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百年前，当文学史研究领域出现对赋体文学价值的质疑时，郭绍虞先生于1926年撰写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载《小说月报》1927年），首次系统论证了赋体的嬗变轨迹与文学史坐标。这篇文章在赋学研究史上具有开新意义，被学界公认为现代赋学研究的奠基性成果。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拓展趋势。随着《中国文化史论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文化制度述略》（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文化史二十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赋学：制度与批评》（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著作的出版，尤其是今年新著《大汉天声——赋与中国文化》（凤凰出版社2025年版，以下简称“《大汉天声》”）的问世，许结先生通过一系列论著，全面考察赋体文学与中国文化制度的深层关联，构建赋学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定位体系，奠定了“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评估研究之基石，并开示该领域研究之未来门径。赋学研究逐渐超越传统文学史藩篱，演变为从历史维度、政治维度和艺术维度诠释中国政权仪轨、解析王道圣统，以及绘构帝国视觉图像的文化密钥。
历史维度：赋体铭刻“大汉”的威仪
“大汉”指向汉代，尤其是西汉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帝国，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格局。将汉赋作为“一代文学之胜”，与“汉之赋周秦所无”的论断相呼应，凸显汉代在文化上的开创性地位。同时，“大汉”不仅是历史朝代，更代表一种历史威仪与文化精神，渗透到华夏民族的世世代代。
在《大汉天声》一书中，赋体被定位为汉代国家形象的文学书写，超越了传统文体研究的范畴，凸显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文化政治功能。书中第一章主要探讨汉赋建德问题，并延伸出“大汉继周”的历史思考，接着追问汉承秦制的“王霸之争”路径，从而由“汉德”转向“汉统”思想的探讨，创新性揭示汉赋通过郊祀、畋猎、朝贡等“天子礼”的仪式化描写，构建帝国意识形态的德政谱系。第二章开始讨论汉赋经典的形成以及与汉代显学——经学的关系，提出“赋圣丹心”说，重新诠释司马相如“凌云笔”背后的文化策略，突破“劝百讽一”的传统评价框架。汉赋被视为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一段辉煌的记忆，承载着“大汉”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责任。到第四章“江山一统、气象万千”，由汉而下，探讨魏晋、唐、宋辞赋创作的“时运与文心”：汉赋是帝国仪典的礼文，晋赋是玄学思想的注疏，唐赋是法度文明的镜像，宋赋则是理学话语的载体；接着又从行人之官与赋体功能视角，探讨外交用赋现象，如明朝董越出使朝鲜撰《朝鲜赋》、湛若水出使安南撰《交南赋》，皆是在塑造华夏中心主义的地缘观念，意在宣示王朝上国的天威。
《大汉天声》一书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为理解中国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经典范式，从根本上重构了汉赋的文化定位：不仅是“一代之文学”，更是理解秦汉帝国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其突破性在于将文体学研究提升至文化史高度，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以赋观史”的新视角。
政治维度：赋体奏响“圣统”的“天声”
大汉天声，声播千载。“天声”喻指汉帝国的威仪与正统性，汉赋中描写的天子郊祀、畋猎等礼仪，均以“明天子之义”为核心，象征汉王朝“承天之序”的合法性。如扬雄《河东赋》追寻天子祀礼的意义，不仅上溯“虞氏”“帝唐”“隆周”“豳岐”等所谓“往昔之遗风”，又梳理尧、舜、周文的治道传统，强调郊祀的“圣统”内涵。
