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豪旭
近日，我在金石印坊公众号某篇文章的评论区，看到一位印友留言说：“白文不能用刊哦。”其意是指文章中所展示的白文印，边款用了“刊”字不妥，必须用“刻”才正确；而“刊”字只能用于朱文印，不能用于白文印。那么，这种观点究竟对不对呢？今天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也毫无依据。事实上，类似的说法我已不只一次听到。此类看似“正确”的谬论之所以能在坊间流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少“大师”太能忽悠，而许多初学者又太容易被忽悠。为避免更多印友上当受骗，今天我就斗胆写几段文字，专门反驳这个错误观点。先作说明：本文并非针对这位留言的印友，而是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简单讲清楚。
既然该观点认为白文印不能用“刊”，只能用“刻”，而朱文印只能用“刊”，而不能用“刻”，那我们只需找出前人白文印边款中用“刊”、朱文印边款中用“刻”的例子，便足以令其不攻自破。请看下面这两方印：
边款：辛未冬，述贤赠展堂先（生），齐璜刊，时居京华。
边款：此石己未年居法源寺刻，庚申居前青厂补记，白石。
这两方印均为齐白石作品。一方是白文印“胡汉民印”，边款为“辛未冬，述贤赠展堂先（生），齐璜刊，时居京华。”另一方是朱文印“三百石印富翁”，边款为“此石己未年居法源寺刻，庚申居前青厂补记，白石。”这两方印中，白文印用了“刊”，朱文印用了“刻”，反驳的论据岂不是信手拈来？或许有人会说，仅齐白石一例不足为证。好，那我们再看两方印。
△ 兰泉长寿（王大炘刻）
边款：取三公山碑意乃刊是石，庚戌正月冰铁王大炘并记于盛氏思惠斋。
边款：缶道人刻。
“兰泉长寿”，这是一方白文印，作者为冰铁王大炘，边款内容为“取三公山碑意乃刊是石，庚戌正月冰铁王大炘并记于盛氏思惠斋。”“稼田”是一方朱文印，作者为缶翁吴昌硕，边款只有四个字：“缶道人刻”。与前面的作品一样，白文印中用到了“刊”，朱文印里用到了“刻”。
由此可见，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白文印可以用“刊”，朱文印也可以用“刻”，绝非网上所说的“朱文不能用刻，白文不能用刊”。实际上，在边款中使用“刊”或“刻”，并没有严格的场景限制，根本不必区分朱文白文。一句话：随心所用即可！据我观察，不少篆刻家对创作动词确有个人偏好，比如邓石如喜用“篆”，吴让之常用“刻”，而齐白石则最爱用“刊”。当然，他们偏爱某一动词，并不代表排斥其他。只要勤翻印谱、多读边款，便能发现许多有趣的创作动词，如“鼓刀”“作篆”“呵冻”“勒石”等等，我们大可将它们借鉴到自己的边款创作中。
当然，会有一些朋友引古法为据，指出“刊”与“刻”二字造字本义不同，用法自然应有区别，认为后世之人不循古制才导致二者混用，吴昌硕、齐白石便是其中代表。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许慎《说文解字》。（《说文》释：“刊，剟也。从刀，干声”；“刻，鏤也。从刀，亥聲”。）不错，它们本是不同的汉字，诞生之初必然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然而社会向前发展，时代不断变迁，文字的写法、读音、含义及使用情境亦随之演变。若在用字上一味泥古不化，只会令创作寸步难行。况且，所谓“古法”的界限又在何处？谁可代表真正的“古”？许慎的时代就算古吗？他距离甲骨文与金文的年代也已相隔千年。古与新永远相对，或许今天我们确立的某些新规范，也将成为千百年后人们口中的“古法”。此外，“刊”“刻”用于印章边款，实为文人篆刻兴起之后之事，仅几百年历史。它们在实际使用中是否必须遵循青铜器铭文规范或《说文解字》的释义，本身就值得商榷。归根结底，一句话：不可执前朝之剑，斩当朝之官。
自媒体时代，常有不学之辈冒充国学专家，在网络上大言不惭，宣扬各种看似正确实则荒谬的言论。例如：书法落款若盖两方印，必须一朱一白，且朱印在下、白印在上，以此符合《易经》泰卦“阳在下、阴在上”，天地交感的意象；又比如“巳”字作为地支时，末笔不能上弯，只能平拉，若钩上去就是错字。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以后有机会我会一条一条去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