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一过，野草疯长，淹没了上山的毛道。六爷背着手，立在村口老槐树下，望着雾气沉沉的莽莽青山，像望着一片沉默的海。
“满山是宝哩，”他喃喃，“可宝，不是这么个取法。”
这话，像是说给他刚回村的孙子阿成听的。阿成在省城读了几年市场营销，眼睛亮得烧人，这次回来，满脑子都是抖音快手里“靠山吃山”的暴富神话。他认定村里人守着金山讨饭吃，蠢。
次日天未透亮，阿成就拎着麻袋、攥着手机进山了。露水砸在脸上，凉丝丝的。他打开植物识别软件，镜头对准一丛叶边带齿的草。“滴滴——'白毛夏枯草’，清热解毒，市价约十五元每公斤。”阿成心头一热，手下铁锹便深深掘下去，带起一大坨黑泥和乱须般的草根。
山，在他眼里，成了一座敞开的、任人取用的巨型露天超市。
他很快遇见也来采药的六爷。六爷不用铁锹，只用一把小镐，蹲在一株茎秆紫红的植物前，动作轻得像在给婴儿翻身。他并不整株挖起，只取旁生的几支嫩茎，又仔细地将原土覆回，压实，还顺手将周围几棵明显是杂草的蒿子拔了。
“爷，你这样太慢！”阿成擦把汗，拍拍鼓胀的麻袋，“你看我，半天顶你三天。”
六爷抬眼，目光扫过阿成身后那片狼藉的土坑，几株被误伤踩倒的幼苗可怜地趴着。他没说话，只从自己布袋里，掏出一把暗红色的、干枯卷曲的根须，递给阿成。
“这是？”
“去年挖的血三七。就你刚才那种挖法，根须断在土里大半，品相坏了。我这样采，明年这儿还能再发新苗。”六爷声音平缓，“山认得人。你糊弄它一时，它就饿你一世。”
阿成不以为然。他将采来的“白毛夏枯草”摊在院里暴晒，等着药贩子上门。几天后，一个开着小货车的贩子来了，抓起一把草药，捻了捻，撇撇嘴：“晒过了，火候太大，药气走了。这还有泥沙，没清理干净。最多八块一公斤。”
阿成争辩，贩子指着手机里的照片：“你看人家合作社的货，干干净净，分门别类。你这叫'统货’，混着杂草，品级最低。”算下来，辛苦几天，赚的钱不如去镇上工地干一天小工。
他不服，决定找更值钱的。想起软件上提过野生黄精金贵，便往深山老林钻。在一处背阴坡，他果然发现几片卵圆形的肥厚叶子，和图片一模一样。他兴奋地挖下去，刨出一个姜块似的根茎。
这时，林子里忽然钻出个戴红袖章的人，是乡里林业站的。“小伙子，这地方是生态保护红线区，禁止采挖。你这挖的也不是黄精，是'玉竹’，样子像，药性差得远。就算真是黄精，没证采挖保护植物，可是违法的。”一张罚单，抹掉了他所有幻想。
傍晚，阿成蔫头耷脑，跟着六爷去巡山。六爷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后山一片缓坡。那里，几排不起眼的松树下，竟整齐地生长着一畦畦草药，有的搭着矮棚遮阴，有的攀着架子。六爷蹲下，像对待老朋友，轻轻抚过一片叶子：“这是林下参，仿野生种，和山里的'亲兄弟’一样。得养。”
月光下，六爷讲起老话：村里祖上也有过“采药黄金期”，男女老少齐上山，挖得山皮秃了好几片。结果没几年，泉眼瘦了，兔子跑了，常见的药也找不着了。后来，是老一辈立了规矩，哪片山几年内不能采，挖大留小，取茎留根，这才慢慢缓过来。
“山不是仓库，是祠堂。”六爷说，“仓库里的东西，拿一件少一件；祠堂里的香火，得一代一代，小心续着。”
阿成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六爷总在采药时，顺手补种几颗种子；为什么他总唠叨“春采芽，夏采花，秋采实，冬采根”；为什么他布袋里，除了草药，总有些自家采的、不值钱但能补土肥田的草籽。
原来，真正的“采”，后面跟着看不见的“养”和“种”。山里确实遍地是草药，但那不是任人索取的零钱，而是山与人的一种古老契约。农民们不去“挖空”山里，不是不知其值，而是不敢背约。他们用那种看起来“笨”的、缓慢的方式，是在向山预付租金，是在为未来的某一代人，留下凭据。
后来，阿成没再蛮干。他帮六爷和几户乡亲，给那些林下仿野生种植的草药拍了照，写了故事，小心翼翼地放在网上。订单来得慢，但很稳定。客户说，他们买的不是药，是“故事”，是“规矩”，是“放心”。
又是一个清晨，阿成和六爷一起进山。他依然带着麻袋，但手里拿的不再是铁锹，而是一把修枝剪和一个记录本。他学着六爷的样子，在取走一棵老黄精部分块茎后，仔细地将一颗饱满的蒴果，埋回温润的腐殖土里。
山风掠过，满山草木沙沙作响，像是赞许，又像是一次郑重的续约。那声音仿佛在说：信，在土里；路，在脚下。而宝，永远留给那些肯把脚步放轻、把年月拉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