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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献的文本秩序，与书写材质、书写方式、文本体裁、编纂体例等客观因素相关。而在阐释学的视域中，文本秩序与思想学说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这一点在“六艺”经籍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如《易》《礼》《春秋》经传都有其书法与编纂义例。《诗经》也不例外【1】，其从大到小各个层级的文本秩序，如《诗经》三百篇的体量、《风》《雅》《颂》的类目、十五《国风》的次第、《雅》《颂》的分卷与卷次、卷内各诗的篇次、篇内的分章与章次，都有一定的义例。阐明这些文本秩序的义例，成为汉代以下《诗经》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诗经》诸多文本秩序中，篇次尤其具有阐释价值。《诗经》以篇为基本单位，篇次因此成为《诗经》最基础的文本秩序。如果说《诗经》的分卷、卷次更多受到简帛物质载体的影响，那么，篇次则更多基于诗篇之间的意义关联，体现出《诗经》编定者、传授者的义例考量和经义寄托。因此，自礼乐歌唱时代开始，《诗经》的乐用、传授、阐释就十分注重篇次秩序。虽然战国秦汉《诗经》各传本如安大简《诗经》、阜阳汉简《诗经》、海昏侯《诗经》、熹平石经《鲁诗》的篇次多有差异【2】，但各家《诗》学都有意梳理、阐明、塑造自家合理有序的篇次秩序，同时又以此篇次义例阐释具体的诗义。这一点在《毛诗》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经过《诗序》《毛传》《郑笺》《诗谱》《毛诗正义》的系统构建和阐发，篇次秩序已成为《毛诗》经文与经义权威性的重要体现。学界对此已多有关注，如韩宏韬、赵棚鸽讨论孔颖达的《毛诗》篇次观，赵茂林、虞万里分析《毛诗》与《鲁诗》的篇次异次及其原因，徐建委则考察了《毛诗》学内部从《诗序》到《毛传》《诗谱》的篇次变迁，分析了《毛诗》编次逻辑及相关经义阐释的历时变化【3】。相关研究多关注到《诗经》篇次的异次现象，揭示了早期《诗经》篇次的复杂性，深化了对篇次秩序在《诗经》经文与经义权威建构中重要性的认识。不过，聚焦于《毛诗》学内部，《毛诗》篇次具有怎样的义例体系和层次、《毛诗》学家如何利用篇次义例进行经义阐释、应该如何评价相关义例的总结和阐释运用等，仍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下文尝试论之。

《毛诗》部分继承了礼乐时代《诗经》的旧有篇次，如“《关雎》之三”“《鹿鸣》之三”“《文王》之三”的篇次，就承袭自典礼乐用时三诗连用的乐次，这部分代表了《诗经》最为稳定、最有渊源的篇次面貌。而自战国以下，《诗经》传本歧出，又经秦火，篇次多为倒乱。对此，《毛诗》按自家的经义体系调整了部分篇次，如“六笙诗”的篇次经过毛公改动，就有别于《仪礼》所载诸诗的实际乐次，也不同于《六月序》中提到的诸诗次第。不过更多情况下，《毛诗》学家仍是在尊重既有篇次的基础上，揭陈统绪，发明义例，以更好地维护和塑造自家《诗经》的有序、权威。这一工作发端于《诗序》；毛公作《故训传》，将《诗序》析于各篇之端时又有所经营；郑玄《诗谱》则有意将篇次与诗之作时、美刺等进行系统化关联；孔颖达更是综合《毛诗》学的前代阐释，注意到既有篇次的复杂性，总结出多条常例、特例、变例等，使得《毛诗》篇次义例更加周致、完备。下面根据篇次义例的主次顺序，一一论之。

（一）据事之先后为次

据《诗序》所示，《诗经》篇次的第一原则，是按周王、诸侯的世次排序。如《小雅》自《鹿鸣》至《鱼丽》为文王、武王时诗，《南有嘉鱼》至《菁菁者莪》为周公、成王时诗，《六月》至《无羊》为宣王时诗，《节南山》以下为幽王时诗。《大雅》亦据事之先后为次，其篇次分别与文王、武王、周公及成王、厉王、宣王、幽王的世次相对应。《国风》也不例外，如卫国的诗大体依照卫顷公、武公、庄公、桓公、州吁、宣公、惠公、戴公、文公排次。至于同一国君有多首诗者，也遵循这一义例，孔疏曰：“诸变诗一君有数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后为次，故卫宣公先烝于夷姜，后纳伋妻，《邶》诗先《匏有苦叶》，后次《新台》，是以事先后为次也。举此而言，则其余皆以事次也。”《小雅》也不例外，如宣王时诗，“小雅自《六月》至《鸿雁》及《斯干》《无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时作，其事多在初年”，“自《庭燎》尽《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后”，也符合“据事之先后为次”的义例。

