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那时候还是“毛泽东时代”，我“乘着”当年“退休顶替”的“春风”，和二百多名小青年一道兴奋地跨入了“绍兴丝织厂”的大门。我早在74年2月就高中毕业了，由于家中已有哥、姐支边，年迈的父母身边只剩我独人，按照政策是“留城支工”对象，可是当时经济并不景气，支工指标迟迟不肯下达，在严格的计划经济年代，没劳动局的招工指标，任何单位都不得招工的。我一个“摇长白大”的“男子汉”只得和居委会的老大妈们混在一起，做着“义务劳动”，“孵豆芽”长达近两年之久，现终于进厂成了一名“工人阶级”了！在进厂的第一天起，老爸就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地干，争口气！
老爸退休的“绍兴丝织厂”在当时是一家大型“全民企业”，73年刚由“绍兴联合工厂”和“绍兴绸厂”合并组建而成，员工有两千多人，地处市区“府山南麓”大部分区域。我进厂后被分配到车间、班组，经指定师傅后，就按步就班地干起了“三班倒”的活儿，徐师傅待我热情而严格，倾心将技能尽心地传授给我。我也虚心讨教，尽力而为，那时的师傅待我如同自家的孩子，而我也非常尊重他。记得学徒第一年，每月工资是15元，第二年升至17元，第三年升至19元。由于我严于律己，服从分配，不计辛劳，前两年学徒工时期，年年被评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职工”，父母看到我拿回家的奖状，十分高兴！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文革的结束，全国逐步进入了正轨。大约在1977年7月份，忽然得到消息大学要“恢复高考”了，不再搞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了，我不免“心里一动”，也想“试试”，虽然我初中、高中学校里学习成绩尚可，还都担任“排长”，但我清楚：文革中学的知识肤浅，自己的“功底”比起“老三届”来，差距并非“一丁半点”，经过一个月的分析思考后，我决定“临阵磨枪”，先报个文科试试。于是我和有相同意愿的同学一道，利用倒班时差去母校绍兴二中“厚着脸皮”听课，记得在大礼堂里，常常两百多人挤得“水泄不通”，好在学校领导还允许我们这些早已毕业的“老学生”旁听，我们都是自觉立在最后面几排，站立听课的，大礼堂人多，老师提着电喇叭口不停歇地讲解，我们将要点一笔一划地记在笔记本上，生怕漏掉。高中时，没有地理课，历史课也只有世界历史粗略地上过一个学期，对于仅剩三个多月的“复习”时间，真的无可奈何！最大的困难就是搞不到一套文革前的课本或自学丛书，但自信自己的语文、数学、英语尚可，主要需补习史、地。时间飞速掠过，到了12月份，我报名领取了“报考证”，被批准参加统一考试，考场确定在市区第二医院东面春波弄里的“绍兴三初”，这“三初”在我读书时就印象深刻，那时每年全县中学的秋季运动会团体冠军奖杯的主要争夺者就是我所读的“绍兴二中”和“绍兴三初”。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为了这一天，我披星戴月地紧张学习过，连要好的“发小”组织的活动也一律婉拒了，真的等到这一天，我还是按耐不住心里紧张，车间领导也非常支持，同意以“调班”的方式参考，待考完后再视情况“还班”！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其中作文题目是“路”！这“一个字”的作文出乎意料，我根本没有朝这方面思考，只得硬着头皮，写了篇类似于“表决心”般的文章，无非是一颗红心，选对前方道路，立足本职，树立人生正确方向之类，这篇缺少文采的泛泛之谈，我也感觉不对劲，可时间仓促，不容我有过多的思绪调整…第一天下午，考数学，由于上午作文考砸了，心态上也起了波折，在紧张的考试中，我有一道因式分解没有解到位，另外一道平面几何求证没有解出，最后两道题也算错了…等我出了考场和考生互对答案时，大禁失色，对不上的答案很多，心里一下子“凉”了。第二天上午考政治，只能算“平平淡淡”，也没啥出彩。第二天下午考“史地”，试卷许多知识点我不知晓，对与错的选择题只能靠“瞎蒙”，这下午一考完，我的原“内心激情”再也没有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最后一天的加考“英语”，自己反而不紧张了，顺其自然吧，记得满是英文字的考卷中最后一题，有一段“齐人攫金”英译中。叙述在战国的都城闹市里，发生了一个瞠目结舌的怪事，一天，清晨的集市刚刚开张，金店掌柜和伙计正在擦拭金锭和招呼顾客，忽然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冲进店内，抓住两块金锭拔腿就跑，店里的伙计和顾客都惊呆了，等反应过来后，“抢金者”已跑出店外十余步。巡街的差役闻声赶来，将抢金者按倒在地，奇怪的是，这中年男子虽被制服，手中仍紧紧攥着金锭，脸上毫无惧色，反而露出满足的笑容。“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当街抢金，你可知道这是死罪？！”差役厉声喝斥，中年男子抬起头，眼神迷离地说：“我拿金子时，眼里只有金子，哪还看得到人呢？”
两天半的首考落幕了，我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工作岗位，同事们询问首考情况，我只说了句：“没考好”！就不愿再开口了。一个月后，绍兴百货大楼玻璃橱窗上贴出了大红喜报，分数上线的名单公布了！我也强打精神去看榜，约有五、六百名密密麻麻的名字，在最后几十人中，发现了我的名字，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怀疑是否会是“同名同姓”，那时通讯非常落后，也不知如何查询，过了一周后，我终于知道自己考了285分（英语不计入总分，只供录取学校参考），只比大专最低分数高出了五分。我原欲报的两所学校：1:南京工学院2:杭州大学，均应分数不够，泡汤了。又过了一周，传来了可以补录上虞师范学校的函，为此我拿不定主意，最后老爸在家中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你现在巳在城里有了正式工作，厂里离家很近，步行到厂只需五分钟。若去师范学校，将来十有八九会分配在乡下的学校。我们家没啥关系，以后想要抽调回城不知要猴年马月了？”我也知晓社会上办事的艰难，何况教书也不是我最喜欢的职业，更明白父母年岁巳老（当年老妈巳经62岁了，老爸巳68岁了），身边确需有人照顾，于是我放弃了补报的机会，仍安心在厂里上班。
天无绝人之路，一年之后的1978年秋季9月，我被厂里推荐参加“浙江省职工高等院校”的考试，这是所国家教育部备案批准的学校，并明确：经过全省毕业统考后，如合格则与普通高校同等待遇，当地人事局负责调档定级。绍兴市组建了“绍兴职工大学”，专业是我喜爱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校就在鲁迅路南侧（沈园旁），离我家鲁迅西路并不远。当时为了公平公正，厂党委决定：每一个党支部推选一名优秀职工参考，以考试分数高低决定入学学员。这算是个天大的惊喜，我把此事报告给父母后，全家一致支持我报考。当时规定带薪全脱产三年，除了无月奖外，评级调资不受影响。只有一条限制，学成后必须回原单位服务满五年，方可“跳槽”！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宜，绝不能忘恩负义！随后进行的统一考试中，我以全厂送考第一名和全市考生得分前茅的成绩被学校录取，语文考了95分，物理、化学考了85分，数学考了82分。1978年10月，我兴奋地到学校报到入学了，那年我22岁，看到全市各地的考生汇集一堂，我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也感谢一年前的“首考”給我的知识的“积累和警醒”。