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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慎，这位清代声名远扬的书画家，在人物画创作领域独树一帜，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为清代人物画开辟了全新的风尚。黄慎于 1687 年降临人世，他在《述怀》诗中自述 “天中节序唯建午，丁在卯兮诞降初”，诗中的 “丁卯” 即指康熙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 1687 年。他籍贯为福建宁化，初名恭懋，后改字恭寿，号瘿瓢。据陈寿祺所撰《福建通志》记载，黄慎享年八十岁，于 1766 年与世长辞。
在《述怀》诗中，黄慎还提到 “嗟哉父死洞庭野，我母鞠育如掌珠”，可知其父为普通知识分子，在黄慎幼年时，漂泊于湖南并于此地离世。少年时期的黄慎，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下成长，“母也寄残疴，午夜历冰霜”，一家人生活艰辛贫困。为了维持生计，支撑家庭，黄慎毅然决定学画，正如《蛟湖诗钞》中王己山所序：“又念惟写真易谐俗，遂专为之。已旁及诸家，差解古人法外意。”
黄慎大约十四岁开始学画，然而到了十八、九岁时，他自觉进步缓慢。经友人点拨，他意识到学画若不浸润于诗书之中，缺乏士大夫的气韵，终究不过是画工的技艺而已。他深刻认识到诗文修养对于作画的重要性，坚信 “能诗，则画亦不俗”，更直言 “予画之不工，则以予不读书之故”。自此，黄慎发愤图强，刻苦读书，“十年容类打包僧，无怪秋霜两鬓鬅；历尽南朝多少寺，读书频借佛龛灯”。
他白天习画卖画，夜晚借宿古寺，凭借佛前灯光刻苦攻读。所涉书籍广泛，涵盖《毛诗》、《三礼》、《史记》、《汉书》，以及晋宋文章、唐诗等，这使得他的诗文经史修养得到极大提升，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作画的境界。
他还苦练书法，并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创作，使书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绘画方面，除人物画外，对于昆虫草木的四季荣枯、历代制度的衣冠礼器、山水景物的自然风光，他皆仔细观察并加以表现，故而在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各领域都造诣颇高。此外，黄慎早年还师从同乡著名工笔人物画家上官周，为自己打下坚实的造型基础。由于家境贫寒，他对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尤为关注，其人物画作品处处体现着深切的人文关怀。
黄慎性格洒脱不羁，心地清正，衣着简朴，淡泊名利，沈儋曾称赞 “我友黄大痴，最爱是疏狂”。
后来，黄慎前往扬州卖画，成为 “扬州八怪” 的重要代表画家。与 “扬州八怪” 的其他画家一样，他在绘画创作中追求与清初正统派 “四王” 截然不同的画风，极具创新精神。他时常往返于扬州与福建之间，其 “疏狂” 的性格特质在作品中表露无遗。
他将草书自由洒脱的运笔和意趣融入人物画与花鸟画中，特别是在人物画的衣褶处理上，运用流畅的线条书写，生动自然；花鸟画中的花草树木，线条飞动翻卷，自由奔放。黄慎绘画所呈现出的书写性与表现性特征，将人物画和写意花鸟画推向了新的高峰。
黄慎性格洒脱随和，雷鋐在《蛟湖诗钞》序中评价：“山人（黄慎又号瘿瓢子，瘿瓢山人）性洒脱，无城府，人多喜从之游”。
书法入画在黄慎的绘画创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 “书画同体”“工画者多善书”、“书画用笔同法” 后，画家们愈发有意识地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创作。黄慎草书从汉晋章草入手，进而深入钻研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对 “二王” 的行草也悉心揣摩，最终形成了独具一格、个性鲜明的草书风格。《清黄慎桃花源图卷》堪称 “妙品”，尽显书画兼善之美。其书法构图犹如绘画经营，开合有序，疏密得当，点画顿挫、开张皆恰到好处。