《毛诗》也存在与这一篇次体例不相符的情况。如《鄘风·载驰》为许穆夫人思归之诗，事在卫戴公之时，但编在卫文公诸诗之后，孔疏认为：“在文公下者，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烂于下耳。”又如，《卫风·芄兰》为“刺惠公”之诗，其下《河广》为卫文公时诗，二诗篇次与事之先后相符，但再其下《伯兮》言“为王前驱”，郑玄认为事在《春秋》鲁桓公五年，当卫宣公之时，其下《有狐》，以“从上明之”的原则，亦为宣公诗。可见《伯兮》《有狐》篇次有违“据事之先后为次”的义例，孔疏认为二诗“俱烂于此，本在《芄兰》之上”，并指出“换烂在作《序》之后”。再如，《郑风·清人》，《左传·闵公二年》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4】事在郑文公时，今处于郑庄公诸诗之间，孔疏：“文公，厉公之子，《清人》当处卷末，由烂脱失次，厕于庄公诗内。”又，《王风·兔爰》与《葛藟》前后相次，《诗序》曰：“《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若依“据事之先后为次”的篇次义例，《葛藟》当在《兔爰》之前，孔疏认为：“简札换处，失其次耳。”再如，《豳风·东山》为周公东征三年还，劳归士之诗，而《破斧》为周公东征时之诗，《伐柯》《九罭》为周公受流言居东，成王未迎归时之诗，故孔疏认为：“《伐柯》《九罭》与《鸱鸮》同年，《东山》之作在《破斧》之后，当于《鸱鸮》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东山》，然后终以《狼跋》。今皆颠倒不次者，张融以为简札误编。”

由上可见，孔颖达在认同《诗序》所载诗本事时代的基础上，将“据事之先后为次”视为《毛诗》篇次的第一义例，而当某些诗篇篇次与《诗序》所述诗之时代先后不相符时，孔颖达因为崇信《诗序》为子夏所作，且考虑到战国以来《诗经》篇什多有变动、散乱的事实，他更倾向于认为是今传《毛诗》篇次存在倒乱失次，且倒乱失次发生在作《诗序》之后。

（二）据作之先后为次

不过，对于此类不符合“据事之先后为次”的篇次情况，《毛诗》学家并不能都直揭其失次，那样有损自家所传《诗经》经文的有序、权威，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可能弥合之，将本事之时与作诗之时区分开来。如郑玄言：“某篇某作者，准其时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则？文王之诗有在成王时作者，是不必其时即作也。”孔颖达也认为：“有事先而后作，有事后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时也。”因此，《毛诗》学家在不能“据事之先后为次”时，又构拟出一条“据作之先后为次”的义例。

那么，如何判断“事先而后作”呢？或者说，如何解释“后作”这种情况呢？对此，《毛诗》学家发明了“思而作是诗”“追而刺之”等说法以解之。以《秦风·渭阳》为例，诗之本事是秦康公为太子时，送其舅重耳于渭之阳。其事在秦穆公时，若“据事之先后为次”，其篇次当在《黄鸟》之前，今介于康公诸诗之间，故《诗序》只能解释成“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经此调停，参照“据作之先后为次”的义例，《渭阳》也就不算失次了。但实际上，诗中所述事件与情感都是送别当下发生的，诗中并没有透出事后追作的意思。可见，《诗序》为了牵合既有篇次，在诗义阐发上作了调适，而不是尊重诗本义，怀疑既有篇次的倒乱。

同样，《毛诗》学家也用“事先而后作”来解释《豳风·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的篇次，提出了“追刺”说。《伐柯》《九罭》，《诗序》均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肃说：“或曰：’《东山》既归之诗，而朝廷不知，犹在下，何？’曰：’同时之作。《破斧》恶四国，而其辞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犹追而刺之，所以极美周公。’”言下之意，《破斧》《伐柯》《九罭》都是周公西归之后的追刺之作。孔疏云：

三年而归，大夫美之，而作《东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来归，喜见天下平定，又追恶四国之破毁礼义，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

因此，以“据作之先后为次”的义例衡之，《破斧》诸诗次于《东山》之下，亦符合伦次。可见，与怀疑《破斧》诸诗“颠倒不次”“简札误编”相比，王肃此说更好地维护了《毛诗》既有篇次的有序性。由此也可看出，《毛诗》学家提出“据作之先后为次”这一义例的意图所在。

（三）据义之轻重、内外、远近为次

以上两种义例，基本符合文献编订中时序（事时、作时）与篇序相一致的常见体例，但若一些诗的本事、作时不可确考，“据事之先后为次”“据作之先后为次”就都不尽适用了，因此，《毛诗》学家转而从诗义的轻重、远近、内外等层次关系上探寻篇次义例。这一点在“正诗”篇次上体现得较为突出。

先论《周颂》。《诗谱》曰：“《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孔颖达对《周颂》诸诗所颂时事作了细致的疏解，今列表如下。

以上是《周颂》三十一篇依据事之先后的大体排序，今传《毛诗·周颂》篇次与之迥异，显然不是“据事之先后为次”。同样，这些诗篇的作时也难以具论，孔疏曰：

所检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当时不必皆为。有事先而后作，有事后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时也……《武》，武王之事，不为颂首，不以事之先后为次矣。《雍》作于制礼之前，而在《烈文》《清庙》之后，又不以作之先后为次矣。

