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秦广强 程琳 钟涨宝：缺损与离散：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比较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城乡教育发展差距一直是学术界的焦点议题（吴愈晓，2013；李春玲，2014），而当前乡村内部的教育资源与机会分化也不容小觑（董帅鹏，2022）。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是农村基础教育结果不平等的直观反映，尽管学业成就不等同于最终的教育获得，但它与未来的教育和地位获得密不可分。在早期社会分层研究中，家庭结构就被视为影响教育和地位获得的因素（Coleman et al.，1966；Blau & Duncan，1967）。近年来，家庭结构更被视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机制（McLana⁃ han & Percheski，2008；吴愈晓等，2018）。考察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有助于揭示农村基础教育不平等的微观机制，对推动整体教育平等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费孝通，1986）。由父母双方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是最基本的家庭结构，也被认为是最有益于儿童发展的家庭结构（Biblarz & Raftery，1999）。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以及快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家庭结构形态日趋多元。近年来，我国农村离婚率上升（莫玮俏、史晋川，2015），农村单亲家庭比例提高（张春泥、谢宇，2022）。同时，农村隔代家庭数量也明显增多（王跃生，2019），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有所扩大，占农村儿童人口的比例上升（吕利丹等，2024）。父母婚姻解体所致的单亲家庭数量和父母外出所致的留守家庭数量在农村均有增加。由此产生的研究问题是：两类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产生何种影响，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对此，学界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仍有值得深化之处。

     首先，既有研究多将两类家庭结构笼统处理或截然分开，鲜有研究在同一框架内基于同一数据来分析和比较二者的具体效应。家庭结构的基本构成是横向的夫妻关系和纵向的代际关系。西方社会以夫妇为家庭的主轴，其语境下的家庭结构主要指涉婚姻的变动。中国传统上以父子为家庭的主轴，以同居共财为家庭的主要界定依据（张丽萍、王广州，2022）。在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关系呈现夫妻关系与代际关系双轴并重格局（赵凤等，2021），婚姻和居住被共同囊括在家庭结构的语义之中。本文认为，二者可视为家庭结构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关注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后者关注家庭结构的聚合性。具体到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无论是父母婚姻解体还是父母外出，都意味着父母在场抚育缺失和家庭教育投入受限，二者对儿童学业成就可能产生类似影响。然而，前者是家庭成员的永久缺位，即家庭结构缺损，后者可理解为家庭成员的暂时缺席，即家庭结构离散，二者的性质又有所差别，因而对子女的影响亦可能有所不同，其作用路径和条件也可能存在差异。既有研究笼统混合或截然分离的处理方式难以对家庭结构的效应形成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其次，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祖辈同住对父母缺位家庭的缓冲或补偿作用，但缺乏对这种作用在缺损家庭和离散家庭中的比较分析。如上文所述，代际结构是家庭结构的基本构成，从这一点看，共同居住的祖辈也是家庭结构的组成部分。不过，作为本研究立论起点的家庭结构是指核心家庭，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居住的祖辈为亲属网络，祖孙关系即亲属关系。帕森斯曾将现代美国主流家庭描绘为“孤立”的核心家庭，认为核心家庭与扩大的亲属群体了无利益瓜葛（Parsons，1943）。然而，正如后来的学者所指出的，亲属网络在现代社会仍承担着重要功能，是现代家庭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支持体系（Bengtson，2001；唐灿，2010）。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祖辈同住对父母缺位家庭尤其是母亲缺位家庭子女的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有重要的缓冲或补偿作用（Monserud & Elder，2011；张帆、吴愈晓，2020）。然而，这一效应在缺损家庭和离散家庭中是否存在差异尚不可知。

     最后，现有研究对子代层面的传导机制关注不足。关于家庭结构如何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从基于家庭结构完整性的研究来看，主要的解释包括父母婚姻破裂导致监管缺失、经济恶化，并伴随冲突增加等（Amato & Keith，1991；叶文振、徐安琪，2002）；从基于家庭结构聚合性的研究来看，父母外出务工的陪伴效应和收入效应等最受学者关注（胡枫、李善同，2009；陶然、周敏慧，2012；吴愈晓等，2018）。然而，这些视角大多立足于父代层面，对更为近端的子代层面的作用机制（如近年来愈发引起各界重视的非认知能力）关注不足。诚然，在家庭结构对儿童学业成就的作用路径中，父代层面的家庭禀赋作为前端机制对儿童学业成就起着重要作用，但父代的效应最终会作用于子代，忽视或者轻视更为近端的子代层面的传导效应，则无法厘清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过程。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和聚合性双重视角，运用同一数据同时分析和比较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进一步厘清农村基础教育不平等的微观机制。本研究试图回答：第一，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分别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产生何种影响，孰强孰弱？第二，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是否同样受到祖辈同住的缓冲或补偿？第三，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影响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和具体路径是否存在差别？

