕甫诗罗两峰红白梅》《吴山尊诗笪绳斋画》《张兰渚楷书余竹西墨竹》《赵味辛书冯海粟画》等［37］。法式善及其子桂馨先后去世后，家中收藏全部交由桂馨之妻索绰络氏保管，“以一妇人搘柱清门，宝守先集”。索绰络氏对待法式善之收藏极为审慎，即使自己的父亲英和欲借观亦不例外：“守诗龛中遗书，扃鐍牢固，相国归自卜魁，欲观祭酒所辑《朋旧及见录》，约以毋借它人，并先订还期，然后出，其慎如此。”［38］

这些藏品不仅代表着法式善的文化地位与审美品位，同样也可以作为社交的媒介。每逢友人过访时，法式善都以诗龛所藏书画见示，使客人有机会瞻仰古今画手的佳作，或是携带书画至他人书斋或雅集场所中，遍邀题跋品评。众多书画藏品中，董邦达所绘《秋山霁色图》（法式善《书画录》中记作《清秋烟翠图》）颇为瞩目。《梧门诗话》记载曰：“余藏董文恪公邦达《清秋烟翠图》，盖公甲子岁直庐笔也。题跋皆同时南斋供奉诸公计九人。陆丹叔费墀见之，以为墨宝。余复遍乞今直内廷诸公题咏。”［39］

端方《壬寅销夏录》中对《秋山霁色图》的画面、题跋、钤印等情况皆有详细著录。此图由张照题引首“清秋烟翠”，以水墨画溪山平远之景，董邦达题曰：“秋山霁色。仿檀园居士笔意。”上有乾隆甲子年（1744）励宗万、张若霭、嵇璜、庄有恭、索绰络·观保、戴临、陈邦彦等人题跋，皆为彼时供职于南书房内的翰林清贵［40］。诸家题跋中皆认为董邦达此画乃一时兴起时的不经意之作，气韵生动，深得董源、董其昌之神邃，如励宗万：“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远树或疏或密，则有情，此思翁论画诀也。东山太史仿檀园小卷，笔致秀逸，得起伏疏密之处，真华亭后身，故能深契家门画旨。”“檀园”指明代李流芳，其画风平淡温和，以笔墨塑造风景，逸气生动，是董其昌绘画思想及风格的忠实追随者与发扬者。秦祖永称其“笔力雄健，墨气淋漓，有分云裂石之势，后之摹先生画者，须先养其温和恬静之气，而后研求先生风骨神彩，则霸悍之习自除矣”［41］。董其昌本人也对李流芳评价甚高：“长蘅以山水擅长，余所服膺，乃其写生，又有别趣，如此册者，竹石花卉之类，无所不备，逸气飞动。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42］此画仿李流芳笔意，实际也是直追董其昌。

此图最晚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已被法式善收藏，他不仅在文渊阁校书之余请人传观，还曾经将此卷携带至澄怀园、近光楼等雅集之所，并广邀题跋。自1782年至1809年，除法式善之外，共有蔡新、曹文埴、德保、翁方纲、王杰、陆费墀、金士松、董诰、汪承霈、王燕绪、潘庭筠、陆伯焜、玉保、刘跃云、阮元、那彦成、英和、戴衢亨、席煜、赵秉冲、姚元之、周系英、王以衔、觉罗桂芳、黄钺、王泽等人题跋其上，后于1870年被鲍源深收藏。题跋者无一不将法式善所藏《秋山霁色图》视为“拱璧之宝”，不仅因为其笔意苍秀，有尺幅千里之势，气韵魄力较李流芳更胜一筹，如刘墉所言“脱尽蹊径，独见天真，非世间工画者所能仿佛也”，还因为“物以稀为贵”。董邦达入直南书房，其所书所画皆流入内廷，流传在外者甚少。此卷乃董邦达“南斋清暇”时偶然适性所作，并非草草酬应之作，弥足珍贵。并且当年（1744）在卷后题跋之人皆同为南书房之“前辈钜公”，诸家名迹荟萃于一卷之中，更被视为吉光片羽，题跋者也因能够附名于前辈先贤之后而倍感荣幸：

乾隆丁未七月七日校书文渊阁下，时帆学士携此卷传观。时新秋荐爽，阁后迭石蜿蜒耸峙，与卷中笔墨相为映发，因共叹文恪公当日久直内廷，其所绘画流传外间者绝少。即间为人作，非迫促酬应，即假手捉刀人。若此卷得之闲暇适意之余，而题识者又俱一时宗工，如米元章所谓真赏鉴家者宜，时帆有拱璧之宝也！福山王燕绪、武进刘跃云、钱塘潘庭筠、青浦陆伯焜同观。［43］

法式善对此《秋山霁色图》评价甚高，因其善用水墨皴法，生气横溢，与董其昌、李流芳不相上下，与其本人的审美品位相符合。见其1812年所作《家藏董文恪公秋山霁色图，南斋诸公历有题识敬赋诗跋尾》：

文恪直南斋，前后三十春。南昌彭文勤，公昔手录甄。述公工六法，天授非由人。随手水墨洒，古黛层层皴。清光浩无际，动与造化邻。小幅仿檀园，橐笔立紫宸。生气远溢出，谁复穷崖垠？是年下马陵，面目匡庐真。漫设青蓝喻，岂涴香光尘。先祖手泽诒，何啻连城珍。南斋盛题识，墨色争鲜新。富春今相公，此纸当传薪。（儿子桂馨辛未会试卷已摈弃，富春相公特为拔出）凡为我子孙，视此香火因。［44］

结语

本文以几件法式善的诗轴、信札、收藏为例，揭示了法式善与友人之间交往的细节，对于其书法面貌、书画收藏等有所关注，揭示了以往法式善研究中常常被人忽略的一个侧面。

法式善书画皆不精通，蒙古族包衣的出身又使其与传统汉族士人拉开距离，因此无论是在官场、诗坛还是画坛中，他都是一个较为孤立的个体。为打破这一局面，法式善积极以诗歌书画为媒介展开交游，通过频繁的诗画雅集活动，建构了广阔的交游圈，掌握了众多文化资源。他凭借在官场和学界的地位巩固诗坛盟主的地位，同时不断征集相关诗歌和绘画，又通过绘画的流传宣扬诗名，最终其名望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当时北京众多文化中心的主持者、赞助人、收藏家之一，在士人圈中担任重要角色，风雅之名甚至遍及京师内外。因此常有学子、考生、画家、诗人前来投刺拜谒，往往以友人书信为凭，如法式善《清籁阁诗集序》中所言：“余学识谫劣，误为海内才彦见推，不远数千里殷勤通问，其或至京师旅舍未定，先来谒余者比比也。”［45］1801年吴锡麒为法式善文集作序曰：“今时帆奖借士类，乐与有成，一时贤士大夫屣满户外，四方宾客奉尺牍问讯者日数十。至其好贤乐善，吾不知视庐陵何如。”［46］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