可见，《周颂》诸诗并不是据事之先后或作之先后为次，《毛诗》学家只能另寻篇次义例。对此，孔颖达认为：“大率《周颂》之次，虽其中有曲而变，要以盛者为先。”具体而言，《周颂》以《清庙》为首，原因在于：“《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首。文王受命，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业，且俱为圣人，令父先于子，故颂以文王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庙》也。”《清庙》之后，次以《维天之命》，其中缘由，孔疏说：“次以《维天之命》者，言文王德与天同，溢于后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庙以太平，盛之次也。”之后，孔颖达惯以“故次某诗”的表述敷衍《周颂》篇次的诗义逻辑，最后总结说：

观其大归，《清庙之什》陈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礼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报、合乐、朝见，事劣于《清庙》。《闵予之什》伤家道之未成，创往时之祸难，又陈绎告之末祭，类祃之小礼，比《臣工》又差劣焉。

如此，《周颂》三十一篇呈现出事类、德义由盛至轻的篇次秩序。但所谓事义轻重的渐变之次，逻辑也有未洽之处。如《般》与《时迈》同为巡狩之诗歌，但《般》远次于《时迈》之后，孔颖达只能解释道：“《般》非告祭之文，无明昭震叠之威，故同时而不次也。”又，《武》在周代乐舞中地位至高，但却殿于“臣工之什”之末，孔颖达解释道：“《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则武王为子道，故《武》诗不在《周颂》之初。”诸如此类，孔颖达虽尽可能弥合，但也自知“可以粗论，难以精悉”。可见，“据义之轻重、远近、内外为次”这一篇次义例在《周颂》中的局限性。

“据义之轻重、远近、内外为次”，还见于二《雅》“正诗”篇次的阐发中。《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孔颖达认为均在文王未称王时；《采薇》《出车》《杕杜》三篇，是文王以纣王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亦在未称王时；而《伐木》《天保》次于其间，孔颖达言：“《伐木》云’陈馈八簋’，为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礼，定是称王之后。”可知《伐木》《天保》作于文王称王之后，今居于两组未称王时诗之间，有失伦次。对此，《毛诗》学家另寻义例，从诗义的文武、内外层次关系上做出解释，孔疏曰：

《鹿鸣》至《天保》六篇，言燕劳群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将出征，皆是武事，故《鱼丽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

不止于此，同为“文事”的《鹿鸣》六诗，其篇次先后也与诗义轻重有关：《四牡》为“劳使臣之来”之诗，《皇皇者华》为“君遣使臣”之诗，二诗篇次与先遣后劳的事序不相吻合，孔颖达解释道：“此所以先劳后遣者，人之劳役，苦于上所不知，则己劳而怨；有劳而见知，则虽劳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认为二诗篇次体现了“以轻重为先后”的义例。又，《常棣》《伐木》居于《鹿鸣》三诗之后，孔疏曰：“为国之政，固当先国事，后族人，故使燕群臣在先也。”至于《天保》居于《鹿鸣》至《伐木》五诗之后，则是为了彰显“下报上”之义（详见下文）。经此转圜，《小雅》文王诸诗篇次变得井然有序，寄寓了编《诗》者深厚的经义思想。

对于《大雅》篇次，孔颖达也以这一义例来解释，曰：“大雅以盛为主，故其篇先隆盛。”《文王》至《卷阿》诸诗的德义关系，孔疏多以“故次某诗”“故在某诗之下”云云囫囵论过。同样，《二南》也是基于诗义的远近关系而排次的，反映了文王、后妃德化由近及远的轨迹，《周南召南谱》孔疏曰：

二风大意，皆自近及远，《周南·关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汉广》《汝坟》变言文王之化，见其化之又远也。《召南·鹊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虫》《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与夫人同为阴类，故先于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国，江、沱之间，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远也。篇之大率，自以远近为差。

可以看出，相比于前两条篇次义例，“据义之轻重、内外、远近为次”这一义例寄寓着更多太师、孔子等编《诗》者对《诗经》政教伦理秩序的理解。不过，如上文所示，相关诗篇之间的经义逻辑未必那么严密，孔颖达的阐释多有疏略，难免有泥于既有篇次强行论证、刻意求深之失。跳出《毛诗》学的畛域，结合早期《诗经》的篇次异次来看，《毛诗》篇次不代表乐用时代篇次的原貌【5】，也不代表汉代诸家《诗经》篇次的普遍情形。因此，《毛诗》学家从诗义的轻重、远近层面解释篇次秩序，阐发圣人“论《诗》”之义，只是一家之言，具有显著的建构意味，其意图在于维护、推崇《毛诗》经文的有序与义理的精微。

