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26周恩来掌黄埔政部,蒋介石大惊盛赞,竟然才胜我十倍呀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在校内贴出公告，任命一位年轻干部在校内担任政治部主任，军衔上校，公告贴出后，校内外议论纷纷，公告到蒋介石手里时，他在边上用铅笔写了一句感慨，把那张纸夹进日记里保存多年，写下那句话时，他看到的是一位二十六岁出头的青年被委以重任。

这个青年就是周恩来。1924年8月，他从海外回到广东，入境时，身上除几枚法郎、一册《资本论》和一张与邓颖超的旧合影外，别无他物。7月里，有三封急电催他速归，中共中央要他速回，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只写“非君不可”，蒋也亲自签名催他启程。9月里，他暂在黄埔当政治教官，月薪大洋30元，与学生们同锅饭，生活与学生贴得很近。

在周到之前，军校政治教育停滞不前，最初上任的政治部主任因为政见不合，仅仅三天就下台了，接任者也不管事，学生们称他为“邵姥姥”，学生们平时上课就是队列、动作训练，政治课很少，党代表廖仲恺也要求补上空缺，张申府起草人选时，把远在巴黎的周列为首位，认为他是解决这个空缺的关键。

周的第一次公开授课没有花哨的装饰，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讲台上的普通话带着天津口音，提出问题又自己回答，问军队的武器该对准谁，回答的口吻直白，军人的力量要用来对付压迫工农的军阀和帝国列强，保护百姓的利益，这堂课引发强烈反响，三百多名学员起立鼓掌，校门外卖甘蔗的小贩也挤进，蒋接受了这股民意，正式任命周为政治部主任，把先前那句赞语写在任命单上。

周上任后通宵达旦地处理旧案卷，然后提出了一套整顿方案。整顿方案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政治部的组织上细分，分成指导、编纂和总务三个科，分别负责政治思想的指导、教材的编写和日常事务。周选了几位积极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担任股长，明确任务，盯住那些顽固的思想顽固分子。其次是课程内容上增加一些实用科目，增加一些有关农民运动的课程，增加一些有关列强侵略的课程，规定每周必须有一个关于“士兵为什么要打仗”的课目，这个课目直接同军心有关。最后是把宣传作为政治工作的手段，组织了一个演出队，把小戏、小段子、锣鼓凑在一起，演一些小戏，演一些短剧，演一些短剧，演一些反映现实问题的短剧，题材大多是为了争自由、反剥削、动员群众拥护革命军队。

这些改变很快产生效果，政治部两个月印发十二种小册子，张贴五十六期壁报，学生们每天学唱新编歌曲，这些歌在长洲岛上空和珠江两岸回荡，新歌有《国民革命歌《工农兵大联合》等，旋律和歌词便于传唱，成为战前动员的工具，宣传队还到乡村演出，常吸引大批乡民，甚至有些原属于地方军阀的士兵，在看到演出和听到宣讲后，拖着武器来投靠，周组织的宣传小组在外县的先期工作，给后来的军事行动带来粮草和民间支持。

1924年12月的一个早晨，蒋介石悄悄地来到学生食堂，看见政治部主任和学员同桌吃饭，他问起缘故，周的回答很简单：官兵同甘共苦，才能了解士兵的心。蒋把这件事写入日记，又一次肯定周统一军政，争取兵心的能力。后来在总理或党代表不在时，军校的重要集会常常请周来主持，蒋私下对同僚也承认，只有周可以在政治上统驭兵心。

1925年二月蒋东征陈炯明时亲自带队，周先带着宣传队到海丰、陆丰等地方工作，发动农民支援，安排抬担架和运粮，当地民众反应热烈，日夜送粮、挑茶、送水，形成稳定的后勤与民心支持，战场上，教导一团一度被围，伤亡过半，但士兵们在动员话语和乡民支持下坚守阵地，最后战局扭转取得胜利，蒋在庆功会上称赞，政治工作的效果相当于一师兵力，周的作用不可忽视。

随着政治部的影响越来越大，军校里的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蒋对共产党人的警惕也就越来越大。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成了转折点。蒋要周交出党内人员的名单，周的回答是得向中央请示。那次之后，双方发生了公开的正面冲突。蒋对周的态度也就从开始的器重慢慢转为防备。1927年4月中旬，上海发生了清党行动，黄埔时期的短暂合作也就此结束。

时间往前推几十年。蒋介石晚年生病的时候，在台北回忆起过去的人和事，讲到黄埔旧人在他心中的分量，还是提起周恩来，说这个人是大才，可惜没有被国家好好利用。那张写着“此人之才，胜我十倍”的小纸条，后来被蒋经国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找到，墨迹淡了点，字迹还能看出来，这张纸条从1924年留到现在1970年代，过了半个世纪，见证了两个人从合作到对立，再到晚年回忆的复杂关系。

这段历史没有展现一次任命或一句评价，其中包含实际的组织调整、课程改革、宣传动员、战时的民心工作。政治部三项整顿方案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军校的气氛，教材和讲座把军队对敌方向、为谁而战之类的问题具体化，演出和歌曲把政治话语变成群众听得懂的内容，宣传队走到乡里又把城市的政治口号变成农民可参与的行动。实际战斗和后勤支持证明，政治工作不是空谈，能直接影响士气和战斗力。

从蒋的那句简单的批语，可以看出他之前对周的能力是肯定的，后来两人关系的转变是有迹可循的，政治立场和利益的冲突使他们从合作变成了分歧，历史留下的纸条和日记是当时情况的一个侧面的记录，把这一个个事实连起来就更能理解黄埔时期的那段经历和这段经历对后来政治格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