作品中的点画自由运行，线条勾勒飞动，构成了一幅幅宛如由点线组成的抽象画面，与山水画中以书写性线条描绘的山体景物相得益彰。黄慎将诗书修养巧妙地融入绘画创作，从而形成了其绘画独特的书写性表现特征。许齐卓在《瘿瓢山人小传》中提到：“顾山人漫不重惜其画，而常自矜其字与诗。章草怀素，张之壁间，如龙蛇飞动。” 由此可见，黄慎对自己的诗和书法作品极为看重与珍惜。
《清黄慎人物故事卷超精版》画法工细，行笔严谨，一丝不苟，堪称早期工细人物画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上官周工细人物画风格的影响。在人物画创作方面，黄慎虽以线条勾勒为主，但也注重墨色的运用，从而形成富有气韵与墨韵的形式语言。
中国绘画美学既有着写实象形的传统，也具备抒情达意的基础。黄慎对这两种绘画精神传统皆能领悟，早年掌握工细画法后，便开始向 “粗笔” 方向探索，致力于创造写意人物画和花鸟画。
黄慎的写意人物画与花鸟画风格独特，因其早年具备 “写真” 和工细的造型功底，所以他的写意作品并非毫无节度的狂写。其作品中的基本造型、人物轮廓、比例以及花卉的自然形状，都能保持真实。此外，他将草书用笔融入人物画和花鸟画中，使线条飞动，点画顿挫，让画中形象富有线条运动的节奏感，赋予画面一种灵动的生命运动和生命节律的形式与精神。
写意的美学境界，加之草书自由挥写的运笔方法，共同构成了他后期人物画和花鸟画的独特风格，实现了从 “写真” 到 “写意” 的重大转变，也奠定了他在 “扬州八怪” 以及清初绘画史上的地位。
黄慎的好友郑板桥曾以诗概括黄慎所追求的画风和艺术精神：“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崖乱树根。画到精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
黄慎巧妙地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创作，开创出具有书写性绘画的独特表现方法。
书法用笔及其书写性特征，在黄慎绘画创作中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把行草书法用笔以及题款与花鸟画灵动的枝叶描绘相结合，塑造出灵动飞扬的形象；其二，借助书法用笔的节奏以及快慢提按变化，增强人物画造型中线条的表现力与顿挫节律感，提升人物服装线条的审美表现力；其三，将山水、花鸟、人物画中的泼墨与书法狂草的样式相融合，强化绘画大写意所呈现的美感。
《清黄慎王旼序荣集绘册》中花卉造型采用如草书般的笔法，运笔迅速。黄慎以草书用笔之法或草书创作时的心境入画，有时还体现在借酒助兴，使自己进入迷狂的精神状态，然后趁着酒兴迅速作画。许齐卓在《瘿瓢山人小传》中记载，黄慎的朋友向他索画时，黄慎 “急索酒，力固不胜酒，一瓯辄醉。醉则兴发，濡发舐纸，顷刻飒飒可了数十幅。”（见《扬州八怪诗文集》，第二集，许齐卓《瘿瓢山人小传》）这表明他酒醉后作画速度极快，进入了如同 “颠张狂素” 书写狂草时的精神境界，顷刻间便能完成数十幅作品。
此时他创作激情高涨，下笔如有神助，灵感源源不断，恰似绘画创作中的 “急就章”。其精神状态达到了 “酒酣兴致，奋袖迅扫，至不自知其所以然” 的程度，实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无为而为、无法而法的创作心境。
黄慎绘画作品书写性的第三个特点，是将墨韵或泼墨与书法线条并用，营造出笔墨互映、相得益彰的审美效果。南齐谢赫在《画品》中重视 “笔” 与 “彩”，即 “骨法用笔”“随类赋彩”，色彩在晋唐人物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唐代，王维推崇 “水墨最为上”，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 “六要”—— 气、韵、思、景、笔、墨，用墨取代了谢赫绘画六法中 “随类赋彩” 的 “彩”。自此，墨成为唐宋以降文人士大夫绘画的重要语言。黄慎早年曾绘制工笔着色人物画，后来主要致力于水墨山水、人物、花鸟画的创作，因此笔墨互用成为他创作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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