（四）以类相聚

另有一些诗，难以细论篇次先后的依据，只因主题相同或相近，在篇次上呈现出“以类相聚”的特征。这一点在《周颂》中体现得较为突出，孔疏：“《周颂》皆太平之歌，所论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类，所次意不似风、雅。”具体而言，“社稷以祈报比篇”，指《载芟》《良耜》比并而次；“嗣王缘事义相类”，指《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相类而丛聚；“郊宗由大礼类聚”，指“清庙之什”中《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执竞》《思文》等诗相次；“绎祃为末祭群分”，指《丝衣》《桓》比邻而次。再如《小雅》中，《六月》《采芑》《车攻》《吉日》“以田猎征伐之类，故使次焉”，“小雅《节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黄》，其次篇之义，盖以类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陈古以刺今”。孔疏又指出，《大雅·公刘》《泂酌》《卷阿》均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故三诗相次。较之“据义之轻重、内外、远近为次”的义例，“以类相聚”从大处着眼，不致力于勾勒诗篇之间的诗义层次关系，这对于《毛诗》学家的阐释本心来说是一种退让，但也因此避免了一些“执果索因”式的强行解释。

以上四条《毛诗》篇次义例，有主有次、互为补充。其中，“据事之先后为次”是第一原理，在《毛诗》篇次中体现得最为广泛，与《毛诗》学通过诗篇考知王道盛衰、政教兴废之迹的阐释旨趣最相吻合。对于《毛诗》篇次与这一义例不相符的情况，《毛诗》学家虽有时会指出其失次，但也深知不能仅执这一义例来判其正变是非，因此又揭出后三条义例以自洽。其中，“据作之先后为次”，是对“据事之先后为次”的补充，或者说是其弥补、挽救，即在“据事之先后为次”不适用但又得维护《毛诗》篇次有序性的情况下，以“事先作后”说来调和事时与篇序的错位。但实际上，“思而作是诗”“追而刺之”说在文本内部并无明证，这也见出这一义例的建构意味。当篇次与事时、作时都不相合或难以具论时，《毛诗》学家只能从诗义层次关系上探寻诸诗的排次依据，遂又提出“据义之轻重、内外、远近为次”的义例。如果说篇次与事时、作时相关联，尚有一定的客观性，那么，诗义轻重、内外、远近层次关系的阐释则较为主观，《孔疏》“故次某诗”“故在某诗之下”云云就多有疏略。相比之下，“以类相聚”以最通融的方式对《毛诗》篇次秩序作了阐明，也算最低程度维护了《毛诗》的有序和权威。

如上所述，《毛诗》学家所揭篇次义例，有符合礼乐时代以来《诗经》篇次旧貌的一面，也有泥于既有篇次而强为之解的一面，而从经学自身的学术品性来看，后者亦是经师塑造完美《诗经》传本、阐发编诗者尤其是圣人孔子“正乐”“论《诗》”之义不可或缺的阐释任务。因此，篇次义例也反过来成为《毛诗》经义阐释的关键切入点，具有重要的阐释学意义。

（一）据篇次以断定诗篇的时代

基于对“据事之先后为次”“据作之先后为次”义例的信从，《毛诗》学家常借助诗篇的上下篇次，对未透露本事背景的诗篇进行断代。如孔疏所论：“《雄雉》《匏有苦叶》，序言宣公，举其始，《新台》《二子乘舟》复言宣公，详其终，则《谷风》《式微》《旄丘》《简兮》《泉水》《北门》《北风》《静女》在其间，皆宣公诗也。”又如：“《诗·鸡鸣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还序》云：’刺哀公好田猎。’则皆哀公诗也。《著》《东方之日》《东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举号谥，则举上明下，亦为哀公诗矣。” “《防有鹊巢》云宣公，《月出》亦从上明之，亦为宣公诗也。”“在其间”“举上明下”“从上明之”云云，说明孔颖达对《诗序》书法中所寓含的篇次义例的信赖，据此对前后诗篇进行断代，不仅维护了《毛诗》时序与篇序的有序一致，也使得一些诗在历史脉络和事件图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同时，《诗序》也依据既有篇次来论说诗的本事、作时。如《邶风·燕燕》是卫桓公为州吁所杀，其母戴妫大归，卫庄姜送之之诗，为州吁时诗。《燕燕》之后，次以《日月》《终风》，《诗序》：“《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终风》，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前序”未明言时代，“后序”则将二诗定在州吁时【6】。但令人费解的是，庄姜何以要待庄公死后、桓公又在位十六年，今遭州吁之难后，才突然伤己不见答于庄公，当下与过往情事之间很难触生作诗的动机，且诗中之意都是对庄公而发，与州吁并无关涉。如朱熹《诗序辨说》所言：“盖诗言’宁不我顾’，犹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无良’，亦非宜所施于前人者，明是庄公在时所作。其篇次亦当在《燕燕》之前也。”【7】同样，《终风》“莫往莫来，悠悠我思”“寤言不寐，愿言不嚏”等，传、笺、疏都解作州吁对庄姜，十分不伦，朱熹《诗序辨说》曰：“详味此诗，有夫妇之情，无母子之意，若果庄姜之诗，则亦当在庄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序》说误矣。”【8】胡承珙亦曰：