     （一）家庭结构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效应差异

     既有关于家庭结构对儿童学业成就具有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从家庭结构完整性的角度，考察父母离婚或（至少一方）去世所致的家庭结构缺损对子女学业的影响。国外大部分研究都发现，父母婚姻破裂会对子女教育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父母离异儿童的学业表现普遍不如父母未离异的儿童（Amato，2001；Jeynes，2002；Kalmijn，2023）。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父母缺失论、经济恶化论和家庭冲突论。从父母缺位视角看，离异家庭的子女普遍面临父母沟通、陪伴和监督减少的情况，父母监管不足可能会加大学业失败的可能性。从经济劣势视角看，离婚通常会导致收入下降，婚姻解体所造成的经济劣势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家庭冲突视角看，与父母婚姻破裂相伴而生的家庭冲突往往会制造一个对子女来说相当严重的压力源，形成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家庭环境（Amato & Keith，1991；Biblarz & Raftery，1999）。此外，有研究发现，父母离婚后教养的中断和改变也是一个重要的机制（McLanahan & Sandefur，1994；Lansford，2009）。国内关于父母婚姻解体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很少。有研究发现，父母婚姻破裂对学龄子女的学业和心理发展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不过这种负面影响有限，父母离婚后对子女是否尽心尽责至关重要（徐安琪、叶文振，2001）。还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完整家庭的子女，经历父母离婚的子女并没有显示出更明显的学业劣势，可能的解释是部分离婚单亲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此外，祖辈提供的较高水平的经济或育儿支持也可能起到缓冲作用（张春泥，2017；Zhang，2020）。

     第二类是从家庭结构聚合性的角度，考察父母外出所致的家庭结构离散对儿童学业的影响。国内学者对此关注颇多，多见于对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已有观点大致可归纳为“消极论”和“积极论”两种。大部分学者持“消极论”，即认为父母外出所引起的家庭结构离散会对儿童学业成就产生负效应（叶敬忠等，2006；陶然、周敏慧，2012；秦敏、朱晓，2019；张骞，2024）。社会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解释。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社会化载体之一，家庭中不同成员对儿童发展各自发挥着独特功能。费孝通（1946）指出，家庭是一个“双系抚育”团体，子女的社会性抚育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完成，父母缺位会阻碍抚育功能的正常发挥。梁在、李文利（2021）指出，父母外出会导致儿童在家庭教育参与和教育监管上处于相对劣势，进而影响其学业表现。上述负效应通常被称为“陪伴效应”。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父母的经济资源和时间资源是影响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因素（Becker，1964）。吴愈晓等（2018）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资源缺乏是非双亲同住家庭子女学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此外，父母外出还会增加子女劳动负担、降低亲子互动频率，进而导致儿童学习成绩下降（许琪，2018）。也有部分学者持“积极论”，即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学习成绩有积极效应（Kandel & Kao，2001；陈欣欣等，2009；侯玉娜，2015）。胡枫、李善同（2009）发现，父母外出务工的汇款可以有效降低家庭的预算约束，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条件，从而减轻父母不在家对儿童学业成就的负向影响。对于那些很难从其他途径获得资金的农村家庭来说，务工汇款能够有效缓解留守家庭的资金压力，从而对留守儿童教育产生正面影响。这一正效应也被称为“收入效应”。此外，还有研究表明，教育期望构成父母外出务工与子女学业成就的中介机制，外出务工的父母往往会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产生激励效应（马俊龙，2017）。

     综上所述，关于家庭结构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总体而言，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的负效应得到大多数经验研究的实证检验。对于农村儿童而言，这一负效应可能更明显。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父母婚姻破裂更易导致家庭收入下降和监管不足，以及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和时间投入减少。同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更活跃，父母长时间和远距离外出的可能性更大，父母外出的负向陪伴效应可能远大于正向的收入效应（陶然、周敏慧，2012）。不过，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的负效应可能存在差别，父母离婚或（至少一方）去世导致家庭成员和家庭关系在结构上长久缺失，即使父母再婚，原生家庭结构缺损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也很难消弭（Amato & Keith，1991）。相较之下，父母外出所形成的亲子分离虽然也会对子女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父母离开前的陪伴沟通和离开后的不在场抚育得到缓解或补偿（吴重涵、戚务念，2020；王清华、郑欣，202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家庭结构的效应分异假设：

