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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本质，众说纷纭。有人说历史就是过去的一切，也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多人深信历史是由胜利者编写的。

事实上，历史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前人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但历史不等于过去的一切，因为只有人为记录，才能成为历史；而有人为记录，就有可能掺杂自身的理解和外在的影响，从而模糊历史的本来面貌。一旦有人利用这一点，历史就成为蒙蔽民众心智、歪曲历史事实的工具。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经过加工或者人为解读的历史，并非历史的真相。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和当今某邻国的说辞，都印证了这一观点。

一部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什么样的？至少应该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博观而约取，以客观理性地分析事实，批判地看待史料，从而让读者得出真实的结论。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就是一本这样的史书。

对于很多人来说，李定一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他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弟子，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他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来构思这本《中华史纲》，在近七十岁的时候，才开始提笔写作。因此，这既是李定一先生的心血之作，也是他人生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书涵盖了史前传说时期直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叙了几千年来中华世界的政治和文明之变迁，既有客观的介绍，更有理性的解读，让每个普通读者都能够体会到历史的真相和温度。

不人云亦云，是治学之道，更是治史之道。在当今历史资料的潜移默化之下，很多人都认为秦王朝是“暴秦”，把秦始皇看作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代表，而李定一先生却认为，秦始皇顺天应人，为天下万世谋福利，大家应该歌颂他、拥戴他。仅从国家治理体制上来看，秦始皇的行为和目的均是天下百姓为要。战国列强争斗的局面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统一华夏之后的秦始皇为天下百姓计，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度，以免再起战事。这种为生民和平养息的抱负和天下为公的胸襟，的确旷世难求。后世之人不解秦始皇的初衷，于是让天下百姓为之买单。汉高祖匹夫得志，大封子侄，于是就有了“七国之乱”；晋武帝权臣得位，大封司马氏，导致“八王之乱”，最终导致“五胡乱华”，险些颠覆中华文化。如果把这些后世帝王和秦始皇相比，高下立现。

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李定一先生仍然秉承客观真实的治史理念，钻研古籍得出结论，而不妄加评论。焚书之事源于秦始皇组织的一场群臣宴会讨论，博士淳于越认为要恢复封建，而丞相李斯则认为，现在天下统一，不能以古代为标准来反对当代。在列国纷争的年代，游学说客通过胡言乱语来沽名钓誉，造谣生事，如果不去治理，天下恐怕再次陷入混乱。于是下命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 秦坑儒谷

由此可见，所谓的焚书是要烧毁各国的史书，博士所主管的《诗》《书》等百家之言都不在焚烧之列，而且博士和地方管理都可以读。更重要的是，聚众宣扬以古非今的理论，才要“弃世”。如果换位思考，我们自然能够得出结论，秦始皇的焚书同样是以维护稳定为要旨，而且也并不是不加选择统统烧毁，更不是后世所谓的文字狱。至于坑儒之说，更是谬种流传。秦始皇当初下令坑杀的，只是一些骗人的“方士、术士”。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一个字说他“坑儒”。秦始皇下令“焚书”三四年之后，儒家经典依然在民间流传，儒家弟子依然照常被任用。因此，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大多是后世虚构的。由此可见，无论是治史还是读史，都应该尊重事实，而史学研究者更应该以事实为依据。

在李定一先生看来，评价历史人物更应该站在宏观高度，跳出圈外看圈内，只有这样才能够看清真相，不被稗官野史蒙蔽了视野。比如王莽篡权之说，本是封建帝王希望子子孙孙永远做皇帝而给出的批判。事实上，任何朝代都会灭亡，大多以劳民伤财的战争为代价，而王莽以“禅让”这种和平方式取得政权，更以天下百姓生计为念实施经济改革，虽然由于本身的学识和才能有限而失败，但这种胸襟和作为，足以令后世多少皇帝汗颜。

▲ 王莽画像

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更不能以封建帝王的视角来品评王莽，更不能继续以“篡”字来定义、谴责王莽。历史上的“误判”比比皆是，“暴虐”的隋炀帝、“乱国”的杨贵妃等等。要认清这些历史的真相，就要擦亮眼睛，带上批判的眼镜，辨明真相，还原历史。

回到开始的问题，历史的本质是什么？所谓历史，就是以往发生过的事件。要看待这些事情，就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综合考虑，才能够避免政治的影响和史官的个人好恶，得出公正公平的论断，绝“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这是李定一先生《中华史纲》的本意所在，也是当今史学研究应有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