此诗（《日月》——引者注，下文同）及《绿衣》《终风》，《序》首句皆止云“卫庄姜伤己也”。《诗》经秦火后，倒乱失次，经师因前《燕燕》是庄公殁后之诗，故于此增入“不见答于先君”之语，后儒遂有以“乃如之人”为指州吁者。案，《毛传》于“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于“宁不我报”云“尽妇道而不得报”，则断非庄公殁后追述既往之辞。【9】

朱、胡所辨是也。从中可知，《诗序》——具体讲是“后序”，其误很大一部分当源于《终风》《日月》次于州吁时诗《燕燕》之后，遂将二诗往“州吁之难”上去索解，但这一本事背景不仅与诗文义旨相违，也与“前序”之说不合。《绿衣》《日月》《终风》三诗，《诗序》“前序”均言：“卫庄姜伤己也。”据王承略研究，这或许表明在《诗序》析于各篇篇端之前，其行文可能是：“《绿衣》《日月》《终风》，卫庄姜伤己也。”【10】三诗本事、时代相同。这说明在《诗序》“前序”时代，《日月》《终风》当次于《绿衣》之后、《燕燕》之前，今本《毛诗》二诗篇次倒乱。《诗序》“后序”对二诗的断代，以及《毛传》《郑笺》对诗文的故训解说，显然都受到这一倒乱后之篇次的影响。

同样，上文提到的《渭阳》，是秦康公为太子时送其舅重耳于渭阳而生思母之情，但因其次于“刺康公”的《晨风》之后，故据“从上明之”的原则，也被定为康公时诗，遂成了追思之作。但送舅之事、思母之情都发生于秦穆公二十四年，康公即位后，至少隔了十六年，且此时晋文公也已去世，何以事过如此之久，父母、舅氏俱逝，忽又追念而作诗？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渭阳》的篇次影响了《诗序》对其作时的判断，虽然《诗序》所述诗之本事不误，念母之情亦或不误【11】，但因《渭阳》既有篇次与“据事之先后为次”不合——若依此义例当列于《黄鸟》之前【12】，故只能将其解释成事后追作，使其符合“据作之先后为次”的义例，从而维护《毛诗》篇次的有序性。

《小雅》“六笙诗”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的断代，也因篇次问题而颇为割裂。《鱼丽》“后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故美万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诗谱》亦曰：“小雅自《鹿鸣》至于《鱼丽》，先其文所以治内，后其武所以治外。”可见，《鱼丽》与其前《鹿鸣》等诗都被定为文王、武王时诗。附在《鱼丽》后的三笙诗《南陔》《白华》《华黍》也因此被定为文王、武王之诗。《诗谱》又曰：“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时诗也。”是《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为周公、成王时诗，附在《南山有台》后的三笙诗《由庚》《崇丘》《由仪》也一并被定为周公、成王时诗。但事实上，《鱼丽》与《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相间而歌奏，按照“间歌”的实际乐次，六诗应该相次，作为整体也应该属于同时之作。但毛公“以见在为数”，将《鱼丽》殿于“鹿鸣之什”末，这不仅割裂了《鱼丽》与其他“间歌”五诗的整体性，也直接影响了《诗序》“后序”、《诗谱》以“从上明之”的原则，将《鱼丽》定为文王、武王时诗。对此，朱熹有精准的分析：

然则此六者，盖一时之诗，而皆为燕飨宾客上下通用之乐。毛公分《鱼丽》以足前什，而说者不察，遂分《鱼丽》以上为文武诗，《嘉鱼》以下为成王诗，其失甚矣。【13】

其说是也。简而言之，《鱼丽》及《南陔》《白华》《华黍》三笙诗的断代，明显是受到改易后的《毛诗》篇次的牵连。

诸如此类，以篇次断定诗本事和创作时代的例子，尚有很多，不必枚举。总结而言，这一阐释路径的基点是对《诗经》篇次有序性的信赖，认为这一篇次秩序是出自孔子的论定，《诗序》出自子夏，自然也谨奉圣人论次之意，透露出篇次与时序的关联。但正如诸多出土战国两汉《诗》类文献所示，早期《诗经》篇次异次现象多见，《毛诗》篇次并不如其所塑造的那样具有清晰的谱系和绝对的权威性，因此，基于篇次做出的诗本事、作时阐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如《公刘》《泂酌》《卷阿》三诗在《毛诗》“生民之什”中前后相次，均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但海昏侯《诗经》中三诗置于“云汉十一篇”宣王诗之列，且是《公刘》《卷阿》《行苇》《泂酌》四诗相次，篇次差异较大。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三家《诗》以《公刘》《行苇》《泂酌》均为“美公刘”之诗【14】。可见《毛诗》与三家《诗》有关四诗的分卷、篇次、诗旨、作时，各不相同，是故，任何据自家《诗经》篇次所做出的相关阐释，就都仅是一家之言，并非绝对真理。