     假设1.1：家庭结构缺损的农村儿童学业成就显著低于家庭结构完整的农村儿童。

     假设1.2：家庭结构离散的农村儿童学业成就显著低于家庭结构聚合的农村儿童。

     假设1.3：家庭结构缺损的农村儿童学业成就显著低于家庭结构离散的农村儿童。

     （二）祖辈同住的缓冲或补偿作用

     祖辈作为亲属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祖辈对孙辈教育发展的直接影响（祖辈效应）是近年来代际流动研究的焦点议题（Jæger，2012；Bol & Kalmijn，2016；Hällsten & Pfeffer，2017；张骞，2025）。不过，学界对祖辈效应并未形成共识（Anderson et al.，2018）。基于我国农村的一项研究发现，祖辈效应显著与否取决于祖辈是否同住，同住祖辈的受教育水平对孙辈教育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非同住祖辈或已故祖辈无此影响（Zeng & Xie，201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祖辈同住可通过增加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祖辈同住能够大幅度增加家庭社会资本的总量，丰富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孙辈的教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祖辈同住对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少年存在差异化影响，祖辈同住对单亲家庭有明显的补偿作用（张帆、吴愈晓，2020）。基于西方社会的研究也发现，祖辈同住对单亲家庭尤其是单亲母亲家庭的子女学业成就有明显的缓冲或补偿作用，同住的祖辈通过提供情感支持或给予实际帮助成为单亲母亲及其子女的压力缓冲阀，从而有效减轻父辈缺位对儿童学业的负面影响（Dunifon & Kowaleski⁃Jones，2007；Harper & Ruicheva，2010；Monserud & Elder，2011）。

     可见，现有研究已关注到祖辈同住对父母缺位家庭的缓冲或补偿作用。然而，这一作用在缺损和离散家庭中是否存在差异尚不可知。从理论上看，父母婚姻解体和父母外出都可能导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足或照料缺失，而祖辈提供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可弥补这一不足，因此祖辈同住对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的负效应都具有缓冲或补偿作用。但相较于父母外出的离散家庭，父母婚姻解体的缺损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通常更大，对祖辈经济支持或育儿协助的需求更为迫切，故祖辈同住对缺损家庭的缓冲或补偿作用可能更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祖辈同住的调节效应假设：

     假设2.1：祖辈同住可以减弱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负效应。

     假设2.2：祖辈同住可以减弱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负效应。

     假设2.3：相比于家庭结构离散，祖辈同住更能够减弱家庭结构缺损的负效应。

     （三）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与学业成就间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家庭结构对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上，诸如陪伴效应、收入效应等解释，基本都是立足于父代层面，而对更为近端的子代层面的作用机制关注不足。近年来，随着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非认知能力愈发引起各界重视。实际上，非认知能力也具有构成家庭结构作用于儿童学业成就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可能性。

     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能力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两部分，且非认知能力具有独立于认知能力的重要作用（Heckman & Rubinstein，2001； Bowles et al.，2001）。认知能力是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智力。非认知能力是一个相对于认知能力的概念，与其意涵相近的术语包括社会情感能力、人格特质、情绪智力和软技能等（Heckman & Kautz，2012；Humphries & Kosse，2017；周金燕，2020）。非认知能力内涵丰富，测度方式多元，常见的测量工具包括内-外控制点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自尊量表以及科斯塔和麦克雷修订和完善的大五人格量表（Costa & McCrae，1992）等。其中，大五人格模型具有高度概括性、普适性和稳定性，在国内外都已受到广泛运用，适用于我国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测度（周金燕，2021）。

     现有研究中围绕家庭结构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以及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已积累了一定成果，但鲜有研究阐明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与学业成就之间发挥何种作用（Anthony et al.，2014）。一方面，从家庭结构完整性的角度看，大部分研究都指出父母婚姻解体所致的家庭结构缺损对儿童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负效应（Kim，2011；Lee & McLanahan，2015；Bibler，2020）。从家庭结构聚合性的角度看，大多数学者也认为父母外出所致的家庭结构离散对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Wu & Zhang，2017；崔颖、徐卓君，2021）。另一方面，大量研究一致发现，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增强儿童的“生产力”，对其学业成就具有正向预测作用（Lee & Stankov，2018；Boman，2023；方超、黄斌，2019）。采用自尊量表、控制点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能正向预测儿童学业表现（刘中华，2018）。采用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Borghans et al.，2008；Heckman & Kautz，2012；雷万鹏、李贞义，2021）。

