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十三）

两汉之际，人们精神的解放也带来了方术的繁荣发展。

在汉人心目中，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可以用阴、阳两种力量消长变化和金、木、水、火、土五种因素的生克关系来解释。

既然天地运行不是“神”的操控，而是一种自然存在的规律，那么，这种规律必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能够被人所认识、所掌握。因此，方术就成为了人们认识规律和掌握规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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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入，人们迫切需要与天地自然的直接对话，而不是祈求与鬼神的沟通。因此，在汉代星占取代了卜筮成为了级别最高、最具政治性的占卜方法。国家设有专门的太史令观测天象，通过观测日月食、五星的运行轨迹、亮度、颜色、彗星、流星、云气等，预测国家大事，如皇帝的安危、战争的胜负、年成的丰歉、水旱灾害、大臣的任免等。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我国最早的天文著作《五星占》

商周盛行的灼烧龟甲看裂纹的方法依然存在，但重要性已经大为下降，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礼仪性的古法。而筮占经过易学大师（孟喜、京房等）的革新，将其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深度融合，发展出纳甲、卦气、爻辰等复杂的象数体系，更加精密化、数理化和简易化，并从官方流向民间，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

式占（栻盘占卜）成为了另一类广泛流行的占卜术。战国以来天文和术数的进步，为式占的创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模仿天地运行的占卜形式，由天盘和地盘组成，上刻有天干地支、二十八宿、八卦、神煞等符号。根据具体时间和方位，转动天地盘，构成一个包含时空信息的预测模型，最终对于吉凶祸福的判断则是根据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方法推算的。

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六壬式盘

应当说，式占是继文王演易之后，占卜方法的再一次重大突破。它的革命性在于——完全消灭了随机性和人为性——在古人看来，宇宙的运行犹如一部精密的机器，具有强烈的规律性，吉凶不再与鬼神的好恶和人的德行相关，只取决于“人”所置身的时间和空间。

阴阳五行的融入和“鬼神”的彻底退出，使得包括式占在内的很多方术具有了科学性和易用性，成为了能够被大众广泛掌握和使用的一种技能，渗入了汉代社会的各个层次，涉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这种科学性更充分的体现在以中医为代表的方技中，以至于《黄帝内经·五脏别论篇》中直接发出了灵魂拷问：“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智慧的开发，科学的进步，使得“神鬼”彻底沦为了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配角，人们对神秘的未知领域不再祈求于神灵，而是着力于对时空要素的主动把握，“法天则地”，从而成为命运的真正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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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汉代的方术，就不能不提谶纬之学。如果说，以中医、式占为代表的方术代表了科学的进步，那么，谶纬之学则是方术发展的一个畸胎。

谶，即图谶，是指神秘的预言，通常假托天命或神意，用隐晦的符号、诗歌或短句的形式，来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王朝兴替。究其根源，战国时期就已存在。例如“亡秦者胡也”（预示秦朝灭于胡亥）、“大楚兴，陈胜王”（陈胜吴广玩弄的把戏）等。

纬，即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这应该算作汉儒的一个创造。汉代儒生假托孔子之名，附会儒家经典（如《诗》、《书》、《礼》、《易》、《春秋》等）而衍生出的一类神学著作。如《诗纬》、《书纬》、《易纬》等。其内容庞杂，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文星占等理论来解释经典，充满神秘色彩。

在实际发展中，二者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汉代思潮中一股强大的神学政治力量，故合称“谶纬”。

谶纬并非突然出现，它的兴起有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土壤。战国以来的神仙家、阴阳家传统，以及民间流行的占卜、预言风气，为谶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方法。由董仲舒系统化的“天人感应”理论则为谶纬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在两汉之际激烈的政治动荡中，谶纬成为了某些政治家或野心家争夺和证明政治合法性的终极工具。无论是篡位者还是起义者，都需要一种超越世俗武力、能证明自己“受命于天”的神秘依据，谶纬完美地满足了这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