（二）据篇次以阐释诗篇之间呼应报答的意义关系

同样，基于对孔子删修、论次《诗经》的崇信，《毛诗》学家也常关注篇次之间尤其是首尾、上下诗篇在意义上的呼应报答关系。最典型者要数《周南》中《关雎》与《麟之趾》、《召南》中《鹊巢》与《驺虞》，四诗分别居《周南》《召南》首尾，《毛诗》学家认为这一篇次安排并非寻常，而是寄寓了编《诗》者对《二南》文王、后妃德化所及的深刻理解。《诗序》曰：“《麟之趾》，《关雎》之应也。《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 “《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诗谱》亦从文王、后妃德化之迹解释《关雎》与《麟之趾》、《鹊巢》与《驺虞》篇次首尾呼应的关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终以《麟趾》《驺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兴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获嘉瑞。”不过，孔颖达强调，所谓“应”并非是诗人作诗时就有意呼应，而是编《诗》者、《诗序》作者有意发明《二南》篇次中寓含的深意，以文王、后妃德化天下的瑞应，示法于后代：

《周南召南谱》孔疏：“以诗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关雎》《驺虞》之与《鹊巢》，未必一人作也……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宪后昆，大师比之于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关雎》之应，《鹊巢》之应耳。其实作者本意不在于应。”

《麟之趾》孔疏：“此篇处末，见相终始，故历序前篇，以为此次……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时，不为有《关雎》而应之。大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岂一人作诗，而得相顾以为终始也？……明是编之以为示法耳。”

编《诗》者是否有此深远寄托，难以确考，不排除《诗序》《诗谱》有基于既有篇次刻意求深的嫌疑。不过，孔疏就篇次谈篇次，不将此呼应关系归为诗人作诗的本义，是相当中肯、审慎的。

这种诗篇间的呼应关系，不仅见于首尾，还常见于上下篇之间。如《小雅·天保》，《诗序》云：“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郑笺》结合诸诗篇次发挥《诗序》之义，曰：“下下，谓《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归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如此，六诗的篇次就不是随意、偶然的，而是寄寓着深厚的经义。不过，孔颖达也指出，这种经义只体现在编《诗》层面：

诗者，志也，各自吟咏。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为答上篇之歌者，但圣人示法，义取相成，比《鹿鸣》至《伐木》于前，此篇继之于后以著义，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则？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与此计议，何相报之有？郑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报也。

孔氏所言甚是。《鹿鸣》至《伐木》君所燕之臣，身份不一，作《天保》的诗人亦未必即是前面受君燕之臣，因此《诗序》所谓“下报上”，就只是阐发圣人编《诗》的寄义，为后人“示法”而已。

相对较为隐晦的前后相承关系，还见于《大雅·既醉》与《凫鹥》二诗。《既醉序》：“《既醉》，大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凫鹥序》：“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孔疏：“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师次篇，见有此义，叙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乘上篇而为势也。”可见，孔颖达认为《既醉》《凫鹥》二序，主要是阐发编《诗》者的排次之意，二诗各自创作，诗中文句、旨义并无照应，故孔疏在解诗时也未相援引、牵合。

综上，孔颖达对《诗序》所揭示的首尾呼应、上下报答关系的揭示，限定在编《诗》层面，多次强调非诗人本有此意，但后代学者却有意将篇次之义更往前推溯到诗篇的创作或乐用之际。以《鹿鸣》至《天保》六诗为例，朱熹认为：“人君以《鹿鸣》以下五诗燕其臣，臣受赐者，歌此诗（《天保》）以答其君。”【15】若此，则上下报答关系在歌诗乐用之际即有体现，其说之牵强十分明显，季本认为：“前五诗者所用异时，不知为何时之燕而作邪？将先作此诗（《天保》），随其燕而皆以此答邪？盖有求其说而不得者矣。”【16】方玉润更指出，《鹿鸣》至《伐木》五诗“非尽君下臣也”，故《天保》“下报上”也就无从谈起，“且臣必待君赐而后报，则所报者亦伪”，认为“此不过编《诗》次第应如是耳，不可泥以说《诗》也”【17】。这也正是孔疏所着意强调的。

关于《既醉》与《凫鹥》，后代学者也较孔疏更进一步，有意发挥二诗相次在本事、旨义上的关联。如清人沈镐认为：“上篇言’公尸嘉告’，此篇五章俱云’公尸’，上篇《序》云’太平’，此篇云’太平之君子’，两篇当是一事，上篇正祭，此篇宾尸。”【18】胡承珙亦指出：“观《既醉》《凫鹥》二篇《序》，可见其为编《诗》时所作，故文义相承如此。盖其时晓然于作诗之意，非同后此之凭臆推测也。夫《既醉》为正祭后燕饮之诗，《凫鹥》为事尸日燕饮之诗，求之经文本自明白。”【19】认为二诗文义相承，是诗人作诗的本意，而非仅是序《诗》者的臆测。又，《毛传》《郑笺》对《凫鹥》诗旨存在异说，《毛传》认为《凫鹥》五章皆为祭宗庙后绎而宾尸之诗，《郑笺》则以五章分别祭宗庙、四方百物、天地、社稷山川、七祀。胡承珙支持毛说，他在立论时就援引《既醉》作为支撑，曰：“四章’既燕于宗’，又覆指正祭既毕之燕，实与前章相应。故序者于此即承《既醉》之’大平’为言……二诗皆言’公尸’，上篇云’孝子不匮’，明为宗庙祭事，此篇’公尸’自不应有异。”【20】胡氏这一立论，与其认为《既醉》《凫鹥》在作诗之际就存在意义关联是直接相关的，于此可见篇次对诗义阐说的影响。