     上述研究为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可能中介作用建立了关联。基于此，本研究提出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假设：

     假设3.1：家庭结构缺损会通过影响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进而影响学业成就。

     假设3.2：家庭结构离散会通过影响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进而影响学业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非认知能力的五大维度亦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不同家庭结构形态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具体路径可能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两种家庭结构形态（缺损与离散）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差异化影响、祖辈同住的调节作用以及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这三方面议题，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CEPS以2013—2014学年的七年级和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起点，运用PPS抽样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CEPS2014—2015学年的追踪调查数据。 CEPS2013—2014基线调查学生总样本数为19487，其中七年级学生样本数为10279，CEPS2014—2015追踪调查追访了基线调查中的七年级学生样本，成功追访学生样本数为9449，失访学生样本数为830，新入样学生样本数为471，有效总样本数为9920。本研究通过学生自答和父母代答的儿童户口信息得到农村儿童样本5337个，剔除核心自变量存在缺失值的个案并对其他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填补后，最终纳入模型的样本数为5310。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学业成就。参照张帆、吴愈晓（2020）的研究，学业成就由学生客观的学习成绩、认知能力测验得分和主观的自评学习能力三个维度综合测量。学习成绩是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课程期中考试成绩转化为百分制分数后的均值。认知能力测验得分是认知能力测验题的标准化得分。自评学习能力是学生本人对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课程学习吃力程度的评价，三门课程评价得分加总后得到一个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自评学习能力越强。为简化模型，本研究将三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通过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 100的学业成就综合变量，得分越高表示学业成就越高。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家庭结构。首先是家庭结构是否缺损，根据亲生父母是否离婚或至少一方去世，生成家庭结构是否缺损二分变量。其次是家庭结构是否离散，根据父母是否至少一方外出，生成家庭结构是否离散二分变量。为了做进一步的分析，本研究还将家庭结构是否缺损和家庭结构是否离散进行交互分类，生成家庭结构四分类变量，即家庭结构完整且聚合、家庭结构离散而不缺损、家庭结构缺损而不离散、家庭结构缺损且离散。

     3.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是祖辈同住。根据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否与孩子同住，生成祖辈同住二分变量。本研究的中介变量是非认知能力。基于大五人格的内涵并参照既有研究（孙冉，2024；于爱华等，2020；张要要，2023），结合CEPS问卷中的有关问题，拟合了非认知能力的指标测量体系（见表1）。本研究将各维度下的指标都进行主成分分析，并通过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该维度所反映的非认知能力越强。为保证各维度方向一致，反映外向性的部分指标和反映情绪稳定性的指标在主成分分析之前进行了反向编码。本研究还将五个维度的得分加总生成非认知能力综合变量，得分越高表示儿童总体的非认知能力越强。

     4.控制变量

     参照既有研究并结合模型设定，本研究在学生层次上将教育期望、课外补习、同辈质量、父母教育期望、父母监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祖辈同住作为控制变量，在学校层次上将学校位置、学校排名和学校硬件设施作为控制变量。此外，为尽可能排除地区层次上未观测到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研究还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表2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设定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CEPS数据是学生嵌套于学校的多层次结构，故采用多层次模型对因变量的值进行估计。第一层是学生，第二层是学校，模型设定如下：

     第一层（学生层次）：

     第二层（学校层次）：

     将第二层模型的方程代入第一层模型可得：

     式（3）为上述多层次模型的单个方程形式，同时包括了固定效应部分和随机效应部分。

     （一）家庭结构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表3报告了运用多层次模型检验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是零模型，模型2和模型3分别是以家庭结构是否缺损和家庭结构是否离散为核心自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4则是以家庭结构四分类变量为核心自变量的模型。各模型的因变量均为学业成就，除模型1，控制变量均一致。

