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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最开始思考这个概念，是刚工作时偶然读到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她是排在第三位我喜欢的哲学家。她优雅动人地探讨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还深入分析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历史上，男性哲学家是怎样塑造女性的。蒙田，法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歧视女性者。他有一位密友拉博埃西，英年早逝，蒙田在《随笔集》给了拉博埃西永恒的葬礼，对于蒙田而言，这是一种男女情色关系永远无法超越的、至高无上的友谊。在“论友谊”中蒙田表明“女人资质平庸，达不到这样的默契与交流”，并提出质疑“她们那不够坚强的灵魂似乎不足以承担如此紧密、持久的情感羁绊”。话虽到此，蒙田也有退让，“如果说可以与弱势性别建立起高级的友谊那么这必将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关系，灵魂和肉体将合二为一，成为人类完整性的完美状态”，甚至会有一些类似女权的表达，承认女人与男人的欲望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第三卷里，他劝女人尽可能地投入情人的怀抱，建议她们稍微“保持谨慎和低调”就够了。并且他还提出了战术性方案：匿名原则，建议女性通过隐匿身份来规避道德审判；反指控机制，用每个人都让别人戴绿帽子的反击策略，将道德质疑转化为群体性困境；认知盲区，主张蒙着眼睛质问伴侣，以减轻被欺骗的痛苦，也暗藏了人类情感中自我欺骗的普遍性。蒙田反对将情欲视为道德污点的二元对立，主张情欲的解放，在“美”的追求中实现任性的完整，当然蒙田自己也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蒙田在婚姻中通过冷落他的妻子，来反抗婚姻，他从来没有完整地看过他妻子一眼，然而大家一致认为她算得上是位“十足的美人”，但是他揭露了婚姻制度中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特别是女性作为“被定义者”的处境。“投入情人怀抱”的劝诫，也暗示了个体在情感选择中的自主权，像存在主义先声。卢梭，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恶毒的父权思想的歧视者。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因逃避法律制裁而离家出走，卢梭由姑姑抚养长大，早年生活坎坷，不同于出身贵族的蒙田，卢梭对女性的偏见尤为严重。卢梭认为，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是平等和自由的，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共同意志，但是在《社会契约论》中，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把所有女人都排除在了政治生活之外。他认为女性的自然角色是成为“贤妻良母”，并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只能守在家里，做饭做菜，换洗尿布，不能参加公民活动，他还痛骂了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议让女人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的想法，他主张实行歧视女性的男女隔绝制度，就像德国人歧视犹太人时，专门划分一个区域给犹太民族生活，进行隔离。卢梭主张，丈夫对妻子的一举一动拥有绝对的监管权，他必须保证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要求女性必须保持贞操和忠诚，“女人与男人不一样，她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因此她们没有能够获得公民社会所必需的德性。”但是他自己在25岁时，卢梭做了瓦朗夫人的情人，甚至带有乱伦色彩。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了男女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女性的教育应以家庭为中心，强调女性的柔弱和顺从。他指出：“对她们培养不应与男性相同，因为男人与女人之间最重要的品质彼此迥异。”卢梭认为女性天生不具备像男性那样的理性能力，而是更注重实践层面的理性。“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危机的国家，一个革命的年代……”，在他眼里为了离婚自由而斗争的女平民是带来世界末日的女骑士。他在所有政治思想作品中，宣扬政治条件平等的话，不包括性别，对他而言，在这个范围内的平等就如同是给了罪犯平等的权利。康德，18世界德国哲学家，卢梭的肖像画时康德办公室唯一的装饰品，每天开始繁忙的工作前，他都会在那里泡上清晨五点冒着热气的第一杯茶，《爱弥儿》也是康德的性启蒙教科书，他对女性的看法顶多比他的偶像嘴下留情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他从未娶妻，也不曾拥有情妇，未留下子嗣，从未有过引人怀疑的同性恋情，充满禁欲的味道。康德在《人类学》中对女人的讽刺“那些受过教育的女人，她们对待书的态度差不多像对待手表一样；戴手表是为了人们看见她有一只手表，至于手表是不是停了，或者时间不准了，一点也不重要”。康德贬低女性的理智与男性存在差异。他对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否定态度，认为女性不适合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康德把男人归为完全独立的、有选举权的“积极公民”，而把女性归为依从男性的、没有选举权的“消极公民”。他认为男人将一如既往地像占有物品一样在女人的身上获取快感。即使男人真心爱一个女人，还是会将女人“物化”，不合理地将女人视为一个“属于自己的物品”，一个人偶，避免物化的困扰，他选择了脱离尘世，留下了“只有女人想做男人，没有男人想做女人”。叔本华，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曾在《论女人》中赞扬卢梭，书中成堆的劝诫警告成为了当今各种各样绝望老男人最信赖的“行为准则”。“女人们不曾想让人类灭种，这就是为什么我恨她们”，他悲观主义的人生根源归咎于女人是集中营的看守者，她们是没有意义且极其虚伪的存在，她们以延长人类的苦刑为唯一目的，“打倒女人”，这就是叔本华在战争里的呐喊，不惜一切代价地摧毁女人的作品。“女人是低等性别，从各个方面而言都属于第二性，是应被划分开的性别，是属于次要级别的性别”，叔本华甚至宣称，为了毁灭女人的所有所得，哲学早已准备好了胡诌瞎扯。他有一个论题就是探讨艺术的作用还有审美体验，对于人类中的雌性群体，他甚至还要否定女性客观存在的外表上的美，“将这些矮小身材，宽盆骨的事物定义为“美的类别”真是大错特错”。叔本华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母亲约翰娜18岁时选择嫁给这位年近40岁的富足商人，对这桩婚姻，约翰娜从不讳言其并不是爱情的结合，而只是为了凭借丈夫的财富去购买她想要的任何东西。“我的母亲大人正在举行晚会，而我的父亲却在孤独中薪尽火灭，当我的母亲在享乐欢愉之时，我的父亲却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挣扎。瞧，这就是女人的爱情”，他与母亲关系极其恶劣，甚至未出席母亲的葬礼。作为一个性情暴躁又爱挖苦人的单身汉，叔本华的感情经历大多短暂又平凡，每一段感情都因嫉妒心、猜疑或极其缺乏大度而以失败告终，没有被女人真正长久地爱过，他将所有人生的痛苦都归咎于一个性别。尼采，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很多不友好的表述“男人需要冒险和游戏，而女人是'危险的玩具’。”物化女性为男性的消遣对象，暗示女性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和欲望。“你要去见女人吗？别忘了带上鞭子”，暗讽他的爱慕对象露·莎乐美，手中举着鞭子，坐在拉车上，被露拒绝了两次求婚后，满脸都是泪水，尼采要求拍摄的一张照片，后面他谴责露是一个不爱任何事物的“自私的猫”，不真实喜欢知识本真的乐趣，然而他还是会想念她，哪怕是她的缺点。尼采被爱情拒绝后的悲伤与怨恨时写了《查拉》，这本书里有很多对女性持有偏见的表述。而在之前1874年，当他在巴塞尔大学做哲学教授时，发生了一场女性进入大学的投票，尼采是仅有的四个支持票之一。这些哲学家所处时代的父权制思想和社会文化背景，我们要谨慎辩证地看他们的观点，他们还是父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创立道德规范维护和建造父权制社会，女性精神上并未摆脱长久以来被传统思想的奴役，下一篇我们讲为什么要支持女性主义，要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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