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刘老师再一次强调了风格不统一的问题：“'昆仑石刻’将秦石刻、诏版、秦简的文字混在一起使用，却难以将不同风格和谐地统一为一种风格。这是石刻作伪者难以做到的。”我清楚刘老师原本想表达的意思是，在“风格统一”这一点上，石刻作伪者难以做到，但这里出现了病句。病句归病句，大家都能理解，无伤大雅。接下来刘老师又引用北京大学研究古文字学的董珊教授的意见，指出“皇”字写法的问题。
刘老师在《再说“昆仑刻石”》一文中引用商承祚老先生的话说：“凡是见到一张拓本，如看出可疑的地方须平心静气的来审查，宁愿苛求，不可原谅，否则易为伪者所欺。”因此，对“昆仑刻石”的认识（质疑），也应当本着“宁愿苛求”的态度。
在正文中刘老师又指出“昆仑刻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引用金石大家陈介祺先生的“笔笔卓立，各不相乱”，强调写字要“笔笔起结立得住，贯得足”，佐证“昆仑刻石”在行气、疏密、笔势三个方面都“立不住”。然后，引用容庚先生“力缓筋懈”“石花板滞”等碑帖鉴定术语，说如以此法看“昆仑刻石”，只凭拓本（照片）的字形分析，恐难辨其真伪。但是又说，“石刻辨伪，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非一时所能定论。伪刻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也终将会被颠覆。”
文中刘老师认为，“昆仑刻石”以秦篆书写，对当代略通书法者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同时再次强调，“'昆仑刻石’的书者将所见各类秦文字资料汇于一起，却难免有章法杂乱、字势不统一之嫌”。这个观点，与《献疑》一文的观点一脉相承。
整体看下来，刘老师的观点，无非就是“行气、疏密、笔势”三点不符合秦代刻石的特征。但是我认为，刘老师的观点虽然也用了很多例证，实质上是立不住脚的。
“行气、疏密、笔势”这些书法概念，本身就没有统一标准。您研究书法，我也研究书法，您认为“昆仑刻石”的行气、疏密、笔势都不对，而我却恰恰认为它都对。您认为它不对举了很多例子，而我认为都对，也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因为行气、疏密、笔势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虽然刘老师在第一篇文章中是分开进行阐述，但中间也多有交差，所以我就不分开说了。
首先是布局，刘老师认为“昆仑刻石”的布局“疏密不均、大小不协调”，对比秦代文字统一后的诏版、权、量，就有很多疏密不均、大小不一的文字存在。相同的字，比如“廿六”二字，在有的器物上很大，有的则很小。笔画简单的字，也不一定像刘老师所说必然写的小，比如秦诏版上“天、下、乃、不”这些字明明笔画简单却写得很大，而“號”字，笔画比前几个字都复杂的多，却写得很小。诏书当中最后那个“之”字，在不同的诏版上大小也不同，有的独占一个字的位置，有的则被压缩到了一角，这是根据版面大小来安排的，没有完全整齐划一的标准。
然后再看行距，刘老师说，“通观石刻，章法凌乱不堪”，刘老师不但举了几个官方刻石的例子，而且还在“昆仑刻石”的摹本上打出线格图来证明。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虽然刘老师不认可官方刻石和民间刻石在标准和表现风格上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明清瓷器官窑和民窑存在区别一样，石刻也存在着官方和民间的区别。官方的标准高，文字整齐划一，没什么说的。民间标准低，没那么多条条框框，所以展现出来的就是大小不一，错落有致。更何况即便是官方的东西，也存在文字大小不一的情况，比如那块最有名的诏版，如果给它打上界格，效果跟刘老师打出来“昆仑刻石”是一样的。何况刘老师自己也承认秦代的文字就是存在大小不一的情况。那为什么自己认可的就是错落有致，而不认可的就是凌乱不堪呢？
（字数限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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