     模型1的结果显示，组内相关系数（ICC）为0.295，这表明学校层面的因素可以解释农村儿童29.5%的学业成就差异，亦表明本研究采用多层次模型是恰当的。

     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具有负效应，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具体而言，父母离异或至少一方去世的缺损家庭的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平均比父母婚姻完好的完整家庭的农村儿童低2.022分，研究假设1.1得到验证。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也具有负效应，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具体而言，父母至少一方外出的离散家庭的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比父母双方均未外出的聚合家庭的农村儿童平均低1.330分，研究假设1.2得到验证。模型4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无论是家庭结构离散而不缺损（父母婚姻完好但至少一方外出），还是家庭结构缺损而不离散（父母婚姻解体但双方均未外出，主要包括父母离异暂未离开子女和父母婚姻解体后重组家庭继亲未外出两种情形），抑或是家庭结构缺损且离散（父母婚姻解体且至少一方外出），都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有显著负向影响。总体来看，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负效应强于家庭结构离散，研究假设1.3得到验证。

     （二）祖辈同住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考察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群体异质性，亦即祖辈同住的补偿效应在缺损家庭和离散家庭中的差异，本研究采用纳入交互项的方式检验祖辈同住的调节作用。

     模型5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具有负效应，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祖辈同住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具有正效应，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家庭结构缺损与祖辈同住的交互项系数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表明，与祖辈同住能够减轻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换言之，父母离异或至少一方去世对祖辈未同住的农村儿童学业的负面影响更大，研究假设2.1得到验证。模型6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具有负效应，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祖辈同住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具有正效应，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然而，家庭结构离散与祖辈同住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研究假设2.2未得到验证。不过，上述结果也从侧面验证了研究假设2.3，祖辈同住对缺损家庭农村儿童的补偿作用更强。

     （三）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

     表4报告了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与农村儿童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作用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以家庭结构是否缺损为自变量，非认知能力为因变量；模型2同时以家庭结构是否缺损和非认知能力为自变量，学业成就为因变量；模型3以家庭结构是否离散为自变量，非认知能力为因变量；模型4同时以家庭结构是否离散和非认知能力为自变量，学业成就为因变量。各模型控制变量均一致。

     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有负效应，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父母离异或至少一方去世的缺损家庭的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比父母婚姻完好的完整家庭的农村儿童平均低8.046分。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有正向影响，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分，学业成就平均可以提高0.037分。同时，家庭结构缺损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相比于未纳入非认知能力的基准模型，上述效应明显下降。这表明，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缺损与农村儿童学业成就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究假设3.1得到验证。

     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有负效应，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父母至少一方外出的离散家庭的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比双亲都在家的聚合家庭的农村儿童平均低6.006分。模型4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分，学业成就可以提高0.037分。同时，家庭结构离散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相比于未纳入非认知能力的基准模型，上述效应也有明显下降。这表明，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离散与农村儿童学业成就之间也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究假设3.2得到验证。

     为了更稳健地验证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本研究还采用了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二次检验。如表5所示，间接效应和总效应95%置信区间不包含0，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缺损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8.18%，即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负效应的近五分之一可由非认知能力解释。同理，如表6所示，间接效应和总效应95%置信区间不包含0，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离散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6.20%，即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负效应的近六分之一可由非认知能力解释。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逐步法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上述结论基本可靠。

     基于大五人格的非认知能力包括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个维度，各维度是否都起中介作用？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的具体作用路径是否存在差异？为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Bootstrap 法检验非认知能力五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如表5和表6所示，情绪稳定性在家庭结构缺损和农村儿童学业成就之间起中介作用，尽责性在家庭结构离散和农村儿童学业成就之间起中介作用。

     总之，上述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是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影响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中间传导机制。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还部分通过非认知能力间接影响学业成就。也就是说，子代非认知能力构成家庭结构与学业成就之间的桥梁，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的结构性劣势通过约束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发展进而将劣势传导至个体的学业成就，导致教育结果的不平等。不过，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家庭结构缺损主要通过影响反映情绪调控能力的情绪稳定性来影响学业成就，家庭结构离散主要通过影响反映责任心、自控力和毅力的尽责性来影响学业成就。