在《大汉天声》一书中，许结先生主要抓住了三个节点：一是由《文选》编纂看汉赋，成就“盛世作赋”传统。《文选》首选赋体，而赋体又首选“京都”类，通过赋体的“宏博之象”来展现帝国图式，以“不可加”之心态来彰显盛世作赋的情怀。张衡写《二京赋》，模仿班固《两都赋》又要超越《两都赋》；晋朝左思写《三都赋》，特别批评扬、马赋作“虚而无征”；唐代李庾创作《两都赋》，“以诎夸汉者，昭闻我十四圣之制度”；再到元朝黄文仲撰《大都赋》，开篇谓“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天子“君临四海”的理想是这些京都赋共同的旨趣，以京都礼仪秩序彰显盛世帝国的“圣统”天声。二是科举考赋让辞赋走向东亚。从司马相如献赋汉廷到扬雄奏赋，到唐代闱场考赋，开启唐宋“诗赋取士”制度。白居易撰《赋赋》赞美律赋创制，苏轼有感于罢、复赋的波折而创《复改科赋》主张闱场考赋，原因在于科场考赋可观才学与才情，也因此考赋制度传播东亚，带来海东辞赋创作的兴起与繁盛。三是由《盛京赋》的创作与写译，让辞赋走向世界。乾隆帝东巡祭祖，撰写《盛京赋》，表面以盛京（沈阳）为书写对象，但标示“三心”：“父母之心”“祖宗之心”与“天下之心”，尤“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实则是通过赋体文学构建清帝国合法性的“圣统”。赋完成后，武英殿刻印满汉双语本，而且特旨开《盛京赋》篆字馆，以三十二体篆书印制，盛行一时，流波世界：法裔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并详加注释，于1770年（乾隆35年）由巴黎提亚尔（N.M.Tillard）出版社出版，开创欧洲译介辞赋的先河。这篇赋被译介欧洲，文化意义非凡，是“以'文化品牌’得以'宣威海外’，成为十八世纪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文本与契机”，堪称“天声”寰宇。
“大汉天声”四字浓缩了中国赋学的核心价值——以赋体这种宏丽的文学形式彰显帝国气象，并通过礼制书写与艺术创新，使赋体成为“经世不衰而历久弥新的独立文体”。《大汉天声》一书不仅从政治与历史维度系统重构了赋体的价值坐标，更通过对其书写范式的解析，阐明了赋体文学承载中国精神传统的永恒魅力。
艺术维度：赋体展演“万象”的剧场
赋体作为“以语象呈现物态的审美文献”，以类聚物采的书写范式实录帝国丰赡的物象世界，通过“语象”的铺陈实现视觉化“图像”转介，最终凝铸为表征帝国精神的物质性文本景观。赋体最能够宣扬国家的成就与美德，是一种能包孕中国文化精神，展现中国形象的文类。许结先生对“文类”一词有独到的解释，他认为“文”是修辞艺术，“类”是由于文化重类，而赋体尤能博物，故偏重文化。赋体因“苞括宇宙”，所以能包罗万象，气势恢宏；又因“物以赋显”，特别重“物类”意识，所以能昭物取象，极尽夸饰描绘之能。
《大汉天声》以“《上林赋》与《上林图》”举例，指出“上林苑”是天子圣域，司马相如《上林赋》“周览泛观”，体现赋体“控引天地”的想象特质，仇英以画师之“观”重构天子圣域空间，将文学意象转化为视觉艺术，实现“宇宙气势”的视觉留存。又通过解析历代牛赋的文学作品、牛图的视觉透视及牛图赋的跨媒介互文，揭示农耕精神从文本到图像的三重转换机制；辨析《流民图赋》与《耕织图赋》所再现的“流民”疾苦之像与“耕织”田园之境，揭示王政之本与耕织文明的诠释关系；分析历代《豳风图》与清人《豳风图赋》的互动，揭示赋体通过图像中介完成从《诗经》抽象政教理念到具体艺术表达的经典化过程。许结先生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研究范畴，将辞赋“语象”与赋图“图像”并置分析，独创性揭示出赋体“苞括宇宙”的空间叙事与画像艺术“观物取象”认知思维的同构性，为传统文学与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典型范式。
赋体里的中国，堪称“流天苞、阐地符”的大制作。许结先生的理论洞见在于：将赋体从“铺陈文学”升格为展现国家形象与文化精神“特质文类”，深刻揭示出赋体文学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独特功能。赋体持续为中国文化提供“可展演”“可交互”的叙事文本，成为塑造完美中国形象的艺术素材元库。
在《大汉天声》一书的学术建构中，赋体作为一种“文化密钥”的价值正被重新发现——它不仅是文学演进的载体，更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表述、历史观建构与艺术知识整合的核心媒介——其繁复的空間叙事对应着帝国秩序的权利想象，“曲终奏雅”的文本结构折射出“圣统”树立与权力规训的共生关系，夸饰的物象罗列则暗含着“万象毕照”的艺术品生产过程。在走向跨文明对话的历程中，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通过阅读赋作译本而生出文化敬意，将其视为“可爱的中国之王”的象征；狄德罗从辞赋文本肌理中读出中国文化“父爱的精神”，盛赞赋作有“世界万国之中，未来万世之下真正的诗性”。在比较诗学的视域下，赋体文学已超越普通文类范畴，成为“帝国文体”，俨然“中国之王”的化身，包孕着具有典型“中国风”的文化内涵。正如《大汉天声》所揭示的，中国学者需重新发现赋体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那些曾被简单归为“宫廷文学”的汉大赋，实则是破译“中国性”最精密的文化认知符码，诚如许结先生在序言中所谓：“这（赋）是中国人的脸面。”
·本文作者王思豪，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赋学会副会长。
排版：由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