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雕版印刷，现在有考古证据支持的是唐代中期，也有观点认为是唐代武则天时期，这其实是一个学术问题，最好还是留给专家们讨论。
目前有明确纪年的唐代刻本是出自敦煌藏经洞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在经卷的最后有咸通九年（也就是公元868年）的题记。
那么对于我们杭州而言，目前能经常看到的就是钱弘俶雕刻的雷峰塔藏经，也就是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刊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此外，还有钱弘俶在公元956年，公元965年刊刻的版本）。
从经卷的字体看，基本上可以看出来，那时候刊刻用的还是楷体。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整个宋代。
然而在宋代，从地域分布上看，则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北宋到南宋，主要的刻书地点有三处：浙江、福建、四川；对应的版本分别为浙刻本、建刻本、蜀刻本。而这个地方虽然都是用楷体，但风格却不尽相同。
这是蜀刻本的《王摩诘文集》用的是颜体
这是《苏轼文集》的杭州刻本，用的是欧体。
《汉书》福建建阳的黄善夫刻本，用的是柳体
这三种风貌基本上代表了宋代，特别是南宋的字体风格。其中官刻本的字体主要以浙刻本的欧体为主。
直到元代的中期，刻书的字体开始有了变化，出现了赵孟頫书体刊刻的刻本。下面是元代刊刻的《农桑辑要》
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赵孟頫行书风格的楷体。
到了明代初期，赵孟頫体依旧盛行，同时出现了内府本。而内府本使用的字体就从赵孟頫体转向了台阁体，也就是后来的馆阁体。
到了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刊刻的字体开始悄悄发生了变化。
这是明代吴宽的儿子集结父亲的文稿刻的《匏翁家藏集》，《匏翁家蔵集》最初在正德三年（1508年）苏州刊刻，可以看到这个字体已经跟前面的南宋字体有了很大的不同。
吴宽是成化八年的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是沈周的好朋友。显然，他儿子刻书，应该跟钱的关系不大，最大的可能是当时的苏州刻书行业开始流行这样的字体。当然，仔细看，这个字体其实跟后来的“宋体字”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下面我们再按年代来看几个刻本资料。
嘉靖十五年的《杜工部文集》玉几山人刊本
严嵩刻的《书法勾玄》
严嵩刻这本书是公元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可以看到字体已经出现了横细竖粗的特点，而且横划最后的三角形特别明显。
再来看明代嘉靖四十一年杜思刻的《三辅黄图》，已经是标准的宋体字了。
嘉靖四十一年杜思刻的《三辅黄图》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宋体字并不是宋代发明的字体，而是明朝在弘治、正德年间，从苏州萌芽，然后逐渐在嘉靖，万历年间成熟的字体。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明朝体（在日本就是以明朝体称呼宋体的，而日本NHK的台标文字用的就是明朝体的字体）。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字体上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涉及写工和刻工的地位的变化。在雕版印刷中，首先需要由写工将书板用墨笔写好，然后再由刻工覆盖到梨板和枣板上刻成书板。而早期，都是由写工为主，属于我怎么写，你怎么刻；然后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为了更好地提高出版的效率，优秀刻工的地位逐渐提高，逐渐获得了雕版印刷中的主动权，于是，慢慢地开始将原先属于楷书的曲笔替换成更加适合雕刻的直笔，由此掀开了雕版史上的字体变革。
一种专门适用于印刷出版的字体由此诞生，并逐渐在嘉靖成熟发展起来，到万历年间，在私刻、坊刻领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影响了全国很多地方的雕版字体，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宋体字始终占据了刻书领域的重要地位。
同时，或许当时的文化人对于书本字体的认识应该也出现了些许审美上的变化，
到了万历年间，宋体字已经逐渐成熟，并且成为了刻书的主流。当然，在字形上还是有一些变化，从方正逐渐切换到瘦长，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万历的刻本
万历初年(万历四年左右）《刘子威集》
明朝末年汲古阁刻的《六一题跋》
当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写刻本。这类刻本的字体并不是采用日益成熟的宋体字，而是恢复到了楷体。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将宋体字称为硬体字，将手写的称为软体字。
下面就是最著名的林佶四写（或者林氏四写）中的《午亭文編》的刊本。
陈廷敬的《午亭文编》
到清代，这类方正的宋体字依旧占据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乾隆二十二年谷玉类编
《寓简》知不足斋版
、道光年间的《舆地纪胜》刻本
同样的在清朝，写刻本依旧流行，例如下面的康熙年间武林芹香斋刊刻的《南宋杂事诗》
与此同时，还有一类刻本被称为仿宋本，也就是模仿宋本刊刻。但实际上，这类摹仿更集中在书籍的基本形式上，在字体上并没有恢复到宋代的浙刻欧体字。
下面的就是杭州爱日堂陆贞一为梁同书刊刻的《频罗庵遗集》的最后一页
啰里啰唆，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通过刻本字体的变化来记录古籍刊刻的发展历程。准确说，这篇小文更像是我听课笔记或者说是读书笔记，还请专家们对其中的谬误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