不过，这一阐释策略往往陷入各自为说的怪圈。仍以《既醉》《凫鹥》为例，朱熹另立新说，认为《既醉》与次于其前的《行苇》构成报答关系，《凫鹥》则与次于其后的《假乐》构成报答关系：

此（《既醉》）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21】

疑此（《假乐》）即公尸之所以答《凫鹥》者也。【22】

某诗的上下都有诗相邻，因此所谓上下篇的报答关系竟有完全不同的组合和阐释。后人对朱子之说多有批驳，如陈启源认为：“以《假乐》为尸答赋，一似宾尸时王与公尸即席唱酬者，尤令人难信。”【23】从二诗诗义着眼，姚际恒指出：“《集传》谓’父兄所以答《行苇》’，《行苇》既未必为祭诗，（《既醉》）又何答也？且后数章皆从’公尸嘉告’而衍之，非谢答之辞也。”【24】方玉润认为，《既醉》乃“祭而述神嘏之词”，《行苇》亦非“祭毕燕父兄耆老之诗”，二者根本没有报答关系【25】。可见，朱子之说在情理和诗义上都有失牵强。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上下诗篇报答关系的阐说，在《诗集传》中并非仅见，再如：

此诗（《山有枢》）盖以答前篇（《蟋蟀》）之意，而解其忧。【26】

从军之士，以前篇（《东山》）周公劳己之勤，故言此（《破斧》）以答其意。【27】

此诗（《大田》）为农夫之词，以颂美其上，若以答前篇（《甫田》）之意也。【28】

此（《裳裳者华》）天子美诸侯之辞，盖以答《瞻彼洛矣》也。【29】

此（《鸳鸯》）诸侯所以答《桑扈》也。【30】

此（《采菽》）天子所以答《鱼藻》也。【31】

可见，朱熹对这一阐释策略运用之广。如前所述，这均是基于对《毛诗》篇次有序性、权威性的信任，但事实上，早期《诗经》篇次异次现象多见，如安大简《诗经》中，《山有枢》次在《扬之水》之后；熹平石经《鲁诗》和海昏侯《诗经》中，《既醉》次于《生民》之后、《假乐》次于《瞻卬》之后、《裳裳者华》次于《蓼萧》之后【32】。朱熹所主张的八组上下篇报答关系，竟有四组存在异次，如此，所谓报答关系也就没有着落了。这充分说明，基于上下篇次做出的报答阐释，只是针对自家既有篇次的系统性建构，将其放在早期《诗经》流传与阐释的横纵面上来审视，并不具有说服力。

（三）据篇次以界定诗篇的美刺性质

《毛诗》的上下篇次，也影响了诗篇美刺性质的界定。如《鄘风》中《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四诗相次，其中《定之方中》，《诗序》以为美卫文公徙居楚丘，营宫室；《干旄》，《诗序》以为美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二诗作为美诗的定性，没有疑义。而居于其间的《蝃蝀》《相鼠》二诗，《诗序》曰：“《蝃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 “《相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可见，“前序”与“后序”在美刺定性上是相反的，“后序”显然受到篇次影响。《蝃蝀》《相鼠》从文本上看，当为刺奔、刺无礼之诗，但因介于《定之方中》《干旄》二美诗之间，且卫文公作为复国中兴之君，被认为“诗无刺者”，故“后序”只能反向解作美文公之诗，孔疏亦以归美说曲护之：“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礼，而刺其无礼者，所以美文公也。《凯风》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无礼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也拘于篇次而强行以刺为美，正如钱澄之所言：“因其篇次在《定之方中》之后，谓文公新政初行，风俗以革……曰’止’者，美文公也。”【33】可谓深揭《诗序》立说之由。可以推想的是，《蝃蝀》《相鼠》若不是现在的篇次，定不会被断为卫文公时诗【34】，更不会被定性为美诗。

与之相反，一些诗本为美诗，却因篇次被归为刺诗。如《秦风·终南》，《诗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 “后序”已透出美、戒二义的纠葛，遵《诗序》者多以“美中寓戒”“先戒后美”调和之。但从诗文本来看，正如朱熹所言：“此秦人美其君之词，亦《车邻》《驷驖》之意也。”【35】姚际恒、胡承珙也认为是美诗，无戒意【36】。可见，《终南》被定性为戒诗，究其根源，很可能受到篇次的牵连。《终南》之前为《蒹葭》，《诗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且不论《蒹葭序》之正误，但《终风》次在其后，被连带定性为戒诗，正是《毛诗》篇次义例在经义阐释中运用的常见情形。若《终南》次于“美襄公”的《驷驖》《小戎》之下，很有可能将被定性为美诗。与之相似，《郑风·羔裘》《齐风·卢令》《唐风·绸缪》《曹风·鸤鸠》等诗被定为刺诗及其所刺的对象，也可能受到诸诗篇次的影响，兹不赘述。