     教育是国之大计，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差距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还存在于农村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样态日趋多元，分析不同形态的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揭示农村基础教育不平等的微观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于已有研究，本研究运用CEPS2014—2015数据构建了多层次模型，重点分析和比较了家庭结构缺损与家庭结构离散两类家庭结构形态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首先，父母婚姻解体所致的家庭结构缺损和父母外出所致的家庭结构离散都对农村儿童的学业成就有显著的负效应，且家庭结构缺损的负效应强于家庭结构离散。基于西方社会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学业成就有显著负向影响。然而，近年来，国内为数不多的考察父母婚姻解体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发现，离异家庭子女的学业表现并未显著低于完整家庭子女。主要的解释是离婚单亲家庭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所起的保护作用，以及祖辈经济或育儿支持所起的缓冲作用等（张春泥，2017；Zhang，2020）。不同于基于城乡全样本的研究，本研究聚焦农村样本，发现父母婚姻解体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有显著负效应。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和户籍制度分割，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相对劣势，农村父母婚姻解体对子女的负面影响更为凸显。本研究综合采用了主客观指标测量农村儿童学业成就，学习成绩由学校直接提供，测量的效度和信度相对较高。不过，CEPS数据中父母离异和去世的样本量较少，这可能会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关于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学界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部分研究持“消极论”，也有部分研究持“积极论”，本研究结论支持“消极论”，即家庭结构离散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具有负面影响。从以往研究来看，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的学业表现究竟是负面影响更大还是正面影响更大，主要取决于负向的“陪伴效应”和正向的“收入效应”何者更强。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父母外出务工的汇款无疑能够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的物质条件。然而，当父母外出时间较长且距离较远时，汇款的积极效应会被陪伴和监管缺失所稀释，父母外出的消极影响也就更加凸显（陶然、周敏慧，2012）。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更趋活跃，跨省流动规模剧增（周皓，2021），随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软环境对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或许更为突出。

     本研究还进一步比较了上述两类家庭结构的负效应，发现农村父母婚姻解体对子女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大于父母外出。可能的解释是，农村离婚率攀升的现象近些年才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农村儿童留守现象则相对更早地进入大众视野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前者的社会干预远不及后者。同时，随着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便捷远程语音和视频聊天对于父母暂时缺席的离散家庭而言缓解作用可能更大（吴重涵、戚务念，2020；王清华、郑欣，2022）。

     其次，祖辈同住能显著减弱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但对离散家庭的补偿效应并不显著。基于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研究都一致发现，祖辈同住对父母缺位家庭的子女的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有明显的补偿作用（Harper & Ruicheva，2010；Monserud & Elder，2011；张帆、吴愈晓，2020），本研究印证了这一发现。传统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亲属网络的作用会随着现代化而逐渐式微，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亲属网络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功能，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本研究的结论首先表明，亲属网络尤其是祖辈仍是消解相对劣势家庭子女不平等再生产风险的重要资源，并且祖辈对缺损家庭子女有更强的保护作用。反过来说，对于缺乏祖辈资源的农村儿童而言，父母婚姻解体的消极影响更甚。与预期结果不同的是，对于离散家庭，上述效应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祖辈也可能发挥类似的作用，对此仍需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检验。不过，祖辈亲属网络对父母缺位家庭的缓冲或补偿作用终究是有限的，从根本上保障亲代在位以及探寻更多元和有效的应对策略更为关键。

     最后，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不仅直接对农村儿童的学业产生负面作用，还会导致其非认知能力即社会和情感能力下降，劣势进而传导至最终的教育结果。只不过二者的作用路径不同：家庭结构缺损主要通过影响情绪稳定性来影响学业成就，家庭结构离散主要通过影响尽责性来影响学业成就。对于子女而言，父母婚姻解体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与沉重压力会使孩子陷入不良情绪，而父母长期外出则易导致沟通与监管不足，使孩子责任感下降。本研究的结论表明，当阶层劣势从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延续至最终的教育结果之前，会先约束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刘精明（2008）较早的研究就将家庭结构视为一种内生性家庭资源，并指出了这种家庭资源将导致儿童能力的分化，从而形成个体之间机会或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本研究对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检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一观点的佐证和延伸。

     但是，在生命历程的早期，非认知能力是可以干预的，在导向最终的教育不平等之前仍有扭转之策。早在2011年我国就引入了社会情感能力评估项目（Chernyshenko et al.，2018），以促进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结构缺损和家庭结构离散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作用维度与解释逻辑有差异，因而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中非认知能力的培育方式和策略亦应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对于缺损家庭，应更加注重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并及时对子女进行心理疏导；对于离散家庭，应更加注重提高亲子沟通的质量，并形成有效的家长监管。 

     本研究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发现有着明显的现实指向和政策意涵：加强对农村离婚现象的正确认识和合理引导，努力为长期流动的农村家庭创造本地高质量就业机会；大力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致力于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并密切关注乡村内部的教育分化；高度重视和培养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