《小雅》中也存在因篇次原因而被定性为刺诗的例子。《小雅·楚茨》以下十余诗，因列于《节南山》至《何草不黄》诸幽王时诗之间，遂均被定为“刺幽王”之诗。但如朱熹《诗序辨说》所言：

自此篇（《楚茨》）至《车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风刺之意。《序》以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应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者耳，《序》皆失之。【37】

《诗序》罔顾文本，将《楚茨》等诗一概视为“刺幽王”之诗，显然受到诸诗篇次的影响，其以“君子伤今而思古”“见微而思古”“思古明王”等说法强行以美为刺，可谓用心良苦。事实上，在熹平石经《鲁诗》、海昏侯《诗经》中，《裳裳者华》在“正小雅”之列，与《湛露》对调了篇次，“正小雅”《彤弓》亦被后移到“《甫田》之什”中。可见，朱熹“错脱”说并非虚言，若据此篇次进行阐说，《裳裳者华》《湛露》《彤弓》三诗的时代、美刺性质，必然是另一种看法。

以上所论是篇次秩序影响《毛诗》阐释较为显著的三个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例证，值得一提。如《召南·甘棠》为美召公之诗，《行露》次于其后，《诗序》曰：“《行露》，召伯听讼也。”但《行露》本身并未透露召公听讼，很显然，《诗序》受到了上篇《甘棠》召公于棠下决狱之说的影响。三家《诗》以《行露》为申人之女守志，夫礼不备，虽讼不行之诗【38】，并未与召公相牵涉。两相对照，正可见出《毛诗》阐释受篇次影响之深。而且，郑玄认为《甘棠》中召公于棠下决狱是“听男女之讼”，当亦是受到《行露》的影响，《甘棠》《孔疏》即指出：“且下《行露》亦召伯听男女之讼，以此类之，亦男女之讼可知。”再如《邶风·式微》，《诗序》曰：“《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次于其后的《旄丘》，《诗序》曰：“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亦与黎侯之事相关。但三家《诗》对《式微》本事另有其说，《列女传》认为是黎庄夫人不见答于黎庄公，与其傅姆作诗以言志。《式微》本事既有异说，则《毛诗》因篇次关系对《旄丘》所作阐释，可信度也就有折扣了，仅可作为《毛诗》学的一家之言看待。事实上，《齐诗》对《旄丘》就另有其说，据《易林·归妹之蛊》：“阴阳隔塞，许嫁不答。《旄丘》《新台》，悔往叹息。”并没有像《毛诗》那样牵合黎侯寓卫之事【39】。这也说明，《毛诗》与三家《诗》对利用篇次进行诗义阐释有不同的态度，《毛诗》在建构系统性《诗》学时对篇次有更大程度的利用，而三家《诗》则无意于上下诗篇本事、作时、美刺的关联和齐整。这背后涉及的《毛诗》与三家《诗》在诗学体系、阐释路径、阐释旨趣上的差异及其深层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毛诗》的篇次义例及其在经义阐释上的运用，若从《毛诗》一家之学的内部来看，实属其建构和尊崇自家《诗》学体系权威性的应有之义。综合来看，这些篇次义例反映了礼乐时代以来《诗经》编排的基本格局，可以见出早期诸家《诗经》传本最为普遍、稳定的篇次秩序，但也存在《毛诗》家基于既有篇次进行周密建构、强行自圆的一面，故在“据事之先后为次”不适用时，渐次生成另三条义例，以便对《毛诗》篇次之通例及各种特例、变例做出圆融的解释。其中尤以“据义之轻重、内外、远近为次”这一义例，最能见出《毛诗》学家弥缝牵合、自圆其说的痕迹，经其揭明，原本无序或并无深义的篇次反都寓含了编《诗》者“示法”的微言大义。最终，《毛诗》篇次不仅井然有序、义例严明，且富含经义，这成为《毛诗》学家关注篇次并以篇次为基准进行经义阐释的重要依据。

如上文所论，诗篇的断代、诗篇间意义的关联、美刺正变的定性都受到《毛诗》篇次秩序的深刻影响，某些诗篇的阐释甚至与诗文本义旨相悖。可以说，《毛诗》整体的文本秩序及序列性、体系化的阐释，是凌驾于个体诗篇的文本之上的，因此常有过度阐释、牵强附会、罔顾文本的弊病。后人对此多有指斥，但如朱熹等学者也未脱窠臼，仍习惯性地倚赖篇次以解诗，可见这一阐释思路影响之深。而今，出土战国秦汉早期《诗经》各传本中诸多篇次异次现象，展示了《诗经》篇次秩序的复杂性，《毛诗》篇次的有序性、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其基于篇次做出的经义阐释也只在一家之学内部有其效应。是故，既有必要从《毛诗》学内部揭示其篇次义例与经义阐释的逻辑，也应该参考安大简《诗经》、海昏侯《诗经》、熹平石经《鲁诗》等异次情况，客观评价《毛诗》学这一阐释策略的得失。本文即有鉴于此，特发覆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